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与佛法

　　宋太宗与佛法
　　宋太宗是宋代几个崇佛较有名的皇帝之一。他统治北宋二十二年间(九七六—九九七)，对佛教极为注意。在他相当有计划的管制与扶
　　持之下，不但促成了东西佛教的交流，完成大批佛典的翻译，而且将北宋都城建立成新的佛教中心，助成後来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发
　　展，奠定北宋皇室崇佛的「祖宗之制」，於北宋士庶对佛教的信仰，北宋佛教文化的形成，颇有鼓舞开创之功。他崇佛为佛教史家所
　　津津乐道，却为儒者诟病不已。唯历来学者论宋太宗，总是忽略他在处理佛教问题所表现的治术，不能结予较全面的评价。本文拟考
　　查太宗与佛教的关系，剖析他的佛教政策，说明他崇佛的结果及影响。
　　一、时代背影
　　太宗赵光义即皇帝位时，同时也继承了其兄宋太祖赵匡胤所留下来许多待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合并南北，重建大一统帝国
　　。这个统一目标，包括将南方的吴越、闽，和北方的北汉纳入赵宋版图，北外还要对付辽，收复燕云十六州。南北的统一，因为有太
　　祖的铺路，进行得相当顺利。不到三年之间，太宗先後兵不血刃地收服陈洪进的闽及钱□的吴钱，还亲自率兵讨伐北汉，三月之内打
　　败刘继元，收降北汉，统一中国，完成了太祖未竟之业。但是对辽作战，却没有那麼如意，不但三番两次败北，无法收回失地，而且
　　在幽州之役脚上中箭，落荒而逃，仅以身免。在与辽战争之间，还要对相继背叛的交州及西夏用兵。交州之乱经十馀年，勉强以封王
　　告停。西夏用兵，却牵连岁月，达一世纪之久，远超出太宗所想像。
　　北宋对外关系方面，终太宗朝可以说是无日无事。内政方面则大致上相当安定。仅於淳化四年(九九三)在四川发生了王小波、李顺之
　　乱，但乱事也在三年之内被官军讨平。宋太宗精力旺盛，事必躬亲，於朝廷政事，不分巨细，都亲自处理，独揽大权於一身。但他对
　　大臣尚称宽厚，能受带谏而不以为□。故虽有「烛影斧声」之传，迫害弟、兄之迹，史书对他的一般评价还是很高。《宋史》太宗本
　　纪赞，对他有相当简要的评断：
　　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志。既即大位，陈洪进、钱□相继纳土。未几取太原、伐契丹，继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灾
　　方行，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乱。其故何也？帝以慈俭为宝，服□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
　　献，悟畋游之非。......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
　　成丧，则後世不能无议焉。【注一】
　　这段史赞并未论及太宗在宗教上的表现，唯一表现佛教或道教观念的是「慈俭为宝」之德，但「慈俭」也可说是儒学所重视的德行。
