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舟山寺院文化与海外交流

　　编者按：吴越舟山寺院是吴越、日本列岛、韩半岛三国间极其活跃的航海活动和海外贸易的结晶。这些寺院迎来送往了一拨拨海东人士。他们携带佛教经籍入华，振兴了天台一宗；奉请大士宝相回国，弘传了观音文化。在海外文化交流中，起到窗口乃至平台的作用。
　　本文初载于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1期。2006年5月入编柳和勇、方牧主编的《东亚岛屿文化》一书，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同年7月，作为学术论文提交给中国日本史学会、浙江省普陀山管理局和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举行的“中日关系史上的浙江（舟山）学术研讨会”。作者与会并在会上进行了论文宣讲，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王宝平教授作了点评。现略有修改。
　　吴越时期舟山创建了一批相当大的寺院，是舟山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这些佛教禅林的产生与自古有之的吴越和日本列岛、韩半岛的航海活动极其活跃并倚重海外贸易，以及吴越钱氏推动下的海东佛教文化传播不无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吴越时期大批来浙的海东僧侣中会有部分僧人驻锡挂单在这些庙宇里，而且以吴越为中心、以普陀山为中介的弘传天台教理，传播观音文化活动是这一时期海外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处我国东部海域的舟山群岛是秦汉魏晋之世方士们活动的场所。相传著名方士如徐福、安期生、梅子真、葛玄、葛洪、陈禅师、金信郎曾在这里活动过。伴随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东汉末年传入中土的佛教很快在舟山滋生成长。早在东晋（317－420），定海就创立了“观音庵”⑴。嗣后，相继创立了普陀山之“宝陀院”⑵、金塘岛之“翠萝寺”[1]、大衢山之“东亭寺”[2]。吴越时期（907-978），由于江浙没有经过大的战乱从唐末平稳过渡到五代，所以舟山比较安定，经济较富足，海外贸易也相应的扩大。于是，弘扬天台教理、信奉观音之风大行，佛刹遍布舟山各岛。这些寺院分别是：
　　1、宝陀观音寺。相传为日僧慧锷留“不肯去观音”始建于唐咸通四年（863），初名“不肯去观音院”。后梁贞明二年（916）迁址灵鹫峰山麓，扩院为寺。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扩建，赐名“宝陀观音寺”，即今普济禅寺前身。列为当朝教院“五山十刹”之一[3]。
　　2、梵慧庵。初建于唐咸通间（861－874），址金塘。晋天福间（936-942）由闽僧元警住持。后汉乾祐二年（949）改名寿圣。宋开宝二年（969）改名超果。宋治平二年（1065）重赐梵慧庵额。时有常住田2840亩，地237亩，山164亩[4]。
　　3、祖印寺。后晋天福五年（940）始建于岱山大衢。宋治平二年（1065）朝廷赐名“祖印”。南宋嘉熙二年（1238）迁至州治（定海）东南和接待寺合并为一⑶。
　　4、资福院。初建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址岱山磨心山侧，后改称超果寺[5]。
　　5、化成寺。后汉乾祐元年（948）始建于金塘吉祥岭下。初名罗汉院，宋治平二年（1065）赐额化成寺。时有常住田156亩，地229亩，山212亩[6]。
　　6、普济禅寺。后汉乾祐元年（948）初建于金塘柳巷，后周广顺元年（951）黄檗山僧神静开山，初名山门院。宋治平二年（1065）赐额普济。时有常住田1317亩，地360亩，山89亩[7]。
