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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严法师:归程 第八章 军中十年 - 一条棉被的故事

       

发布时间:2013年06月07日
来源:   作者:圣严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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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严法师:归程 第八章 军中十年 - 一条棉被的故事

 

  民国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春天,我仍在金山乡,但被配属到小基隆的步兵营,那是位于淡水与金山之间的一个小镇。直至民国四十一年(西元一九五二年)春季,在小基隆住了一年,这一年的海防生活,非常自在安适,我们一个电台,独住一所克难草房。

  那是一段最轻松最闲适的日子,没有操,也没有课,一天之中,仅向团部用无线电联络几次,其余的时间,全由自己支配。所以,那一年之中,是我军中生活的黄金岁月,利用那段日子,看了好多的文学作品,往往独自一人,捧著书,坐在靠山面海的小山岗上的树荫底下,一待就是半天;同时也利用我自己克难的书桌──其实仅是一块木板钉了四条腿,开始学习写作,第一篇由吴国权投到《战斗青年》,第一篇就录用了,并且换回了三十多元的稿费,这个鼓励是很大的。从此,我们军中的刊物,常常见到我的散文,我也接到了特约记者的聘书,每月所得的稿费,如果写得勤的话,超过了上士的薪饷,虽是军中刊物,同样也有稿费。当然,退稿的机会很多,没有稿费的也不少,可是从此我却成了军中的「作家」,凡有文艺活动,都会有我的一份通知,虽然仅是一个军的范围,我也感到光荣,并且也是受着很多人羡慕的一份光荣。

  就在那年的春天,我也收到了妙然法师的通知,邀我们上海静安寺的同学,到北投的居士林聚会一次。那次,除了在基隆港务局的吴国权(原名弥赞,现在已是三、四个孩子的爸爸了,改在邮局服务,为人很好,对我很热心)没有到,性如正在中坜害肺病,所以也缺了席,其余的,我们军中的五人:关振、田枫(性慈)、王文伯(愿殊)、何正中(明月)和我,以及自立、惟慈、妙?、了中、幻生、能果等同学,都到了,上海的师长中,有妙然法师、守成法师及圆明法师。

  那天,我们师生十多个人,聚集一堂,都有劫后余生的伤感,也有久别重逢的欢悦。妙然法师请我们吃了一顿,临走时,还给我们每人送了二十元新台币做车费,他是大大地破费了一场,也使我们深深地感激在心里。

  那天,我的感触很多:特别是见了自立与妙?等同学,他们还是上海时的老样子,所不同的,他们跟随着慈航法师,学得更多,懂得更多,也更像是年轻的法师了。至于我们军中的五个,那还像是出过家的人呢!如果不是自己宣布身分,谁也不会从我们的身上看得出来;我们,几乎已跟佛教脱节了!何时能够再度穿上僧装?丝毫没有把握;能否再回僧籍?自己也作不得主了!

  因此,在那一年之中,我为了多看几次出家人,所以常常请假外出。北投,就去了四、五次,这在海防上的士兵,是难得的事。有一次,那是秋天将尽,冬季快到的时候,慈悲的妙然法师,知道我还没有棉被,他便好心地送了我一条破得像猪油渣似的棉花絮,教我拿去重弹一弹,用它过冬,并且另外给我四十元新台币。以当时的物价,弹工以及买布做被套,四十元大概已可勉强了。说起买布做被套,我也真是愚蠢得可怜!我从北投下山,经过淡水镇,为了赶时间乘公路汽车回至小基隆,又不知道一条被单究竟要几公尺布?应该买那一种布?所以,跑进一家布店,拿出四十元,说明买布做被单,长短与质料,完全请店主作主,那个店主,看来老实,心地却是乌黑黑的。结果,他是给我剪了一段比蚊帐略微密些的粗纱布,从里面包了出来,交给我,我无暇拆开查看,便匆忙地合着布包赶车子去了。这一块布,毕竟还是做了被单,直到现在,我仍把它留着。被面布是向连部的补给上士要了几条破军裤连起来的。但是,经这一来,棉花絮弹不成了,只好拼拼凑凑,用线、用破布,勉强连成一条棉被的样子。纵然是如此的一条棉被,已是当时士兵之中的「贵族」阶级了,直到我升了军官,才把它添了一斤棉花,重新弹了一弹。结果,王文伯调去金门,金门比台湾冷,所以又将我这条新被,跟王文伯换了一条破棉絮,直用到我退役时,才把它弹成了现在的垫被。回忆当时,那种蠢法、那种苦况,现在想起来,既觉得可笑,又觉得酸痛!

