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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无不可”——孔子的人生智慧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29日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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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论语·微子》中论及历史名人的时候说:“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论,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当时博得好评的几位历史名人有自己的看法,并自述心迹强调:他本人并非拘泥上述人物的格式做法,奉行“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表面上看来,孔子的态度与时人不同,实则体现了人生的大智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关于智慧的含义,是一个难于理清的问题。在此文中,智慧主要是从思考和践行的角度而言,这与梵文的般若并不相同。在梵文中,般若有更博大的精义,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之所以将智慧限制在思考与践行的角度来讨论,是因为我们芸芸众生,总是要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思考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特征,社会实践是我们能够生存的基本前提。从比较的角度看,智慧和知识自然不是一回事情。有知识的人未必有智慧,而有智慧的人却要有一定的知识为基础。智慧在一定程度上颇有类似“禅”韵的味道,其中的空灵似乎也很难用明白的语言表达。

在这里,如果勉强界定智慧的含义,那就是:智慧是人的一种内在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包括智慧的思考——恰当的判断力、理解力,也包括智慧的践行——在此基础上采取恰当的行为,从而达到理想的效果。毫无疑问,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就是智慧的人。还必须指出,在这种智慧的内涵中,应该包含人类的道德认知和判断。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智慧的人,首先要在道德判断上清晰什么事情必须作,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并在此基础上,能够在技术的层面清晰怎么去做才是最恰当的方式。世界是极其的复杂,我们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会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如何在具体事情上作到正确判断、准确理解和恰当行为,当然很需要智慧。

由此可见,智慧是“活”的东西,而知识是“死”的东西,智慧是对不同时空、不同事情的恰当判断;知识只是对特定场景与事物的描述和概括,知识离开了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也就不能称其为正确的知识。当然,历史上并不乏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亦步亦趋之人。孔子则不然,“无可无不可”集中体现了孔子的人生智慧。

必须指出,孔子非常强调人类在思考和践行时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这实际上是孔子的人生智慧的重要内容,与西方马基雅维利所宣扬的“只看目的、不问手段”的“君王成功学”不同。中国儒家提倡“仁”、“义”就体现了对人类行为的道德尺度的重视。如果背弃“仁”“义”,一个人即便是很“成功”,却不能逃脱社会的否定和道德的责难;反之,对于该做的事情,即便是情势所迫,力不从心,也务必“铁肩担道义”。对此,孔子态度鲜明:“不义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治长》)“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论语·泰伯》)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对不符合道义的事情,无论多大的诱惑,都不要去做;而符合道义的事情,尽管有困难,也必须担当,这才是孔子所赞许的行为。这里的“道义”,实际上是指对民族和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担当,历来是志士仁人的自觉追求。

通过解读《论语》,会发现: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智慧贯穿于他的言行之中。比如关于对于“仁”的理解。众所周知,孔子很强调“仁”的思想。在《论语》中,多处谈到“仁”。但究竟什么是“仁”?孔子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回答,孔子也没有给出一个固定的答案。

比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等等诸如此类的对话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如果用形式逻辑来分析孔子的“仁”的定义,这种缺少确定性含义的“仁”似乎太不可思议。但如果从智慧的角度分析,这恰恰是孔子的伟大和高明。孔子之所以针对不同学生在不同的场合提问什么是“仁”有不同的回答,一方面有因材施教的用意,另一方面也和孔子对“仁”的理解有关。在孔子看来,“仁”是一个完美的道德标准,任何一个具体的规定都不能完整表达“仁”的全部含义。这类似于《道德经》所称之的“大象无形”。在这里的“仁”亦颇像柏拉图的“理念”,人们的行为只能是在部分上做到“仁”的要求,正因为“仁”是所有完美道德的总和,所以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完整的表达“仁”的含义。

因此,每一个学生在询问“仁”的含义时候,孔子总是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作出因人制宜、因时、因地制宜的答复。

在教育学生问题上,“因材施教”已经成了孔子贡献给人类教育事业的伟大思想,这其中很能体现“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智慧。在《论语·先进》中,子路问孔子:“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在这里,针对同一个问题,孔子却对急躁的子路与优柔的冉有对症下药,在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中,上述言论是孔子因材施教思想的有力证明。而这种教育思想恰恰是孔子的人生智慧的一种体现。学生个性不同,教育方式、方法、内容,自然不应该相同,任何僵化的教育都是背离千差万别的人的个性,很难收到良好效果。反观今天的教育,孔子的教育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这种人生智慧在教育问题上的内要求,是在对不同的人、人的不同成长阶段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比如,对于人的成长,孔子认为:“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对于他的不同学生,他评价道:“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论语·公冶长》)“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等等。(《论语·先进》)孔子根据其对学生的具体了解,做出了不同的指导:“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论语·公冶长》)惟其如此,孔子不愧于伟大教育家的称号。

