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后的华宝藏
解放前后的华宝藏
才仁加(作者系青海省海北州政协常委)
解放前,华宝藏先生是青海省海北刚察地区的千户。曾先后被马步芳任命为“环海八族”达盟总千户和“青海骑兵旅旅长”;1947年被选派为国民党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8年又被推荐为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解放后,华宝藏先生积极拥护共产党,靠拢人民政府,1950年被省人民政府任命为省工业厅副厅长;1953年被选为海北藏族自治区副主席;1956年自治区改为自治州以后,被选为副州长;接着又被任命为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8年因叛乱嫌疑被捕审查,病故于狱中,终年57岁。1980年12月6日党和政府为华宝藏先生平反昭雪,恢复了政治名誉。
刚察部落的由来
早在清代以前,刚察藏族部落原居住在黄河南贵德的达日尕云地区。清雍正元年(1723年)贵德地区的刚察部落与环海一带的蒙古族发生了重大的械斗事件,当时蒙古族杀死了刚察部落的业旦木等12名部落头人,从而造成了民族之间的严重隔阂。后来由于罗卜藏丹津事件,清廷派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奋威将军,来青海采取“抚藏剿蒙”政策,对环海地区的蒙古族大肆清剿和屠杀,致使蒙古族人口大减。事件平息后,年羹尧即对藏族部落头人封以土司、土司检和千户、百户等职衔,以加强该地区的统治。此时刚察部落即向年羹尧告发了上述12人命案,遂由清廷委任的“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达鼐受理查处。结果,将刚察地区蒙古族属地划归刚察藏族部落永久居住,将该地少数蒙古族移往默勒河沿岸。12人命案结束后,原居住在贵德达日尕云的刚察部落绝大部分迁到青海湖北部刚察地区居住。同时还迁来刚察、汪什代海、千卜录、都秀、拉安、完秀、曲加羊、公哇塔尔等8个环海藏族部落,即称谓“环海八族”。
解放前,华宝藏在刚察地区所辖大小部落共19个,8800多人。地区界限为:东至哈尔盖若木为止,与海晏的达如玉接壤;西至吉尔孟为止,与天峻县毗连;南至沿青海湖边布哈河为界;北至祁连的默勒河、野牛沟的边缘相连,直到淘勒川为止。可见,刚察地区幅员较大,自然条件也较好。该部落除总千户、副千户、总百户外,有大小百户20个,即:果洛仓百户桑斗厚,还仓秀麻百户羊杰加,年欧厚角科日百户羊什加布,秀欧日百户官却乎,刚察贡麻百户尖木参,年欧厚稍麻百户加美,还仓贡麻百户昂巴,牙雪麻百户朝加太,盘保百户朋合洛,商木多百户却会,牙贡玛百户完德加,牙雪百户奏厚勒,贡果麻百户伍洛,由厚毛百户华日旦,扎查百户加木巴,索合扎百户拉日格,日芒百户却乎巴,切查百户淘巴,宁下百户东智布,另有刚察大寺塔哇百户却乎斗布。这些百户,在总千户华宝藏的统辖下,办理本部落的大小事宜。
华宝藏被任命为总千户的经过
清雍正3年(1724年),清廷设“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达鼐常驻西宁。当时刚察的宗教上层人士喇嘛 拉布审时度势,弃教还俗,并经过达鼐允准当了千户后,和另一位千户业布腾同心合作,共同掌管刚察部落的全部事务。
刚察千户的曾祖父喇嘛拉布旦、其子角巴和孙子吉厚加三代,由于家境贫穷,生活艰难,经常给别人干零活以维持生活。特别是在吉厚加主管家务时,由于生活所迫和基于对宗教的虔诚,将8岁的长子华宝藏送到兴海县业贡巴寺院当“完德”(小僧侣)学经,至17岁时,华宝藏的曾祖父喇嘛拉布旦去世,当时果洛佐合庆寺院的活佛认定,华宝藏为其曾祖父所转生。从此,青海广大牧区蒙藏民群众都称华宝藏为“刚察苟洛”。并经部落头人商定,喇嘛拉布旦的千户遗职,当由华宝藏继任。