　　上述被列为“五山十刹”或记有田产的寺院，其规制和著名度炬然。且从宋治平“赐额”情况来看，足见其份量不轻。我们认为，把作为禧祐七年（1062）标准的一百年视为宋代的普遍标准⑷，那么被“赐额”的寺院，一般其庙产至少拥有三十间以上的建筑及佛像或不及三十间却位于名胜地⑸。梵慧庵、祖印寺、普济寺和化成寺赐额于治平二年（1065）距禧祐七年仅三年之差，套用这一标准得出它们的规制拥有寺院建筑三十间以上或位于名胜地，应该没有问题。总之，吴越舟山寺院为数不乏，规模宏大，且在两浙禅林中享誉颇重。特别提请注意的是，在吴越、日本列岛、韩半岛海外交通必经地的普陀山、大衢山、金塘诸岛，先前岛上寺院如东亭寺、翠萝寺等虽经会昌法难（841－847）多有倾圮，但五代两宋间都得到了重建，扩建或迁建。可以相信，上述诸岛及寺院在联紧沟通吴越、日本和韩国商人贸易，僧侣求法等活动中具有显要的作用。
　　二
　　舟山位于吴越、日本、韩国海上交通的“V”形交汇线上，是三国联紧沟通的必经之地。放船吴越，经舟山群岛抵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方航路，主要有三条，即北路线、南路线和漂航线。特别是南方海路的开拓，更显舟山群岛在东方航路中的重要地位。《唐会要》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望海镇（今镇海）早就是新罗远航船舶重要的停靠和启航港口⑹。而且，《舆地纪胜》亦称，舟山的普陀山是高丽、新罗、渤海、日本等国的船只候风的地方⑺。
　　这条海路是指从明州定海县（今镇海）出发，由梅岑（今普陀山）经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抵夹界山、排岛、黑山、沿着海岸北上，从礼成江到开京，正是徐兢《高丽图经》和《宋史·高丽传》中所描述的路线。徐兢一行5月28日从梅岑出发，过海驴礁、蓬莱山（大衢山）至半洋礁（黄龙山之东），6月2日抵达曾是“华夷”警界的夹界山，3日下午就到了黑山岛⑻。《续资治通鉴编》载高丽使行路，从明州（今宁波）出发仅用四天时间就抵达黑山岛⑼。高丽杨应诚等人出使行路，在第五天就抵达明州定海县⑽。这样，如果利用季风，从明州经舟山群岛到黑山岛仅需四、五天时间。可谓中韩交通快速便捷之通途。
　　这条航路自南朝始就被利用。新罗僧人觉德赴梁以及他于真兴王十年（549）同梁朝使臣一起携佛舍利返回时，都是利用了这条南方航路。真兴王二十六年（565），同陈国的使臣刘思一起携经论1700余卷的入学僧明观亦必定是沿着这条航路回国的⑾。真兴王七年（585）高僧智明入陈⑿，真平王九年条所说的大世和仇染的故事，都反证了当时新罗人是从南海航路抵达中国的吴越的。此外，圆光法师乘船直航至金陵（今南京）的记载⒀，亦说明了新罗统一前已通过南方航路同南朝来往的事实。
　　这条航路在东部海域经过地主要是宁波府外的衢山、普陀山、金塘岛和台州府外的镇山⒁。《高丽图经》提及的“梅岑”、“蓬莱山”即在舟山海域。此外《宋史》和《普陀山志》又载，宋元丰三年（1080），因高丽王王征病重乞药，宋令王舜封为使“挟医往诊治”，王舜封即经过普陀山出海[8]。明代，朝鲜半岛来浙东的船舶，仍沿着前代祖先的海上足迹进行航行。《锦南先生漂航记》所记载的就是这条航线的实录。崔傅于明弘治正月三十日从韩国南端的罗州到济州岛出发，过黑山岛，向东北行，十二日到中国宁波府界下山（今衢山，该地称下山，曾设有下山所——林士民注），十六日至牛头洋台州府临海县⒂。
　　吴越钱氏政权深谙这条航路带来的利益，在沿海各港口均设有市舶，名为“博易务”。与日本、新罗等国发展了通商关系。火油（石油）“得之大食国，以铁桶发之输入浙江”⒃。出口货物主要是越窑青瓷。舟山依托于宁波诸港，一度成为万船云集的重要港埠。由于贸易商人、求法僧侣频频出入这一港口，于是在这条航路上留下了他们以及他们船队活动过的许多踪迹。峙头洋之“新罗屿”、莲花洋之“新罗礁”、普陀山之“高丽道头”等等，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印记。部分海东僧人还滞留海岛，结茅行禅，驻锡求法。如日僧慧锷“哀慕备至”，留不肯去观音于新罗礁，建不肯去观音院⒄，成为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开山祖师。新罗僧悟空在通往黄岩新罗坊的路上建了一座相当大的寺刹——悟空院。这同建在山东赤山村的新罗僧院法华院的道理是同样的[9]。悟空院是坐落在黄岩县东镇山（去县城东南300里海中），始建于后晋天福六年（941）。据《赤城志》记载：“山上望海中突出一石，舟之往高丽者，必视之以为准焉”⒅。据传这里曾拥有田84亩，地6亩，山18亩。宋朝英宗治平三年（1066）御赐匾额。于是，我们联想到同在这条航路上的大衢山、岱山、金塘诸岛佛寺，其情状与之如此相似，难道与海东僧人、商贾毫无瓜葛？那么又何尝出现如张邦基所述：“（普陀山宝陀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高丽）商贾所施者”[10]这样的善缘情结。