　　这种德行当有可能与他对佛、道之信仰及扶持互为因果。甚至史家认为他德行有亏之处，也可能构成大臣说他「事佛救福」的原因之
　　一。
　　当然太宗崇佛的动机很多也很复杂，除了以上可能外，其他动机可包括：藉佛教观念塑造皇帝为转轮王、现在佛的形像；求慰於佛以
　　抚恤对辽战争失败造成的精神与肉体之创伤；造寺拜佛以积功德、国行、国忌行香、个人作忏悔、为民祈福等等，不一而足。太宗曾
　　对近臣表示他前世「尝亲佛座但
　　未通宿命，不能於此了了见之耳。」但他又有《妙觉集》一书，其中
　　屡屡表示个人对佛法之敬慕与理解，虽不免多夸饰之辞，却也可略见
　　他对佛法之偏好。【注二】这种种原因，都足以激发太宗对佛教之关
　　注。
　　二、世尊形象
　　太宗野心极大，他统一了南北，立志恢复燕云失地，建立大一统
　　帝国，效法唐太宗之统制四夷，被尊为天可汗，以成东亚地位最尊的
　　一国之君。可惜事与愿违，先受制於辽国，再受阻於西夏。勉强能作
　　的是，继续贯彻太祖时与西域交通之政策，鼓励中亚小国及五天竺 (
　　印度) ，派遣使节僧侣来宋。并号召太祖时派赴西域的一百七十五
　　人僧团，充为向导，带领西域人士入宋朝觐。【注三】故从他即位的
　　第二年开始(九七七)，西域使节、僧侣与西游的宋僧，就连袂来归，
　　，惊骇万分，就决定从这些地区开始整顿。至道元年(九九五)，他下
　　诏重新规定度僧配额之分配率，并强调试经，诏书上说：
　　江南两浙福建僧尼，今後以现在僧数每三百人放一人，仍依原敕
　　比试，念读经纸合格者，方得以闻。不如此式而辄奏者，知州通
　　判职官并除。若干系人吏、三纲主首、本犯人决配。【注九】
　　新的规定将原来二百比一之配额数改为三百比一，而且试经也较严。
　　原规定读经三百纸为限而无念诵，新规定则需念诵五百纸。【注十】
　　此规定在江浙等地推行不久，淮南、川陕各路随後也依例而言。同一
　　诏书对私度及买牒也有很严格的规定：
　　僧尼死及还俗者，祠部尽时追毁讫缴送祠部。应衷私剃度及买伪
　　滥文书为僧者，所在官司点检，许人陈告。犯者刺面决配牢城，
　　尼即决还俗。【注十一】
　　这些规定，除了为控制僧尼人数及素质外，同时还要防止一般民众伪
　　冒为僧，逃避税赋，改正当时「一夫耕，十人食」的现象：
　　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馁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
　　得不重困？水旱安得无转死之民？东南之俗，游惰、不职者跨村
　　连邑，去而为僧，朕甚嫉焉，故有此制。【注十二】
　　对於在僧籍时间较长，资历较深的僧侣，太宗则继续采用紫衣师号之
　　制来勉励他们。他首先采取太祖时期的申请制，令有志於紫衣的僧侣
　　请愿试经，比试三学，并由开封府功德使派代表来考经律论议十条，
　　全部通过者，获赐紫衣。後来改为荐举制，让亲王、宰臣、节度使、
　　刺史等，每年於皇帝诞辰节推举德业高超者至两街，由两街僧录推荐
　　入殿受帘前师号及紫衣、号称「帘剪紫衣」，为僧侣荣誉最高者。【
　　注十三】新的紫衣师号之制，固在对有成就的僧侣表示尊重，免试其
　　三学及经律论议十条，实际一是太宗笼络天下名僧大德，使尽入其□