华宝藏任千户后,深感年纪轻,没经验,管理整个刚察部落的内外事务,确有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幸有为人忠厚、威望较高的老千户业布腾言传身教,使其进步很快。从1929年开始,业布腾老千户多次有意将华宝藏介绍给主持省政的马麒,说“华宝藏年纪虽小,但有本事,有才怀,善于雄辩,精通汉藏语,现在全刚察的人很信仰他。”业布腾还说:“我老了,朝不保夕。我看,只有华宝藏才能管理好刚察地区,也只有华宝藏才能为马主席效忠,请求马主席栽培。”因而马麒对华宝藏逐渐产生了良好印象。后来,当业布腾年事已高,力不从心,要回寺院当喇嘛时,即召集各部落头目人等,郑重宣称:“今后,我们部落的事情,完全由华宝藏千户负责办理,他将来就是你们的总千户。”从此,人们就称华宝藏为总千户。刚察部落的全权就完全掌握在华宝藏的手中了。当时华宝藏还推荐业布腾老千户的侄子娘巴为副千户,女婿桑斗亥为刚察部落的总百户,协助华宝藏来办理本部落的大小事宜。
1936年,马麟下台,马步芳代理省主席后,为了强化对牧业区的统治,正式任命华宝藏为环海八族达盟总千户的职衔。于是,华宝藏总千户的声望,在果洛地区、玉树地区、黄河以北及农业区各县广为流传。
华宝藏与马步芳家族的关系
在马麒主政青海期间,喇嘛拉布旦老千户和业布腾副千户与马麒、马麟兄弟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因为马麒、马麟等考虑到,要想有效地统治刚察地区,不依靠千户头人是不行的,好在两个老千户对马氏家族唯命是从,一切差役税款均按时照例交纳,从不拖欠。而喇嘛拉布旦和业布腾也考虑到,和马氏家族搞不好关系,不但当不成千户,而且刚察部落随时随地会遭到不测的灾难。为此,业布腾千户曾多次向马麒推荐:只有华宝藏才能将刚察部落治理好。马麒认为,两位老千户历来忠心耿耿,管理刚察地区也平安无事,因而对两位老千户十分信任,让华宝藏当千户也比较放心。
后来,马步芳掌握了全青海的军政大权后,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广大牧区的统治,必须利用华宝藏在青海牧区、甘南和四川阿坝地区的威望,以总千户的权势,施展马步芳的各种淫威,来控制各部落头人,达到其统治目的。1933年,马步芳以“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名义,任命华宝藏为青海骑兵旅旅长,后又聘请为省政府顾问。实际上,这些职衔都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的。1948年,马步芳又选派华宝藏为国民党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因病未出席),后又推荐为国民党中央立法院立法委员。因而华宝藏在青海农牧业区的声望越来越高。正如社会舆论所说的:“华宝藏确是马氏家族的忠实拥护者,是马步芳心腹人之一。”1939年,马步芳决定在兴海、祁连、刚察等地成立设治局,以便按县治来征收各种税款和征兵(以马代丁)等。当时华宝藏为了维护本部落的利益和自己的声望,千方百计,利用上下左右的人事关系,向马步芳据理说情,极力要求将刚察地区仍属省政府直接管辖,不按设治局对待。据说,当时马步芳考虑到与华宝藏的特殊关系,特意答应了华宝藏的要求,因而刚察地区仍归省政府直接管辖。
华宝藏与宗教寺院的关系
华宝藏自幼年起,就在兴海县业贡巴寺院当“完德”,学习经典达10年之久,因而宗教意识极为浓厚。华宝藏不仅是一个千户,而且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数十年来,他在日常生活中,笃行教仪,一丝不苟;为人处世,讲求因果报应。并对刚察地区的大小寺院,极力维护,全力支持,因而博得寺院上层和广大僧众的爱戴。
