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夫妻诗化著史引发学界争议

　　突破一般史家拘谨内敛的心态，以诗化体重读中国史，学者夫妻刘刚、李冬君穷数年之力推出的、充满激情与个性的散文体历史文化研究著作《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推出后，在学界激起舆论哗然。赞者称之为“智慧与诗化的中国史论”，“半世纪来个人著史之壮举”，贬者称“刻意把历史诗意化、美学化”，实在不值得提倡。这究竟是怎样的重读中国史的视角呢？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冬君认为，中国历史上，其实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国，叫做“王朝中国”，一个是贯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国，叫做“文化中国”。譬如，用王朝中国的史官文化来看，《山海经》无非是“怪力乱神”，而从文化中国的角度看，《山海经》是一部传说时代的文化中国图志，留下了初民用文明之眼看到的世界，光怪陆离，无比精彩。所以，重读历史，不能把历史放在王朝里读，要用诗性的眼光、而不是“资治”的眼光来读，否则，只能把历史读成阴谋诡计和改朝换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作了我们的榜样，他以诗化体行文，写了一篇关于唐宋词的论文，我们考虑，能不能以诗化散文体行文，写一部诗性的中国通史。”

　　“读完这本书，能让人感觉到，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非常之美，而不是像我过去读二十四史的时候，觉得中国的历史非常血腥，就像鲁迅说的，砍砍杀杀。”来新夏先生告诉读书报，《重读中国史》里许许多多的话题，都是一种美的赞歌：稷下争鸣是美的，宋代的讲学也是美的，刘刚夫妻甚至把很多人的死也写得很美，如屈原之死——“屈原从水中来，回到水中去，归真返璞，完成了人生的追求，使人不觉得悲痛”。

　　“当时汉朝跟匈奴战争，很激烈、也很惨痛，但是作者写了郑吉和日逐王，当写到日逐王归汉的时候，描绘的那片美景，简直就是一篇美的散文。盛唐，他们认为只是一个形体，而缺乏思想。宋代是一个极弱之朝代，但是在他们两个人的笔下，宋代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宋代四大书院的讲学，是中国文化能注入新血液、新内容，从而继续发展的一个关键点。”来新夏先生认为，整套书不仅运用语言非常纯熟，在文字的搭配和音调的协韵上很讲究，难能可贵的是，著者从文化个体性出发，以美的观念加以贯穿，选择重述中国历史，是一种历史书写的创新。

　　但是，对于诗化写史的“创新”，学者雷颐却认为，不值得提倡。“当然，本书有很多地方很精彩，用哲学的思辨和诗化的语言将千年中国史一气呵出，很流畅。但是，作者把历史诗意化、美学化，里面还潜藏着风险和危险。比如把战争也诗意化、浪漫化，对于年轻读者来说，这种美化是很可怕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单少杰显然也有着类似的看法：“诗化历史基本上是‘正面报道’。”他认为，历史有两面，有美，也有丑恶，“特别是宋，是最讲不清、道不明的朝代。宋朝人是最聪明的，经学、史学、文学都达到顶峰，四大发明，除了纸以外都出现在宋朝，而且最好的纸——宣纸也是宋朝的。可是宋朝是最羸弱的朝代，轮番挨揍，先是契丹人、女真人，后来党项族侧击，最后被蒙古人一脚踢翻”。

　　“用马斯洛的话说，人类的历史是说人性坏话的历史。《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特也说，我们看人类过往的时候，总是看到江河上流着血，尸体漂浮，但是我们为什么看不到更美好的东西，就是在河的两岸，有人在建筑房屋、有人在恋爱，有人在生儿育女，有人在谱写诗歌，甚至创造雕塑。”学者熊培云认为，历史上也有很多美好的东西，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记录下来，“《文化的江山》是对历史叙事的必要补充”。

　　“钱穆在《国史大纲》说，对历史应该有一些温情和敬意。刘刚、李冬君就是以温情和敬意来写历史的。作为一个国民，读这本书，我是有感激之心的。”熊培云表示。

　　“我对中国史学有这样一个判断，不知道是否正确。”历史学博士、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提出，中国的史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首先是神学史学的阶段，巫史不分，史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探索天意；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史学就进入政治史学阶段，非常典型的就是《资治通鉴》，简直就是王朝统治的政治教科书。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时代变迁，光用政治史学，已经很难概括当前史学发展的方向和主流的特征了。但是，未来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区别以往的根本特点，是“大众史学”。

　　“在这样一个历史潮流之下，反观中国的史学，有两个很明显的特征，一是还有很多传统学者在做僵化的史学；另一方面，随着传媒的巨大推力，所谓的‘萝卜史学’、‘白菜史学’、庸俗史学也在蓬勃生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说，刘刚、李冬君的这套书，比较好地坚持了中国史学穷搜深讨、精益求精的优良传统，同时能在大众史学的背景下，做了一种开拓性的工作。”邵鸿表示，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的江山》这样的书，应该是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