　　中，尽在其无上威权统制下的办法。尤其是对名望最高的僧侣加官晋
　　爵，更是此种策略之运用。譬如，太平兴国三年(九七九)，吴越钱□
　　以地来归时，他就令两浙僧统赞宁(九一九—一００一)奉释迦舍利塔
　　入见於滋福殿，而且还「一日七宣」，赐通慧大师之号，并除翰林。
　　【注十四】其後又连续授他史馆编修
　　，左街讲经首座、知西京教门事等，使他完全变成御用僧侣，替皇帝
　　服务。赞宁奉命完成《宋高僧传》及《□岭圣贤录》二书，进献太宗
　　，有「属此雍熙之运，伸其贞观之风，」一语，可谓深晓太宗怀抱。
　　【注十五】
　　四、建寺与修寺
　　管制僧侣之外，太宗也甚留意丛林的动向，一方面建寺修寺，扶
　　持其成长，另一方面又加以监视，不让发展过度。翰林承旨宋白 (九
　　三三—一００九)说他：
　　籍田劝农，御楼肆赦。释老之教，崇奉为先。名山大川，灵踪圣
　　境，仁祠仙宇，经之、营之、致恭之，诚广也。求贤审官，化民
　　成俗，为政以德，惟型恤哉......【注十六】
　　这段评语，固为实录，但易引起误解，使人为以太宗热心佛教，大兴
　　土木，建造无度。其实他虽然崇建寺宇，广修寺院丛林，但主要目标
　　，还是在妆点京师及名山大川，使近悦远来，慕大宋文物之盛罢了。
　　他还是握有建造寺观大权，并未公开允许私人修造。北宋京师开封的
　　主要寺院，可以说都是在他手下建造或整修完成。这些寺院包括启圣
　　禅院、妙觉禅院、太平兴国寺、开宝寺、天清寺、景德寺、普安院等
　　等。还有开宝寺的灵感塔，天清寺的西慈塔及白云阁，规模都相当大
　　，与他所建的一些道观，蔚为京都胜景。这些巍巍矗立的寺院、当然
　　耗费不少时间及经费。譬如太平兴国寺，从他即位时开始修建，到太
　　平兴国七年(九八二)才大功告成，成为太宗推行其译经计划的主要场
　　所。後来又继续扩充，增加编印藏经的设备及教授梵学等功能。【注
　　十七】虽然如此，太平兴国寺并非规模最庞大、壮观之佛寺。工程最
　　大，耗费最多的应是启圣禅院及开宝寺灵感塔。启圣禅院始建於太平
　　兴国五年(九八０)，座落於太宗出生原址。雍熙二年(九八五)建造完
　　成，原称开圣禅寺，後改名。根据实录，太宗於
　　太平兴国中召建为寺，六年而功毕。所费钜数千万，计殿宇凡九
　　百馀间，皆以琉璃瓦覆之。先是平江南得旃檀瑞像并桑门宝志真
　　身，出置内寺。至是迁於寺院。【注十八】
　　此禅寺是太宗及後来皇帝行查祈福之处，自然屡经扩充。到神宗熙宁
　　五年(一０七二)，日僧成寻来宋求法，入寺巡礼，已见
　　大佛殿，丈六弥勒为中尊，左右弥陀，千百亿释迦，庄严甚妙..
　　卢舍那大殿、东大殿、西大殿，藏金字一切经，庄严不可思议..
　　泗州大师堂，内十一间殿，佛牙堂内有七宝塔，高八尺许，塔内
　　有纯金楼阁。【注十九】
　　这种规模应是开封一般大佛寺的局面，太宗无疑是最大的施主。
　　开宝寺灵感塔之建，所付出的时间及金钱更为可观。此塔於端拱
　　二年(九八九)动工，历经八年而成。有当时第一流的木工喻浩负责全
　　部工程，内廷供应的费用以亿万计。此塔八角十一层，高达三百六十
　　尺。据时人说「其土木之宏壮，金碧之炳耀。自佛法传入中国，未之
　　有也。」【注二十】太宗建此塔目的之一，是为存放不久前吴越所献
　　的杭州阿育王佛舍利塔。其谏官田况(一００五—一０六三)就曾认为