解放前,刚察地区有大小寺院10座,即:刚察大寺、沙陀寺(红教)、角什科寺、秀欧日寺、日芒寺、还仓寺、柯才寺、贡过麻寺、刚察小寺、嘉牛厚寺等。这10座大小寺院共有僧伽600多人,大小活佛有6位,经师、僧官共41名。华宝藏对上述大小寺院十分爱护关心,而且从来是一视同仁的。各寺院每年的佛事活动,华宝藏均出面全力支持。
如诵经、讲经、祈祷、化布施等都以身作则,从不敷衍了事。各寺如有大的佛事活动,如修缮寺院、活佛圆寂、转世灵童坐床、大型法会、祈祷会等,需要化布施、摊派差役等,寺院即邀请华宝藏出面,然后向有关部落摊派,各部落群众为了尽到自己的虔诚,争先恐后,从不怠慢。因此,各寺院活佛僧众对华宝藏一贯按“刚察苟洛”对待;并认为他真正是喇嘛 拉布旦的灵魂所转生,在各寺院享有很高的威望。
解放前,刚察部落的牧民群众普遍反映:“我们的刚察苟洛(华宝藏)离不开寺院,各寺院也离不开华宝藏。”多年以来,社会舆论认为:“华宝藏以教行政,以政助教;相互依靠,政教相长。”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华宝藏是怎样推行千户制度的
华宝藏在任总千户期间,由业布腾老千户协助他办理整个刚察部落的内外事务。总千户下设有总百户1名;总百户下设有若干干保(老者),协助百户办理本部落大小事宜。另外,华宝藏设有秘书1名,专门处理来往公文信件和上报下达的文件。同时,华宝藏由于担任青海骑兵旅旅长的头衔,故有随身副官一名,专门向各部落和寺院传达指示、下达通知,或召集各部落头目商讨大事,并负责向各部落催交各种税款等,该副官由于狐假虎威,欲所欲为,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但谁也不敢违抗。
所谓“千户制度”,实质上就是清王朝对蒙藏地区制订的《番例番规》,例如,“九九罚赋”等。所谓“九九罚赋”即千户在处理盗窃案件和各种纠纷时的有关规定。
“千户制度”大体分为内外两部分:对内主要是,1、负责维护本部落的安全,防止盗劫杀人;2、维护草场,防止乱牧抢牧;3、调解和处理各种纠纷案件(包括马步芳和省府交办的案件);4、召集部落头人分担政府(包括寺院)的各种税款和差役等。对外则是:1、传达执行马步芳和省政府的一切政令:2、负责交纳各种税款和“以马代丁”的马匹等;3、负责接待省、县地方官员和军政要员,并为其办理应办事宜。
华宝藏在推行千户制度或处理重大事情中,一方面不敢违反马步芳的旨意,另一方面考虑到本部落的利益。特别是华宝藏佛门出身,一贯反对偷盗抢劫和杀人等行为,如有发现,即按照“九九罚赋”从严惩办,例如有人偷宰了1只羊,就以9只羊赔偿;如偷了1张羊皮,就以9张羊皮罚赔,正由于严格执行“九九罚赋”,所以在刚察地区很少有偷盗抢劫的事发生。
华宝藏在处理较大的偷盗案件时,名义上规定给失主赔偿七成,给省政府上交三成,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对处理较小案件的罚款,一般不上交,除留给千户一部分作为缴用外,其余的分配给各百户等头目人和随从人员,以示关怀。
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如果偷盗、抢劫者一贫如洗,就将该犯关押在千户另设的帐房里,将案犯用一节3尺长的木料中间开一个圆孔内穿一条线绳,一头套在案犯的脖子上上好锁,令案犯坐在小帐房内不准乱动。对案情严重的案犯戴上脚镣手铐,然后通知其亲属前来分担赔款;案犯若无亲属亲友,即令其百户前来,强迫他们分担罚款。在处理杀人案时,按《番例番规》规定,除凶手缴纳命价1000两白银外,还给死者诵经悼念,以示赔罪。
华宝藏宽厚为怀,济贫救人
1930前后,华宝藏的父亲吉厚加由于生活所迫,到海南千木勒麦欧后部落,曾打算偷窃他们的牛羊,结果被该地牧民杀死了。后来华宝藏当了总千户,而且和马步芳关系密切,但从未有过为父报仇施行报复的思想和举动。可是,麦欧后部落生怕华宝藏依势报复,全部落就要遭到倾家荡产、以命顶命之大灾难。因而曾多次派代表前来向华宝藏赔罪道歉,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条件。然而华宝藏却婉言解释说:“我当过完德,学过经典。偷抢在佛门是不允许的。我的父亲由于偷盗被你们杀死了,这是自找死亡,请你们放心,我决不会让麦欧后部落赔偿命价,你们回去后告知本“得哇”(即村庄),千万不要担心,我华宝藏绝不报复,永远也不报复。”
