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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发布时间:2010年02月17日
来源:《今日中国》(2010年 第一期)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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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教授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蒋高明教授认为“吃饭是大事儿”,粮食生产和食物安全是他研究的课题之一。他在老家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村带领村民建立了弘毅生态农场。在农场里,村民养牛、养鱼甚至养蝗虫,在40亩土地上尽力恢复一条完整的生态链,以做到从现有的生产方式逐渐转变为生态、无污染的生产方式。

蒋高明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趟他亲自创办的农场,他自称这里的研究已成了他的主业。他希望今年把农场的规模扩大到100亩,让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并在合适的时机在其它地方推广。

农民的积极性关系粮食安全

今日中国: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18亿亩地养活13多亿人口的奇迹?

蒋高明:1982-1991年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吃饭问题。

说到其中的原因,一是靠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土地包产到户的政策,带来了粮食产量的飞跃。这一政策促进了土地与农民的结合,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突破了4000亿公斤,比1978年高出1000亿公斤。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世界粮农组织大会上,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二是科技的力量。良种、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对粮食增产功不可没。当然,化肥的使用也贡献了一部分力量。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看到,大部分化肥是可以用有机肥替代的。目前,政府把大量资金补贴到了化肥上,与其如此,不如直接补贴到牲畜的养殖和有机肥上。现在一些大型养殖场的粪便根本没有得到处理,不仅污染了环境,也没有作为肥料利用到粮田里。政府在这里边应该有所作为。

三是人的因素。中国的农民几乎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因此我认为中国和印度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至今都是最先进的。政策的因素最终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但具体操作上还有亿万农民的辛勤劳动,才实现了产量上的大跨越。

最后是气候变化。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气候变暖应该说也贡献了一部分粮食产量,但是反过来,气候变化将来对于粮食生产又会产生威胁,比如说气候变暖对于虫害的控制就增加了难度。因此,气候变化对产量提高的作用还难以达成一致认识。

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耕地的面积的保障加上种地的人的因素。因此,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人勤地产。

今日中国:目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跟几十年前相比,有变化吗?

蒋高明:变化非常明显。现在的老百姓不愿意伺候土地了,根本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太大。

政府不能强迫农民在家种地,这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我大体测算了一下,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上世纪70年代末扩大了44倍。这就是说,当年农民可以靠种粮养家糊口,现在却基本不可能了,因为粮食价格升高了不到5倍!目前,基本上是老、幼、病、残、孕在家种地,年轻的中坚力量都到城里打工了。如果外出打工,一个月的收入至少等于种地半年的收入。此外,年轻的一代在种地的技术上也逊色于他们的长辈,不但会影响粮食的产量,还会影响粮食的质量。

现在一个不好的现象是,农民与土地逐渐开始分离,这跟让农民与土地结合的政策背道而驰。如果我们也像美国一样,由少数大农场主负责农业的生产,假如我们13亿人中有12亿人在求1亿人吃饭,到时候种地的人不会管是不是有人挨饿的,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

今日中国: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农民留在土地上呢?

蒋高明:必须把农业作为一种职业,把农民留在地上,培养技术型农民。但是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过政策扶持,让农民在土地上能赚到钱,使得他种地的收入跟在城里打工的收入相近,甚至高于在城里的收入。

目前,我们的粮食安全还面临着来自美国等境外粮食进口的压力。拿美国的大豆为例,进口到中国市场上的美国大豆八九毛一斤,但我们自己的大豆生产出来就要1.5元。如果我们都买美国便宜的大豆会怎样呢?结果是,一旦我们依赖他们的大豆,中国没有大豆可供应,那价格就不会这么便宜了,我们就会非常被动。至于价格,那得看人家的脸色。

今日中国:从去年底开始实行的土地流转政策对粮食生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蒋高明:我对土地流转政策持保守态度。目前我们做生态农业的实验,初衷是把粮食安全考虑在内的;但是如果换成一个企业家拿到了地,他会想,我为什么要种粮食呢?如果生产蔬菜赚钱,他就很可能上大棚种蔬菜去了,而反季节蔬菜大棚造成的环境污染是非常严重的。

农民跟土地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即便他外出打工,他在农村老家还是有几亩土地,每到农忙,很多人都回来播种、收获。如果农民一旦地都把土地流转给别人承包,他们将来回到哪儿?