　　如此，他曾说「太宗志奉释老，崇饰宫庙，建开宝寺灵感塔以藏佛舍
　　利。」【注二十一】田况之说，在宗教意义上完全正确。因为佛舍利
　　塔不能永达存放在皇宫里，需安置在庄严的佛塔，供世人瞻仰，才能
　　显其尊贵。不过太宗建塔自然也有其政治用意在，不可能仅仅为了佛
　　教。他可以藉此宝塔多制造些符瑞、灵应，让民众更相信大宋皇帝的
　　君权天授，与世尊无所轩轾。所以他在塔成之日，肩舆微行，亲自手
　　奉舍利塔，安放於灵感塔下之「天宫」。当时开封士庶闻讯围观，据
　　说见「白光起小塔一角，大塔放光，洞时天地。土庶焚香献供者盈路
　　。」【注二十二】这小塔(按：即太宗手托之佛舍利塔)与大塔 (按：
　　即灵感塔) 间的互相放光，岂不是瑞应之应时出现？这种瑞应常出现
　　於太宗之时，太宗之後更是司空见惯了。灵感塔成之後，太宗自然常
　　临幸观礼。据说淳化四年(九三三)，他幸开宝塔院，问寺僧是何人。
　　寺僧以塔主对。太宗便说「朕塔云何卿作主？」【注二十三】这虽是
　　故事传闻，也约略可见太宗帝王兼教主之心态。
　　建寺或建塔与政治的关联其实很大，此种宗教手段常可藉助达成
　　政治目标。譬如太平兴国四年(九七九)，他讨代北汉成功，即改建太
　　原行宫为佛寺，号称平晋寺，并徙僧道及富商大买於西京洛阳。【注
　　二十四】建寺於太原行宫与太祖建寺於扬州行宫如出一辙，除了为战
　　死亡魂祈祷外，显然也是为了安抚占领地之百姓，藉以笼络民心。【
　　注二十五】徙僧侣富商於西京，则是念古都洛阳凋零，欲帮助恢复往
　　昔伽蓝林立、文物繁盛的光彩。太宗深知僧侣与富商，是促成佛寺兴
　　建的最佳动力，欲恢复洛阳文物，非其人协助难以为功，徙僧道商贾
　　，实为配合实际政治需要的一个有效办法。淳化二年(九九一)，重修
　　洛阳百马寺，正是给这些富商僧侣们输金献力的好机会。【注二十六】
　　即使名山大川兴建或修□的寺宇，也未尝没有政治的用意。五台
　　山和峨嵋山梵刹的修建就是最好的例子。从他即位当年就经常遣内侍
　　至五台山焚香祝祷，同时勘察情况。太平兴国五年(九八０)起，这些
　　内廷使臣开始与真空院僧正筹划整修五台山十寺，协调河东及河北转
　　运使提供修造经费，两年之间修建完毕。由朝廷别任僧侣为新的十寺
　　僧正。【注二十七】峨嵋山五寺之修建也以同样方式进行。他先命内
　　侍往成都铸高二十尺的金铜普贤像，奉安於峨嵋山普贤寺之白水，後
　　又陆续重修其馀四寺，且不断有所增建。端拱二年(九八九)，他遣内
　　侍领将作匠，装修峨嵋山修普贤像，并命翰林学士徐铉 (九一七—九
　　九二) 撰文记其事。从徐铉之文略可窥见这些佛寺的一般情况：
　　耽耽正殿，□□飞甍，玉□丹楹，金铺琐□。洞户顺阴阳之候，
　　中宸变寒暑之威。揭以端闱，绕之周□。铸洪钟之万石，贯猛□
　　之千钧。桀孽凌空，铿□震野。其後则层楼入汉，飞陛连云，彩
　　槛离娄，冠馀霞而上出，璇题□□，缀列宿以旁回。神明之台，
　　不足以语其高，天梁之宫，不足以矜其丽。烁金为字，写大藏之
　　经，秘于上，逾五百函；范铜为像，拟普贤之容，设于下，高二
　　十尺。【注二十八】
　　这两山寺院的整修，当然足以表现太宗对佛教的热心。但是太宗未交
　　予地方官处理，而遣亲信内侍负实际责任，其政治上的考虑是很明显