孔子对待从政的态度,同样体现了“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智慧。尽管他主张“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但他同时认为一个人并非一定要做官或者是一定不做官。当政治环境允许他实现治国理想的时候,孔子会积极主动争取机会;当政治环境不允许其实现政治理想的时候,孔子决不同流合污。在《论语·泰伯》中,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在鲁国的时候,孔子曾经做到“大司寇”,治理国家的效果也是有目共睹,所以才招来了齐国的嫉恨和担忧,《韩非子·内储下》云:“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齐国于是使用“美人计”迷惑鲁国的当政者,当时孔子已经无法在鲁国发挥影响,决然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尽管眷恋,但还是“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孟子·万章下》)在周游列国期间,尽管孔子自信:“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道义的操守而委屈于现实政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无可无不可”的精义在于要人们善于根据不同的主客观环境与不同对象,努力做到圆融的处理,从而达到理想的效果。对于此,孔子是很自觉的,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明确指出:“君子之於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於比。”因此,我们在今天学习《论语》,应该做到深刻领会其中所体现的智慧。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们也不难理解孔子为什么对柳下惠等人做出“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的结论。柳下惠曾有“坐怀不乱”的典故,这自然称得上道德的楷模。

但如何看待“坐怀不乱”的问题,则是一个关乎智慧的事情。比如:在苏轼的《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一诗中描述了这样一种场景:“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搀天长。客舟何处来?棹歌中流声抑扬。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船低昂。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这里的贾客面对的是一个坚贞有气节的女孩,孤傲且有操守,而不是那种因为有几个钱就可以轻慢的人,如果这个时候肆意的“乱为”,难免自取其辱,咎由自取。尽管贾客蠢蠢欲动,也最好知难而退,免得局面不好收拾。但也有另外的场景,又比如在南唐后主李虞的词《菩萨蛮》中,描述了这样一场约会:“花明月暗飞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叫郎恣意怜。”面对此情此景,如果一定恪守“坐怀不乱”,未必合乎情理。此情此景,不妨“春风雨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样说并非轻薄,《中庸》也曾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相反,对那些缺少圆融智慧而拘泥于具体教条的人,孔子称为“小人”。在《论语·子路》中,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孔子称呼“言必信、行必果”为小人行为,似乎与我们惯常肯定的“言行一致”相悖,倒是孟子得到了孔子的“真传”,深谙孔子的真意。在《孟子·离娄下》中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通过孟子的解释,我们可以理解孔子显然不是赞扬那些口是心非的小人,但对那些不能真正领会“仁”“义”的真意、不能根据不同的主客观环境加以权变的人,在孔子的眼里也是属于“小人”的之列。真正的君子,就像孟子所言,要依据“义”的要求,有的时候要“言行一致”,而有的时候却要恰当的变通,是否变通的尺度就是看是否符合“义”的内在要求。

如果对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智慧做一总结,大致包括了以下内容:其一,总的要求上,即是“无可无不可”。这要求我们在思考与践行问题上,应该做到对症下药,不可教条、拘泥。其二,在道德判断层面,此智慧首先要人们明确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必须做。其三,在目标层面,此智慧追求的目标是实现“中庸”。尽管对于中庸的内涵有较大的争议,但有一种含义得到了大家共识,即追求真理或者做事情都能做到恰到好处。在《论语·先进》中,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逾与?”子曰:“过犹不及。”“过”与“不及”都不是中庸的境界,中庸应该是恰到好处。

基于中庸的要求,孔子主张“中和”,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孔子反对偏激:“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徒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只以异。’”(《论语·颜渊》)其四,在方法层面,此智慧所要求的方法是不带先入为主的判断,基于事实,实事求是。“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为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因为,真正践行“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智慧的前提,就是对于特定的主客观环境有一个仔细的考察和准确的把握。而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就是防止因“自我”的“成见”而影响准确的判断,所以孔子主张无论是实践还是思考,都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陆像山曾经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象山全集》卷三十二)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智慧,在很多哲人那里都有所体现。释迦牟尼在说法的时候,根据不同根器的人和不同因缘,使其觉悟的方法也并不相同。中国禅宗历史上“顿悟”与“渐修”的争议,其实也是“悟道”的方式的差别。一个人的内在素养不同,“悟道”的方式自然不同。

庄子也有类似的觉悟。在《庄子·山木》中,记载了这样的一则故事: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现实给庄子上了生动一课:做人无论是坚持“有用”还是“无用”,都是一个具体的结论,当脱离了其适用的具体环境之后,结论自然也不再是“真理”。唯有根据不同的环境,做出不同的判断,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才是真正的智慧。《孙子兵法·虚实篇》也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面对异常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如果我们能够领会孔子的人生智慧的精义,在思考和践行中能达到“中庸”的要求——恰到好处,那真是理想的效果。所以孔子才感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尽管这是很高的要求,却值得我们用心学习。

原文出处

编辑:暮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