1935年,由于马步芳的挑拨离间,唆使哈萨克族与海西蒙古族部落柯鲁苟、台吉乃尔、北柯柯旗、宗家、巴隆、台吉乃等相互械斗,迫使一部分蒙古族逃难到刚察地区,当时蒙古族一无牛羊,二无草场,生活十分艰难。然而华宝藏极为同情,将他们安排到较好部落,并且适当地解决了牛羊、草场和生活上的困难。华宝藏说;“蒙藏兄弟是一家人,见死不救就不是好人!”
1936年,西路军被俘人员3人流落到刚察,一个叫胡得良(后改为藏名根乃)一名姓李,藏名叫卓玛,另一名不详。华宝藏明知他们是西路军、共产党,但他决不声张。华宝藏说:“一旦漏了风声,不但这三个人活不成,而且连我和我们的部落都要受到连累。”于是,华宝藏暗地向秀欧日部落秘密嘱咐:“这些共产党很可怜,我们不营救,不保护,佛爷会怪罪的。你们悄悄安置好他们三人。”解放后,胡得良和另一位被安置在刚察工委社会部当了干部(胡得良后于1954年调往果洛工作,另一位于1953年病故),李卓玛(四川人)在贡麻部落的加布家招为女婿,于1984年病故。
约在1940年至1941年间,马步芳派其副官马忠来刚察地区筹建马场。之后,又在海晏成立了“八二军运输总队(后改称第一牧场)。”该运输总队成立后,在刚察地区有6个中队,每个中队约900多匹马,6个中队近5000匹马。另外还有几百头牦牛的一个牛场和拥有3000只羊的一个羊场。这大批牲畜就占据了刚察地区的大部丰美的草场,使刚察部落的草场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华宝藏专程前往西宁,向马步芳求情说:“刚察的草场不够用,请求主席开恩,设法通融一下。”结果,马步芳将刚察地区的贫苦牧民安置到马场、羊场、牛场当牧工,而所占的草场,一分也未让出。华宝藏对此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
1941年,马步芳血腥镇压果洛地区的藏民,当时有果洛的元伊和柯什群部落的40多户难民流亡到共和县黑马河一带,生活极为艰难。华宝藏将这些难民迁到刚察地区有些被安置在寺院当塔哇,有些给富户当牧工,直到解放后才送回果洛。
解放初期的华宝藏
青海解放前夕,华宝藏特别忧虑。因为人们纷纷传说,共产党来了,对土地、牛羊、财产一律分光;对头人、活佛、喇嘛一律杀光,一个不留。尤其华宝藏当过总千户,当过马步芳的骑兵旅长、国民党的代表等,他认为共产党来了,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忧虑重重,忐忑不安,吃不下,睡不着,深感走投无路,束手无策。后来他偷偷地到兴海色宗寺一面躲避,求佛爷保佑;一面设法到处探听消息,忧虑着自己的命运。在这期间,他除了诵经拜佛外,喝酒解愁,消极度日。
1949年8月底,他听到兰州解放了,马步芳一家坐飞机跑了;后来又听到西宁解放了,共产党、解放军没杀一个老百姓,人们也不怕共产党和解放军。接着,又听到海南、黄南和玉树的千户、百户、活佛等前往西宁欢迎共产党,迎接解放军,而且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很宽大,很照顾……。华宝藏对这些情况,总是半信半疑,犹豫不定。至1949年10月16日,华宝藏终于大胆派出副千户娘巴、总百户桑代海等人,前往西宁军管会表示投诚,并汇报了华宝藏不敢亲自前来的顾虑等,当时军管会张国声副主任反复讲明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表示欢迎华宝藏先生来军管会报到学习,为人民服务。这三个人返回刚察后向华宝藏传达了军管会领导的意见后,华宝藏才慢慢安下心来。但他仍充满疑虑,如何到西宁军管会报到投诚?军管会是不是在骗我?我是不是要上当?