　　的，因为他能够藉这些亲信与寺院直接沟通，透过僧侣的合作与支持
　　，赢得政治上的报偿。果然在淳化五年(九九四)，蜀人李顺继王小波
　　之後反，陷成都，为王继恩所破。但王继恩在蜀不能御众，参知政事
　　赵昌言(九四五—一００九)献策除馀匪，被命为川陕五十二州招安行
　　营马步军都部使署。当时有人奏昌言有反相，不可授以兵柄，太宗颇
　　听之。是以乱平之後，太宗反罢昌言参知政事职，而派知凤翔府。据
　　说上此奏之人，有当时正奉召在京峨嵋山高僧茂贞。茂贞谓昌言额绞
　　、有反相，与其他大臣之说不谋而合。【注二十九】当然赵昌言的失
　　势是否取决於茂贞之语，非吾人所能知。然两山僧侣，与大臣士庶交
　　游，闻见必广，太宗召来谘询，听取其意见，搜集地方情报，应是很
　　自然之事。
　　至於建寺或修寺以迎符瑞，更是获得民众信任，安定地方，巩固
　　太宗政治基础的有效办法。这种建筑不少，太宗都是沿两山之例，遣
　　内廷亲信宦官，赴地方直接负责其事。比较有名是泗州僧伽大师塔寺
　　的整修。僧伽大师的信仰在五代末及宋初流行极广。僧史多谓当时「
　　天下凡造精庐必立伽真像，榜曰：『大圣僧伽和尚』，有所乞愿，多
　　遂人心。」泗州僧尼还有焚
　　身、燃顶、焚指、断臂供养的习俗。【注三十】太宗即位之初，就已
　　留心僧伽信仰。太平兴国七年(九八二)开始，屡遣高品内侍入泗州处
　　理修塔及建寺事，一面重盖其塔，增至十三层，并赐佛舍利藏於塔下
　　；一面扩建其寺，将寺名普光王寺改回原名普照王寺。其他地方佛寺
　　，也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建造或整修，借寺院的组织力量，赢得民心。
　　五、译经与传法
　　太宗极重视佛经的翻译，他创建译经院，开始进行佛典的翻译计
　　划。由搜集梵文佛经，辨认伪造梵经，聚合译经专家，训练译经人才
　　，至雕版印经等等，充分表现对佛典的热心。但是这种超乎寻常的热
　　心，似又显示他有意操纵整个佛经翻译及出版事业，独占对佛藏的解
　　释权及出版权。换句话说，他以统治者的身分来管制佛经的翻译及佛
　　藏的内容与流传，有利於建立中央与地方寺院的阶层化(hierarchy)，
　　赢得佛教团体的服从与合作。
　　太宗的译经计划始於太平兴国五年(九八０)。这时他已获得西域
　　所进许多梵夹，且知西域来的三个梵僧号天息灾、施护、法天都具有
　　双语能力，觉得有必要将所得梵夹翻译。於是召中使郑守均就太平兴
　　国寺西建译经院，说有三堂，分别负责译经、润文、及正义等等工作
　　。两年之後(九八二)，译经院完成，天息灾等奉命与译经人员合作，
　　於一个月内各译一经献上，太宗还召两街僧百人详定。两街僧录神曜
　　与义学僧不服，以为「译场久废，传译至难，」因而颇有争论。待天
　　息灾等「持其梵本，梵华对译，义理昭然，」神曜等乃服。太宗於是
　　诏新译经入藏，刻版流行。【注三十一】
　　这件事有多重意义，其一是显示译经人员的专业性，其二是确立
　　译经院的权威性。太宗对译经人员的选拔特别慎重，除了选出天息灾
　　等双语人才为译主外，他还任命十数个义学僧充任证梵、证梵文、梵
　　学书字、梵学笔受、缀文、参译、刊定等职。经过这些学者合作出来
　　的译稿，还要经太宗亲选的润文官加以润色然後才付梓。所以虽然译