要保证粮食安全问题,现在的种粮土地面积肯定不能再减少,一定要保住;此外,土地的性质不能变,还是要有一定的政策来鼓励农民以种地为主。

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无以为继

今日中国:为什么您认为目前的耕作方式无法在未来保障粮食安全?

蒋高明:人类在新技术的带动下,对动植物是非常粗暴的。由于有了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杀虫剂等新式“武器”,农民越来越懒,地越来越“瘦”。在短短30年间,中国的农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暴露出很多的问题,如食品质量安全、动物生长周期变短等,进而加剧农村环境污染、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导致草原退化等环境问题。

多年来,中国粮食的单产产量增长其实不是特别大。在我的老家,1978年的时候,小麦的亩产就达到过1000斤,但到现在亩产却在800斤上下。原因一是上述提到的农民的积极性问题,再者就是农药、化肥等对产量的贡献已经越来越低,甚至起相反的作用。中国生产的化肥是过剩的,每年有六七成的化肥都白白扔到地里了,不但浪费钱财,还严重污染了环境。

如果按照美国和欧洲的路子走下去,中国人吃饭是绝对有问题的。虽然政府部门已经看到了粮食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但大部分人还是相信金钱万能论,寄希望于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粮食。那时候的问题是,不是生产出的粮食不够吃,而是大的跨国公司垄断粮食不卖,这是最麻烦的。实际上,粮食跟石油一样,是稀缺资源。一旦中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中国受制于人的时刻也就到了。

今日中国:政府的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积极性以及促进粮食生产作用显著吗?有无改进的余地?

蒋高明:美国只剩600万人从事农业生产,是靠机械化和政府的大量补贴来实现的。中国缺少这种高额的补贴。现在政府补贴的金额很少,每亩地几十块钱,还不见得能到农民手里。说实话,政府即便一亩地给农民补贴几百元甚至1000块钱,农民都看不上眼。既然进城打工不到一个月就能赚到1000块钱,你一年才给我这么多,我何苦在农村待着?所以这是对中国农业非常大的挑战。

目前,政府的很多补贴资金都给了化肥、农药、农膜生产企业以及种子公司等。实际上应该倒过来,只要农民勤勤恳恳在家种地,养了猪、养了牛,能够产生有机肥,那么政府就应该给予补贴。

中国在几年前已经取消了公粮制,我认为这些操之过急。农民没有压力了,反而成了一盘散沙。我有个思路,应该让农民继续交公粮,但国家要高价来收购这些公粮,比如说是市场价的两倍,通过这种方式把补贴直接送给农民。比如说,每亩地要上交200斤小麦,如果农民不种地,他就要去买200斤小麦上交,他们肯定舍不得买,因此这就使得农民不得不自己种地。此外,由于农药、化肥的补贴已经没有了,这些农用物资肯定会涨价,老百姓用不起就不用了,干脆直接用自家的有机肥。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因此,只有通过政府行为,在销售价格上给予补贴,才能实实在在地给农民带来实惠。恢复公粮制,一方面可以充实储备粮;另一方面直接惠及农民。这才是真正的补贴途径。

向生态农业逐步过渡

今日中国:循环农业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解决粮食供给的问题?

蒋高明:提高粮食产量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某些作物的单产量,像袁隆平院士所做的那样,千方百计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同样面积的土地就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还有一种办法是推进‘大粮食’计划。我的老师侯学煜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关注农业,他提出“大粮食”的概念,一切能作为食品的应该都算作粮食。比如说,农业废弃物秸秆就可以转化为肉、奶等粮食。

我认为,单一的农业没有希望,必须是动物、植物、微生物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生态农业。“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我们祖先的智慧,从现在看仍然是非常高明的。

按照我们的前期试验,全国一共有7亿吨秸秆,如果充分利用起来(喂牛),相当于得到1亿吨的活牛重,以54%的出肉率计算,等于5400万吨纯牛肉,或2.7亿吨粮食(1斤肉等于5斤粮的营养和热量),扣除育肥过程中消耗的1亿吨粮,净增加粮食1.7亿吨。