　　三
　　吴越舟山寺院的创建不独与钱氏政权大力推广三国间海外贸易有关，而且与钱氏致力弘扬天台教理及这一时期大批留名不留名海东僧侣仰慕天台教理，来吴越求学习禅关系极为重要。
　　吴越自忠肃王钱镠为晚唐镇海节度使（895）至忠懿王钱俶归宋（978），凡三世五王，共84年。所辖十三州（苏南、浙江）境内，佛寺林立，名僧辈出。但自唐安史之乱，又经会昌法难，五代离乱之后，中国佛教各宗文献资料损失巨大。天台宗经籍疏论散佚殆尽，弘法无凭，处于停滞状态。而在高丽、日本则存在有中国佛典甚多。于是，一股空前的海外求籍使团在吴越钱氏的支持下纷纷前往。韩国、日本的僧人、商贾、留学生、船员、军人等也接踵而至吴越。
　　五代后唐清泰二年（935），四明法师子麟往高丽、日本援求天台教籍。其后，高丽遣使李仁日（一作旭）送子麟回国。吴越钱王于郡城（东寿昌）建寺院以安其众。可见这次子麟法师东渡求教籍是有成绩的，而且带来了门徒，钱王才会重视并建寺安置⒆。据载，钱俶因览玄觉禅师的著作《永嘉集》时，遇有“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即劣”之语，求教于德韶国师。韶师说：“此是教义，可问天台寂师（义寂）”。钱俶遂召寂师至金门建讲席，并问前语之义。寂师回答说：“此出智者《妙玄》（《妙法莲花经玄义》）。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文多在海外”。于是，钱俶遣使十人往日本求取教典。钱俶又亲致书信并以五十种宝物，遣使往高丽求换天台教义⒇。所以，才有高丽国王遣谛观入华奉诸教乘至天台螺溪道场之事。志磐评说，天台教典之搜集，以至“宗势中兴，推其原委，实自钱俶护教之功”。“螺溪（义寂）之世，赖吴越王求遗书于海东，而谛观自高丽持教卷，用还于我。于是，祖道大振，四明（知礼）中兴，实有以资之也”(21)。此评是公允的。
　　宋乾德年间（963-968），高丽僧义通整理行装，假道四明（今宁波）准备乘船回国。当时四明地方长官钱惟治(22)(钱俶之养子)闻通师到来，加礼延请，咨问必要，复请为菩萨戒师。自此，僧俗趋敬，同仰师模，请留演法。钱惟治引用《孟子·梁惠王下》的一句话：“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意思是说，圣贤之所出和去留非人所能指使或阻止的，是天命所为。所以，钱惟治对通师说：“或尼之（留下来），或使之（返回去），非弟子之力也”。又说如论佛法“利生何必鸡林乎？”义通为其感动，说：“既于此有缘，与汝相合，何必辞却”，因止其行。宋开宝元年（968），适逢漕使顾承徽舍宅立寺，于是延请通师开山，寺初名传教院。太平兴国六年（981）十二月，弟了延德诣京师（今开封）奏乞寺额。次年（982）四月，宋太宗赐额“宝云”，传教院即为宝云禅寺。通师乃“宝云启发之宗主”[11]，第一代住持。后遂被尊称为“宝云大师”。
　　吴越钱氏极力弘扬天台教义，大批海东僧侣驻足江浙等地，李仁日、谛观、义通是杰出的代表。但遗憾的是，即使全部纲罗了史籍上出现的僧侣，亦无法究明散居各地（包括舟山在册寺院）不留名的求法僧。据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建立在山东赤山村的新罗僧院法华院里就有僧尼27人(23)。但是却无法知道邻近的天门院或刘村的僧院里还常住有多少新罗僧。并且，他还指出，在武宗（841-846）对佛教疯狂镇压时，被招至左军策军军容院的长安东半部21名外国僧中，有10名是新罗僧(24)。此外，外国僧因没有祠部之文牒而被迫还俗的僧人中间，新罗僧还有很多这一事实(25)。宋朝高僧道源的《景德传灯录》所记载的初期僧侣的师承，虽说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但是，其记述的1701位禅僧的传灯法系中也登载有43名外国僧，其中42名是新罗僧，可信的是新罗僧大部分是唐未五代的事。其中三十五、六名是在江南各地习禅[12]。正好说明新罗僧来吴越难以数计这一史实。