　　场久废，但是并没有影响到译作的品质。译经院译出的梵经既为两街
　　义学僧所接受，自有其定於一尊的价值，可以刊行入藏，而其权威性
　　也由此确立。此外，太宗这次下诏举行的公开辩论，也证实了首次译
　　经之精确性，使其译经计划通过考验。所以他决定一方面持续进行新
　　经之翻译，另一方面考虑重译前代已译旧经。譬如法天重译唐玄奘译
　　过的《大圣吉祥持世陀罗尼经》等，即是佛典重译之例
　　。这些经过重译的佛典，是否较原译本为真确，无原书可资比较，难
　　以定夺。但是比较其译本，可以见宋译本大致上较为口语化，可能接
　　近宋代的日常口语，可读性较高，较适於推广流传。是以太宗欲进行
　　佛典之重译，也有将佛典翻译标准化，使官译佛典普及化之意。另外
　　，译经院所译梵经都是密教经典，对太宗之制造符瑞也特别有助。
　　【注三十二】
　　在翻译计划进行之中，不断有西域僧侣进献梵夹。太宗特别嘱付
　　译经院注意辨伪，一旦见伪经出现，务须禀奏处理。淳化五年 (九九
　　四) ，于阗沙门吉祥进《大乘秘藏经二卷》。太宗诏三藏法贤等定其
　　真伪。法贤奏谓该经为于阗书体，非梵文所写。经题为《大乘方便门
　　三摩题经》非《大乘秘藏经》。经文中也不载「请问人及听法徒众，
　　」与一般梵本格式不同；又「前後六十五处，文义不正，互相乖戾，
　　非是梵文正本。」太宗获知，诏法贤之曰：「使邪伪得行，非所以崇
　　正法也。宜令两街集义学沙门，将吉祥所献经，搜检前後经本，对众
　　焚毁。」【注三十三】将伪经在两街义学僧前焚毁，一则表现皇帝对
　　翻译佛典态度之慎重，一则提升译经院专业性及权威性之印象。
　　在整个北宋译经事业的一百年中(九八二—一０八二)，太宗朝的
　　译经院，在十五年(九八二—九九六)之间，译有大小乘梵经一百五十
　　部，约占北宋全部译经的百分之六十，平均一年十部，可以说是最丰收
　　的一段时期。当然译经的数量牵涉到现有梵经多寡，及双语人才有无
　　等实际问题。太宗时期梵夹丰富，又不乏双语人才，自然多产。不过
　　，太宗热心於译经，对译场人员的关心、要求、与鼓励也有以成之。
　　他屡幸译经院，常赏赐译经人，为新经作序等，都是促使译经事业蓬
　　勃的原因。【注三十四】尤其重要的是，他对整个译经计划的进行与
　　未来的需要颇有远见，知道人才有青黄不接的可能。因而采纳译经人
　　员的建言，网罗梵语人才，扩大与强化译经院的作用，使其兼具有梵
　　语教学、印经、与传法的功能。
　　事实上译经事业进行不久，太宗就开始著手人才的培养。太平兴
　　国八年(九八三)，他采天息灾之议，命两街集京城童行五百人，选出
　　惟净等十人入译经院学梵语及译事。同时还将译经院之久改为传法院
　　，并置印经院在其西侧。【注三十五】因为这些措施，使得译经工作
　　後继有人，维持了一百年之久，而译经的刊印与流传也因而更加迅速
　　。换句话说，译经院实际上已作传法的工作，而改名传法院也有凸显
　　其功能的意思。雍熙元年(九八四)，日僧□然来朝觐太宗，乞赐印本
　　大藏经，太宗随即赠与一部。淳化元年(九九０)丽使为其国王李治乞
　　赐大藏经，太宗也欣然赠予。译经事业的主要成果，变成太
　　宗展示其大宋帝国国主之尊的资源。但是这种资源，又何尝不是他精
　　心构想而创造出来的?