1949年12月中旬,西宁军管会派喜绕嘉措大师等前来兴海色宗寺,劝说华宝藏应该积极归向人民政府。12月底,华宝藏终于大胆地到西宁军管会,上交了青海骑兵旅旅长的委任状、小手枪、美式步枪、轻机枪一挺,还有各种子弹、指挥刀、骑兵军的领章等等。然后再三表示:“我是千户,当过马步芳骑兵旅旅长,我有罪,我要立功赎罪……”当时由廖汉生、张国声、扎喜旺徐等领导同志表示欢迎,再次向华宝藏讲明了党的各项政策,并要求华宝藏回去后必须做好安定人心和社会治安工作。于是,华宝藏才真正相信了各位领导的话,从而消除了思想顾虑,欣然返回刚察。
华宝藏回到刚察后,立即召集各部落头人、宗教上层,向他们详细说明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他坚定地说:“共产党、解放军并没有杀我们千户、头人,也没有杀老百姓,而且对我们少数民族很宽大,很照顾,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前我们听到的全是谣传,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如果有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到我们刚察来,我们马上向政府报告。”与会的部落头人听了,大家才真正安下心来。
全省民族联谊会对华宝藏的教育
1950的1月10日,华宝藏参加了全省各族人民联谊会。会议结束后,他返回刚察,在全县的民族联谊会上,华宝藏现身说法,详尽地传达了全省民族联谊会的盛况,并衷恳地汇报了自己的感受。
华宝藏说,在西宁我多次见到省上的党政军首长,听了他们的讲话,心里才亮堂了。共产党绝不是共产共妻,也不是杀人的魔王。坏人的谣言听不得,信不得。这次的联谊会上全省的千户、百户、头人、活佛以及群众代表共500多人,他们在会上都控诉了马步芳对待各少数民族的滔天罪行,只有共产党是我们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因为共产党关心少数民族,同情少数民族,主张各族人民平等团结,允许宗教信仰自由,还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能不感激共产党吗?今后,任何谣言都听不得,信不得,要不然,就象我一样,上当受骗,自己吃亏。要不是共产党来挽救了我,我差点儿当了反革命。希望大家一定听共产党的话,才不会走错路。他还说,在会议期间,我们商讨决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一定要平等团结,谁也不能欺侮谁;各民族一定要团结友爱,走共同发展的道路。第二件大事,是社会治安。现在有些坏人造谣破坏,挑拨民族关系,妄想推翻共产党,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在千户、百户的领导下,建立治安委员会,深入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检举坏人,组织民兵,保卫地方治安。第三件大事,是各地方、各部落都要开展贸易,买卖公平,各地千百户和头人必须负责保护来往行商安全。如发生抢劫,应由当地头人负责。
华宝藏参加了民族联谊会以后,经常给亲友们说:“那样大的会,马步芳没开过,千百户和活佛都开了个眼界;从会上看,共产党的政策很好,就看以后怎么实行。会上有人讲,骑八旅尕马英在大通、鲁沙尔、小峡、上五庄等地组织匪乱,想撵走共产党,但解放军把他们都消灭了。会后,我们还在大教场参观了65门各种大炮实弹射击表演,火力强,阵势大,依我看,马步芳、马继援再也不敢回来了。”
华宝藏被任命为省工业厅副厅长以后
1950年1月在省民族联谊会期间,省人民政府任命华宝藏为省工业厅副厅长,继又任命为刚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这两次任命,对华宝藏教育很深,鼓舞很大。华宝藏常说:“共产党不但没怪罪我,反而让我当副厅长、副县长,如果我再不相信共产党,不给老百姓办好事,我就对不起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不再是‘刚察苟洛’了。”