　　回过头来，我们申视一下吴越舟山寺院的开山祖师，史籍除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系日僧慧锷、金塘普济禅寺系黄檗山神静开山有确切记载外，余皆无记。是史籍漏记还是佚名无考，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摧测，这些寺院极有可能如台州黄岩东镇山悟空院，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那样系海东僧侣开创，或获得过海东商贾的布施而兴建。果真是否？留待日后日韩学者以及乡邑治史者挖掘更多的史料予以考订。
　　四
　　天台宗弘传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观音信仰传播。这不仅是因为天台宗的重要经籍有赖于《妙法莲花经》，而《妙法莲花经》中重要的一部第二十五品即《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而且，五代两宋伴随中国佛教世俗化进程，僧俗出现观音信仰世俗化态势[13]。天台宗观音造像在密宗基础上加以创新，塑就了天台宗六观音，即“大悲观音”、“大慈观音”、“师子无畏观音”、“大光普照观音”、“天人丈夫观音”、“大梵深远观音”。民间对三十三观音信仰尤炽[14]。
　　吴越王钱镠（852-932）认为自己偏安江南得益于观音护佑，遂在立国之初寻访观音于天竺山麓，经沙门一空示意后塑就了“持经观音”像，亦称“读经观音”，即民间所奉的三十三观音之一。《咸淳临安志》亦称，晋天福四年（939），得奇木，刻大士像。钱俶梦白衣人求治其居。遂雕“白衣观音”行世[15]。这些虽然只是一种传说，不足史证，但正好说明了吴越援求天台经籍、信奉世俗化观音异常炽热的一个侧面。另有权作正史足资引用的是，徐兢于北宋宣和六年成书的《高丽图经》和志磐于南宋咸淳五年编篡的《佛祖统记》，两书尽管就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开山祖师系新罗贾人或日僧慧锷有所相异，但一致都有吴越钱氏移山中供奉的五台山观音像于开元寺的记载。前者说：“吴越钱氏，移其像于城中开元寺”(26)。后者说：“鄞人知道后，请他（慧锷）将该观音像安放在开元寺中”(27)。该观音像初载于唐代名诗人韦绚撰的《五台山观音院记》，后被转载入《宝庆四明志·开元寺五台观音院条》。有人考证该观音实系三十三观音之一的“洒水观音”[16]。因为这尊观音端庄秀丽，形神皆备，是观音艺术造像中最美丽壮观的一尊。偈语云：“观音菩萨妙难俦，清净庄严累劫修。浩浩红莲安足下，巍巍舍佛立冠头。瓶中甘露常遍洒，手内杨枝不计秋。千处祈求千处立，苦海常作渡人舟”。故此，日僧慧锷（或新罗贾人）爱不释手，从五台山请此观音，假道四明，“欲船载以归”。结果在他们的航路上（普陀山）留下了“不肯去观音”这样一段史实[17]。成为中日（或中韩）世代友谊的佳话。而吴越钱氏将山中供奉的观音迎奉开元寺，除了个人或王室成员信仰之外，最大的用意无外乎为了招徕海东商贾、僧人的顶礼膜拜。促进了海上文化的交流，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其政治动机远大于个人喜好，功莫大焉。同时，也说明了以世俗化观音为主流的佛教文化正以吴越为中心在积极地向海外传播。
　　观音信仰世俗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造像的人情味更浓和其功能的实用性愈坚。在妈祖未诞之前[18]，观音作为专司航海庇佑的“海神”备受航海的商人、僧侣和海员的崇信。这一职能的实现，其经籍依据首先是《梨俱吠陀经》说观世音菩萨初为印度婆罗门教的一位善神，能使沉船获救。其次《观世音经》说：“若有百千亿众生……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皆得解脱罗刹之难”。得益于上述经文的宣扬，所以有关观音救护海难被视作“海神”的灵异故事长篇累牍，不绝记载。《法苑珠林》中讲了这样一段故事：宋元嘉十二年（435），荆杨发大水，惠庆和尚乘船上庐山，船在江上遇到暴风，处境十分危险。其它的船只都靠岸避风了，唯有惠庆所乘的船被暴风吹到大江的中心，风急浪涌，眼看这只船就要倾覆了。这时，惠庆临危不惧，正心端意诵念《观世音经》。岸上的人看到这只船突然迎风截流，直向岸边驶来，像有几十个人将它牵挽过来似的，一眨眼功夫，刚才还在担心灭顶之灾的乘客，竟已到了岸上。《普陀山志》说，日僧慧锷“舟触新罗礁”，不能动弹，在众人祈祷下，船即平安获救。《高丽图经》也载，普陀山初有“灵感观音”，继新罗贾人置五台山观音于新罗礁，“自后海舶往来，必诣祈福”。这些都充分说明航海的人们把观音作为海上的保护神，一直来笃信无疑。普陀山也因观音屡显灵异而成为“群贤毕至”的地方。至宋代愈演愈烈，“各国商舶停靠普陀山，除候风候潮，另一重要目的是出航前都要登山做佛事”。“商贾惧怕海难，船上供有神像，途经普陀忘不了祈祷观音”[19]，以求航海平安。其现实功用思想洞若观火。
