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儒家文化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处于一种很特殊的地位，它是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也是在日本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中被引入日本的。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属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具有深刻影响。特别是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思想产生之前，儒家思想对日本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儒家文化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一些探讨，这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及进行未来文化建设，或许会有所裨益。

一、相伴相随——中国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孔子创立儒学，把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升华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哲学。这引发了战国时期的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经过数百年的争论、实践，到中央集权封建制的确立，儒学也随之确立了自己的牢固地位。随着汉代大一统的巩固，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所谓“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以儒家为主，吸收融合其它各家思想，因而在汉武帝和董仲舒时代，儒家思想是第一次被改造与整合。东汉末年道教兴起，佛教亦由印度传入，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儒家独尊的地位受到挑战，但儒家提倡之名教仍为各朝治国之本。道教、佛教和儒家的沟通与交流，孕育出宋明理学。理学吸取佛、道哲理，深入探寻生命天道，深化了儒家义理，使儒家思想进一步哲学化。理学又称新儒学。它的出现是对儒家学说的第二次改造与整合，标志着儒家思想开始走向成熟。

与中国儒家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相应，日本开始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公元三世纪，接受儒家思想之前，日本存在着上百个小国，政治、经济皆处于国家的初创阶段，尚无文字，信奉万物有灵、崇神敬祖的神道。“及孔教传入，因能适合于日本国体与民俗，故日人之祖先，取之而为国教。”^①这是日本接受儒家文化的开始。之后，自应神天皇至推古天皇的三百年间，以《论语》、《春秋》等儒学典籍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通过朝鲜半岛，开始从中国大陆逐渐传到日本。从七世纪开始，中日两国互派使者，打开了两国文化交流的直接通道。到七世纪日本大化革新，利用儒学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并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建立官僚制度，确立了以儒学为基调的律令政治，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日本较全面接受儒家思想，儒学在日本由初传进入实际应用的阶段。

十三世纪，中国宋学开始传入日本，以义理为主的新儒学逐步取代以明经训诂为主的旧儒学，成为日本儒学发展的主流。到了十四、十五世纪，日本兴起了讲习宋学的热潮。经过日本学者的努力，逐渐形成了日本的宋学学派，自1603年德川幕府的建立，直到明治维新前，是日本儒学发展的全盛时期。而其中形成最早、最为勃兴的宋学学派，是朱子学派。

综观以上儒学在日本传播、发展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相伴相随的。并且，日本化了的儒学，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于日本民族和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这种影响作用不可避免地延续到日本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直至明治维新，日本政府开始接受与儒家文化特点相异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时起，儒家文化便注定开始了与以往任何历史阶段所不同的特殊地位，并开始发挥其在日本近代历史中更加独特的作用。

二、“和魂洋才”——儒家精神在日本民族精神中的地位

历史上，日本的近代化是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开始的。考察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引进西方文化、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时，一直贯穿的都是“和魂洋才”的思想主张。而这，正是日本民族在迈向近代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被西洋文化所同化的根本所在。