这里还没有考虑60亿亩草原空间恢复生产力带来的粮食节约。我们做过“极端”的试验,如果草原自由散养柴鸡,即使没有任何饲料补充,1亩草原上的草籽、草叶、昆虫等也能够满足至少1只鸡生存,且对草原基本没有破坏。这笔账算下来,全国还可以增加31.5亿公斤纯有机鸡肉,相当于0.158亿吨粮食。

上述两项之和就有1.858亿吨,等于全国粮食在现有基础上增加37%。没有任何一项常规农业技术技术能够达到如此高的增产效果。有了这些增加的“大粮食”,中国人不仅能够吃饱,还能够吃好。

因此,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必须得回到循环性的生态农业上来。这样的农业方式应该是有动物和植物共同参与的,虫害的防治由物理的和生物的方式解决,少用或不用化学的方法解决,动物的粪便成为种粮的有机肥料,建立完整的农业循环系统。

今日中国:您在山东运作的生态农场,能够带来哪些启发?

蒋高明:我们在山东平邑的生态农场,从2007年正式开始运作。短短三年时间,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扣除5个农民工资(共5万元/年)外,目前这40亩地里产出的“钞票”已为老百姓同样土地面积的2倍。今年会考虑再加入100亩,带动更多的农民来致富,让外出的农民不再进城打工,而是在家好好种粮食。村里的养牛户已经达到了十四五户,养牛130多头。收获的秸秆用来喂牛,牛粪用来造有机肥;虫害完全可以用诱虫灯来解决,锄下来的杂草可以用来养鱼、养鸡等。化肥的用量逐渐减少,一户养牛农民化肥用量仅为原来的1/4。大量有机肥还田,地力正逐步得到恢复。

我们的大思路是用“减法”来搞农业,能不用的东西都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杀虫剂、农膜和添加剂这六样东西是目前农业不能脱离的,它们把农业搞复杂了。袁隆平的水稻育种技术能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在他的基础上,不但能吃饱,还能吃好。

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是要靠市场来驱动的,让农民尝到种地的甜头,这是最终出路。当然这其中还需要有人来组织、管理,来做好市场销售方面的事情。农民生产出来有机产品,需要能销售出去。下一步,我们也要考虑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吸收会员来实现有机农产品与市场的对接。

我们的努力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平邑县决定拨出700万元经费,支持水、电、路的建设,以蒋家庄村为主,辐射周围几个村子。

今日中国:跟欧美很多国家相比,中国发展有机农业的难点在哪里?

蒋高明:有机农业是全世界农业的出路,包括在欧洲和美国。中国有六七亿人在从事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优势。

虽然目前农村没有人才优势、交通不如城市方便,但如果国家下决心搞,肯定可以搞成。以前在大西北搞原子弹,还不是把人才都吸引过去了?在生态农业的问题上,还是得需要国家投资。此外,现在吸引人才去农村并没有那么难。比如我在山东的农场,很多我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都下去了,包括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都跟农民在一起劳动。

目前,农民用有机的方式生产出粮食,还需要城市的帮助,需要城里人来购买。只有消费和生产的环节实现了有效对接,才能够产生效益。

通过我们的实验,从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生态生产方式,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来恢复地力、建立完整的生态循环。但政府可能接受不了这么长时间,因为在短期内粮食的产量可能会下降。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今日中国:中国的有机食品行业会在大城市先发展壮大吗?

蒋高明:大城市的消费水平相对高,另外人们的意识会比较超前。比如说,有机农业在欧洲就发展得相对较快,中国的大城市也应该可以优先实现对有机食品的消费。

此外,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我们的农民勤劳,应该把一部分农民从城市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释放出来,回到村里来从事农业生产,而不是在城里造服装。如果他们都从事有机食品的生产并出口,这将会是多大的一个产业!但必须要做“真”的有机食品,然后才能考虑做大、做强。

虽然说有机农业是未来实现粮食安全的唯一出路,但我们也不能一刀切地立马全部上马生态农业,应该是一步一步来,让一部分人先吃起来。在生产上,要有一部分村子先做起来,像当年的小岗村一样,让政府看到效益,然后才能在全国推广。

当然,推广的确很难,我们要做的是拿出权威的数据,然后靠农牧民和消费者的集体行动来实现,在这方面政府要有所作为。北京延庆县、山东淄博市、内蒙古准格尔旗等许多地方政府已经看到这个苗头,加大力度发展有机农业,这是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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