　　海东观音信仰由来已久，源远流长。至今在韩国和日本的某些地区，仍把观音当作舟车的护佑神加以敬奉。
　　在韩半岛，观音信仰的传入应归功于百济僧人发正。发正是入华求法的第一位朝鲜僧人。据《观世音应验记》载，发正于梁天监（502-519）中负笈西渡，留学三十年，约于中大通（529-534）末或大同（535-545）年间还归本土。其在梁间问道于何地、何师，尚待进一步考证。唯知其“颇解义趣，亦明精进”，并有观音菩萨显灵的一段故事。可知发正入华所学的是《法华经》，尤重于其中第二十五品的《观音菩萨普门品》。朝鲜境内观音信仰实始于发正还国之后弘传[20]。其言可从。七世纪中叶，新罗义湘大师留学唐朝，回国后在东海五峰山首创洛山寺观音道场(28)。于是，观音信仰如日中天。值得一提的是，纪元初，以韩国谷城郡地域开发课长崔熙宁为团长的学术考察团访问过我们。他们结合最近在百济出土的晋代菩萨头像，并举证《玉果县圣德山观音寺事迹》所记载的：早在晋代有一石船佛像自中国东南运送该地这一传说，认定韩半岛在公元四、五世纪已有观音信仰。这虽有商榷之余地，但仍不失为我们研究早期观音信仰在海东的传播历程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在日本飞鸟时代，圣德太子笃信佛教。他曾主讲和注释过《法华经》，是日本观音信仰的倡导者。他摄政以后建造了许多寺院，法隆寺是其中之一，梦殿内供养的观音像颇具北魏遗风[21]，据载为司马达之孙止利（587-？）所作。
　　诚如所述，信奉观音是东亚文化圈中人们普遍的一种文化心态，历史弥远。由于海东人士长期信仰观音积淀下来的情愫，以及航海人们的宗教需求，故当中国佛教步入五代两宋世俗化进程时，这些惟妙惟肖、生动活泼的世俗化观音形像无不打动他们，使其为之倾倒而梦寐以求。成为这一时期海外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
　　注 释：
　　（1）（3）清《光绪定海厅志·祠庙》.
　　（2）（8）（26）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4）《长编》卷一九七.嘉祐七年（1062）九月辛亥.
　　（5）《长编》卷九一.天禧二年（1018）四月.
　　（6）《唐会要》卷第七十八.诸使杂录上.元和十四年（819）八月.
　　（7）《舆地纪胜》卷一一.两浙东路庆元府明州景物下.
　　（9）（10）《续资治通鉴编》卷三九.元丰6年9月庚戌.
　　（11）《三国史记》卷第四《新罗本纪》第四.真兴王二十六年条.
　　（12）《三国史记》卷第四.
　　（13）《继高僧传》卷第十四.释圆光条.
　　（14）林士民《唐·吴越时期浙东与朝鲜半岛的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之研究》.韩国文化体育部辑.1993.
　　（15）《锦南先生漂航记》.
　　（16）《吴越备史》卷2.
　　（17）（27）志磐《佛祖统记》卷四十二.
　　（18）《嘉定赤城志》卷二十.
　　（19）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十六.《东寿昌寺》.
　　（20）志磐《佛祖统记》卷八.《十五祖净光尊者义寂本纪》.
　　（21）志磐《佛祖统记》卷八.《导言》.
　　（22）《吴越钱氏世家》.
　　（23）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开成五年（840）正月条.
　　（24）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五.会昌三年（843）正月二十七日.
　　（25）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五年（845）四月十五日.
　　（28）《三国遗事》（3）.塔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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