“和魂”即是日本大和民族精神。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和魂洋才”的思想主张，是与历史上在接受儒家文化时之“和魂汉才”的思想主张一脉相承的。它反映了日本民族一贯坚定不移的民族独立及其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日本民族一向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十分珍视和自豪，以为独特精深，总是以我为本、以我为主。应该说，日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总在不断接受中国儒家思想及文化，却也一直是将儒学不断地日本化，主要是将儒学与日本的神道相结合。而儒学，也就是在其日本化的过程中，与日本特有的传统神道思想融为一体，凝聚而为日本的民族精神之主体，即和魂。例如，儒学的“三纲五常”之要义，所提出的一个明确而深刻的观念，便是无论何时何地，处理国或家中的各种关系，都必须保持一个“纲”，即所谓权威。这种观念，深入到日本的民族传统之中，更成为日本在其民族发展的各个阶段，能有效促进其民族团结、社会力量始终凝聚一致而对外的现实手段和思想武器。而儒家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之精神，与日本神道相结合，亦成为日本武士道的根基。至此，中国的儒家思想作为日本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融入了日本文化的血液，影响并塑造了日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性格。正象一个人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个人命运一样，兼有儒家精神的大和民族的精神与性格也决定了它在近代历史上，在面对外来侵略、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能够保持其民族的独立性，并成功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以促进民族自身的发展。事实上，也正是通过爱国武士和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熏陶的官僚阶层进行的明治维新，日本成功地适应了近代历史的挑战，并由此完成了它的近代化。这正如韩国学者黄兼泰在对中日韩三国儒学比较时所提到的，“1853年，当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浦贺港时，日本的儒家文化并未阻碍这个国家有效地处理政治危机。相反，爱国志士的现代化行动中的精神支柱和思想依据都是由日本的儒家学说和理论提供的。”^②如果说日本封建社会历史上曾经进行的“和魂汉才”是以传统神道思想为其民族的“和魂”而进行的一次儒学与神道的成功文化交流，那么，日本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和魂洋才”，则是以儒学与神道相融合了的思想为其民族的“和魂”而进行的又一次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而这，正是日本能够成功地迎接近代化挑战的基础。

三、儒学实用——为迎接“洋学”的思想准备

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改革，它涉及从根本上重建社会制度、重组社会价值体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满足近代化的需要。而为这一场全面改革做理论思想准备的，首先便是文化内容的变迁。日本文化变迁史上的“洋学时代”，正是西方列强四处拓展它们的势力，日本在外来压力下被迫开国，并以全方位地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为标志，不断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一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纵观世界近现代史，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迈向现代化时，外来文化的刺激，以及外来压力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则是日本传统文化具有承接外来文化的刺激及压力，并能够以此为基础建设新文化的内在能力。这种内在能力的培养，在当时之日本，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日本的儒家学派，即宋学学派，特别是朱子学。“迎来洋学的思想准备，首先内在于做为官学充当德川幕藩制守护神的朱子学。”^③

在日本朱子学的“官学”地位确立以前，佛教的非世俗信仰主义一直占据着日本思想界的主流地位，日本合理主义的思维很不发达。但是在强调“致知格物”、“即物穷理”的朱子学被德川幕府奉为“官学”之后，这种状况有了明显改观，可以这样认为，朱子学合理主义思想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为日本奠定了接受近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基础。同时，朱子学“万物之理须你逐一去看、理会过方可”的实证主义以及经验论的倾向，也为洋学的勃兴做好了准备。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与压力，儒学在中国本土上却没有能做好迎接洋学、亦即迎接近代西方文化的思想准备呢？原因就在于日本对中国儒学的改造，尤其是幕府时期对朱子学所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利用和改造。

在中国，宋明理学是包括了宗教、本体论、宇宙论、伦理学、逻辑学、艺术、心理学、自然科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可谓是无所不包的高度哲学化的完整的文化体系。而宋明理学被引入日本时，既没有综合文化体系的那种哲学背景，也没有正统文化传统的那种感情色彩。日本儒家学者把宋明理学看作是有用知识和实用教义的结合，他们可以按照日本社会的现实需要加以取舍和解释。本来，宋明理学被幕府统治者引入日本大力推广并奉为“官学”，其现实目的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这一政治需要。而客观上它所起到的开启民智、为后来“洋学”时代到来做思想准备的作用，却是始料未及的。

直到今天，日本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仍然把现实主义或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作为中国哲学的首要的特点来看待。^④事实上，与其说宋明理学被日本儒家学者看作是现实而实用的，不如说是具有实用倾向的日本学者为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对儒学进行了实用性的处理。正是通过这一处理过程，作为高度完整的、哲学抽象化的文化体系之中国儒学，其本质和特性被改造移植到日本儒学，使其成为知识启蒙方面的实用工具。故此，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认为，日本化的儒学为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之开始——“洋学时代”的到来做好了思想准备，并为后来东西方文化更深层次的成功交流奠定了文化基础。儒学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因其特有的地位发挥了在其产生的本土上没能发挥的作用。