从1950开始,省人民政府决定在牧业区开展医疗卫生工作和民族贸易工作,当时群众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再加上反革命分子的造谣破坏,错误地认为:“共产党的‘曼巴’(医生)信不得,他们的药吃不得,只有佛爷才能看好病。”甚至有人谣传:“打针就是抽血,抽血就会抽死人;吃药不要钱,那是毒药。”有些牧民群众在医疗队到达后,就搬上帐房带上病人跑了。致使医务人员无法深入帐房,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感到十分苦恼。对于民族贸易,牧民群众同样有许多疑虑。有人在群众中散布谣言:“汉人骗藏民,买卖不公平;他们(指贸易工作队)没有白洋,就拿票子来骗去我们的羊毛皮张。”“医疗队和贸易队表面上是看病、做买卖,暗地里调查我们的人口和牛羊,将来要拨兵,要征税,反正没有好事。”
针对牧民群众的这些疑虑,华宝藏在各种大小会上,或者亲自到各部落,反复解释共产党的政策,宣传开展医疗卫生、民族贸易的好处。他说:“共产党看到我们藏民太穷太落后,有病没钱看,也没地方看,便派‘曼巴’到帐房里来给我们打针吃药。医疗队住在我家,把我家里人的病看好了,这是多好的事呀!但是有人一见到医疗队,便搬上帐房跑了,这太可笑了。”“贸易队有的是白洋,买卖公平,两不吃亏。如果不信,大家可以到别的部落了解一下,或去亲自试一下。我的羊毛、皮张、土特产卖给了贸易队,价格公平,全是白洋。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坏人的谣言,我们还要追查谣言,防止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1950年6月,全国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华宝藏积极配合政府,动员刚察地区的牧民群众自愿捐献白洋800元左右,捐献羊毛超过了下达指标。中央有关单位为此给刚察县颁发了一座银盾,给华宝藏奖励了一个银盘、一个银杯和一双银筷。1955年前,全省动员筹集社会游资,发展生产。华宝藏积极响应,他本人拿出游资折合人民币200万(旧币)元,在他的带动下,刚察地区共筹集游资折合人民币130万(旧币)元。受到省上有关部门的嘉奖。1955年,一位勘察队的组长被土匪杀害,华宝藏知道后,立即和达如玉千户同曲乎、阿力克千户索南木卡才巷商定,动员民兵,消灭麻银匠地区土匪。这股土匪听到后,连夜逃往水硖一带,不久,即被上五庄的解放军全部消灭了。
华宝藏根据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调解和处理了很多草场纠纷。过去刚察的牙休玛部落曾将祁连阿力克的部分草场占据放牧,阿力克的牧民群众意见很大,经常发生纠纷。后经华宝藏本着团结互让的精神,耐心说服牙休玛部落,该草场终归阿力克所有。又如天峻县和刚察
县之间的区格冷乌隆的草原纠纷,解放前长期得不到解决。华宝藏出面调解,反复讲解团结互让、共同发展的道理,经双方友好协商,多年的纠纷不但顺利解决了,而且还增强了相互之间的团结。1957年,省人民政府决定建立尕曲农场,要占用刚察部分草场,当华宝藏得知后,便主动让出可耕地30多万亩,草场80多万亩,使尕曲农场很快建立起来。
解放后,华宝藏先生坚信共产党,积极靠拢人民政府,为党、为牧民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在青海解放初期,他积极协助解放军肃清土匪特务,安定社会秩序,为建立人民政权出了力,做了许多贡献;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团结广大牧民群众,发展生产,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发动刚察地区的牧民群众,共同捐献巨款支援前线,充分表现了华宝藏先生的爱国热忱。现在他虽然离开人世20多年了,但人们仍在怀念着他。(本文根据谢拉毛、漆玉铭、索乃加、才项本同志的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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