  另外,我要感激一位始终爱护着我的人,那就是南亭法师。

  我在民国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年)冬天,便与南亭法师取得了联络,那时他住在台北市的善导寺,他寄给了我一些佛书,并鼓励我为国为教,多努力多学习。偶尔,他也在信中寄给我十元、二十元的新台币,说是给我买糖吃。民国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春天,我为眼睛的近视日深,在台北就医,南老人见到我的模样,与上海时已大不相同,不禁有黯然神伤之感。他给我介绍了眼科医生,并且给了我四十元新台币,送了我四罐炼乳。自此以后,南老人一直很关心我,每次去台北,他总要送我一些钱,送我几罐炼乳。在当时的士兵,能有福气吃炼乳,实在稀有难得的事,所以大家也都羡慕我有这样好的一位老师。

  由于南老人的鼓励,我对佛教的信心,也就日渐恳切起来,往往在行军途中,也能常念观音圣号,我在今天仍能对佛法有不移的信心和一点成就,南老人的鼓励是一大原因。

  我是出过家的小和尚,到任何一个单位,我都不瞒不隐,最初总是有人取笑,时间久了,反而觉得我是难得的。官长们见我看佛书,最初以为我消极,我把佛书也送他们过目一番,他们便不再批评了,甚至我一位大学毕业的排长,反而改变态度,赞叹佛教文化的精深伟大了。我的处世原则是不钻营机会,不太露锋芒,从来不出锋头,所以,我并不太受人家的注意,也没有同事讨厌我的;但我不放弃机会,也不小看自己,时时求取向上的努力,所以也能得到长官的爱护。在民国四十一、二(西元一九五二、三年)年间,我有一位姓张的副团长,几乎要认我做弟弟;有一位姓陈的中校指导员,常跟我研究文学问题。

  民国四十一年(西元一九五二年)十月,部队整编,我又被通信队的队长调到军部通信兵营,那时我们的军部,住在台北东郊的圆山忠烈祠。军队的机关越高,流动性越小,也越能适宜于用功自修。因此,那时的我,有一个妄想:希望能以军人的身分,在台北市读高中的夜间部,因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如果没有中等以上的学历和学力,到了任何场合,都会发现自己总比人家矮了一个头;一个中等教育都没有受过的人,能够做些什么而又能够学些什么呢?但是,由于实际环境的限制,那个妄想,始终是个妄想而已,所以直到我退役的时候,每每还在梦中梦见自己已经进了高中的夜间部。就是目前,如以高中毕业的试题来考我,怕还是不能及格,然而我已从其他方面的努力,补偿了这一方面的缺憾。

  民国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年)六月,我到了桃园县的杨梅镇,我已不再从事通信工作了,我在当文书上士了。像我这样的一笔歪字,也够资格当文书!所以除了向下级的行文由我抄写,上呈的公事,就不要我动手了,这也使我乐得清闲。正因为清闲了,陆军总部为了赶写教育计画,向各军军部调用文书,好的文书上士,文书官不肯放,我这个蹩脚货,就给派去出公差了。到了陆军总部,饮食比我们的部队办得好,同时,每写一张蜡纸,还有五毛钱的报酬,我倒蛮愿意多写几天的。想不到,一天下来,就被一位负责我们的上校,很客气地「请」我回原部队去休息休息了!

  但是,我在民国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年)那一年中,却对文艺写作,几乎入了迷,所以也加入了李辰冬博士主办的「中国文艺函授学校」,我是选的「小说班」。用心地研读讲义,用心地写习题,也用心地读小说和写小说。特别还着重于文艺理论的研究。那时的我,几乎也自命不凡地以小说家自居,其实,那时的台湾,文艺风气虽然很盛,作品的分量,却是轻薄得很,何况像我这个既无学问基础,又没有实际经验的毛头小伙子呢?但在当时的我,很有雄心要得小说奖哩!结果,应征了两次,没有得奖,也没有入选,直到现在,反而放弃了这一方面的努力。

  ▲同在军中的三个出家人,右起了中、作者、田枫(此人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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