四、古为今用——儒家文化在日本近、现代化过程中的继承与发扬

与中国近代“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不同，日本在其近代化过程中，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在于建设一种与传统文化可以相接相续的近代文明的体系，而不是将目的放在彻底砸碎旧有的文化体系，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提出所谓的“打倒孔家店”，即打倒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并简单地认为用西方文化来代替中国传统文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⑤这种非此即彼观念导致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不分良莠地砸碎、抛弃；另一方面则造成食洋不化。其结果必定是文化发展过程的断裂：原有的传统文化丧失了，外来的西洋文化却也无以立足。

日本在近代文化建设中可以说较为有效地避免了这种倾向与后果。这首先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中可以看出，作为日本近代思想的发端，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具有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以西周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们，极力主张建立一种东西方哲学思想溶合的理论体系。他们一方面高举西方文化中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另一方面为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继承了诸多传统儒学中被认为有价值的观点、学说，作为自己建构思想体系的基础。这样，在他们接受、学习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之时，形成的是与之有所不同的、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例如，在伦理道德方面，都承认人的物质欲望和需要，但却不主张象西方社会那样，把个人利益视为道德行为的基础和目的。相反，主张个人利益的目的与归宿在于社会公益，这显然与儒家在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俗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的前提下，最终强调和提倡“天下为公”之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再如，在政治思想方面，都主张“天赋人权”理论，但却不主张实现西式的民主共和制，而主张民权服从国权，强调儒学一贯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留‘忠君报国’之思想”。如果说对儒家忠孝观念的保留、继承，使得日本民族有效地保留了集团主义和对权威的服从，从而为日本近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力量。那么，与此同时，也是对儒家崇尚社会整体的整合，即“仁”的观念引导人们重视社会规范、“和”的观念促使人们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协调等这样的传统思想之继承，使得日本近代化过程中，避免了东西方文化体系碰撞时人的原有价值观念体系崩溃、民族成员心灵分裂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社会变革、转型期的剧烈动荡。

不仅如此，日本在其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管理中，还实用性地高度发扬了儒家学说的一些方法和主张。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管理之父”涉泽荣一，就在日本各地遍设“论语讲习所”，创导以“论语主义”指导管理，把儒家思想方法应用于近代的资本主义生产管理之中，近来年，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构筑了“日本式经营”的学说，其中列举的许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文化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儒学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些人甚至通俗形象地将它解释为“论语加算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处于一种很特殊的地位，它是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也是在日本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中被引入日本的。但是，儒家文化却不仅仅是被作为封建文化而只在日本的封建时代发挥其深刻的影响作用。历史表明，儒家文化的继承发扬，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有其独特的历史作用。它影响并塑造了日本民族的性格，客观上为日本迎接近代西方文明做好了思想准备，并进而现实而有效地帮助日本民族迎接了近代化的挑战。这种客观上的积极作用，其表现在今日之日本的现代化建设中仍可看到。

当然，我们绝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儒家文化具有促进日本近代化的完全积极的意义，更不能因此认为儒家文化是与近、现代西方文化体系是完全一致和相通的。我们只能把儒家文化作为日本传统文化历史形成过程中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考察其在传统文化体系之中对日本近代化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我们思考的启发。这便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传统国家，在迎接现代化的挑战之时，应该确立这样的态度：其一，保持其传统文化的独立性。学习外来文化必须保持其民族的民族精神，即民族的“魂”。其二，以现实而合理的态度取舍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明相呼应或相排斥的成分，以保持文化建设的连续性、持续发展性。对传统文化，批判显然不是最后的目的，相反，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建设。其三，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挖掘和利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资源，并发扬其适合本民族的特色优势，以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这，才是我们论述之目的所在。

【注释】：

①[日]儿岛献吉郎：《诸子百家考》，陈清泉译，商务出版社1933年版，第68页。

②[韩]黄兼泰：《儒学与现代化——中日韩三国儒学比较》，刘李胜、李民、孙尚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③[日]高桥磌一：《洋学论》，新日本出版社1972年版，第49页。

④[日]冈田武彦：《中国哲学的课题及其意义》，见《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⑤陈独秀：《答佩剑青年》，《新青年》第3卷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