　　六、佛法之妙用
　　太宗是个有为之君，他深知藉佛教治理天下的好处，所以三番两次
　　地强调佛法之重要。他也好舞文弄墨，曾撰写有关佛、道诗赋无数，
　　是北宋最热衷於以文字演说佛法的皇帝。观其著作，实不能否认他对
　　佛法的认真。不过他盛赞佛法，诠释佛义，与建寺、译经等作法一样，
　　都有其实用性(pragmatism)。他固然是俗世皇帝，似深信自己为世尊
　　之化身；他虽然贵为儒家官僚之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但也要以
　　佛教教主的姿态，来指导教徒进德修业，净化丛林，以协助他达成安
　　邦治国的理想与目标。
　　太宗即位不久，即常临幸佛寺，公开认可佛教，给予相当程度的
　　支持，使其崇佛之名远传异域，吸引了不少外国僧侣来朝，进献梵夹
　　无数。译经计划开始之後，为了确立其佛教政策及防止儒学者之反对
　　译事，乃於太平兴国八年，首次译经完成之日，以新经示宰臣，略表
　　他对佛教的看法如下：
　　佛屠之教有俾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於此道，
　　微识宗旨。凡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获利，
　　即释氏所谓利他者也。庶人无位，纵或修行自苦，不过独善一身
　　。如梁武舍身为寺家奴，百官率钱收赎；又布发於地，令桑门践
　　之，此真大惑，乃小乘偏见之甚，为後代笑。为君者抚育万类，
　　无偏无党，各得其所，岂非修行之道乎？虽方外之说，亦有可观
　　者。【注三十六】
　　这段话一方面表示他对佛教略有认识，知其有益治理。一方面解说他身
　　为人主，即当然处於修行地位。但他欲行大乘佛教，以抚育群生，广
　　化万有为务，而不为小乘声闻之事，只求独善其身。换句话说，他虽
　　信佛，但仍主宰寺家之主，不似梁武帝舍身佛寺，为寺家奴。他以这
　　些话安定宰臣之心，并鼓励他们读新译佛经，了解其念佛的客观目的
　　在「盖存其教，非溺於释氏也。」而宰相赵普(九二二—九九二)之回
　　答，也大致可概括太宗之旨意。他说：「陛下以尧舜之道治世，以如
　　来之行修
　　心，理智高远，动悟其理，固非臣下所及。」【注三十七】
　　太宗进一步对宰臣表示他行事绝对合理，虽然信佛，绝不迷信一
　　般功德之说，饭僧诵经，专事末节。何况他是在客观环境允许下，为
　　了百姓之利，而焚香拜佛，不在图个人好处。他说：
　　近者内外政事渐成条贯，远近官吏无不畏谨。朕思之，不觉自喜
　　。日行好事，利益於人，便是修行之道。假如饭一僧，诵一经，
　　有何功德？朕夙夙孜孜，固不为己。每焚香，惟愿民庶安辑。不
　　近理事，断不为也。大凡为君为臣，常宜兢畏，不可放逸。【注
　　三十八】
　　这些话冠冕堂皇，大臣对他作法虽有异议，也无从反对。他屡次公开
　　赞颂佛法，肯定佛法的价值，虽或有崇饰佛寺之举，但上寺院焚香祭
　　拜，从无公开饭僧诵经事。然而私底下，他阅读佛典，参悟佛义，对
　　佛法有相当的认识，於是开始敷演个人所见，阐释他所主张的「修行
　　之道。」他在首次新经颁行不久，即发表<莲花心轮回文偈颂>，其序
　　赞颂「如来妙法」，略曰：
　　朕闻如来妙法理深也，不可轻易而诠量；真谛奥玄智广也，岂非
　　邪见而测度？【注三十九】
　　其後又连续写成《秘藏诠》及《缘识》等论佛赞法的诗文集。这些诗
　　文及其赞提道教之作如《逍遥史 》等，於真宗时辑成一书，称《妙
　　觉集》，并编入大藏。【注四十】
　　《秘藏诠》一集，顾名思义是太宗诠释佛法之作。全书计有五言
　　古诗一百首，每五十首为一卷，共二十卷。卷尾有两首〈佛赋〉，一
　　首〈诠源歌〉，百首五言律诗曰〈幽隐〉，五、七言的〈怀感〉古诗
　　各百嵋，及五、七言〈怀感回文〉古诗各一首。且有当时两街义学僧
　　侣奉命所作之注，引用佛经多种解释诗义，让天下人知皇帝欲与佛相
　　亲，共为慈悲。因为其书旨在诠释佛义，宣示太宗对佛法的见解，对
　　如来及其教法赞扬之语甚多。譬如，赞佛之大智慧及佛法之无亲疏则
　　说：
　　譬犹慧日照，於法无亲疏；通透真如理，经音一梵书。【注四十一】
　　又如，言佛法虽无穷，但皆随顺世间种性，普照世间有情，使昏昧迷
　　惑者皆能受惠，得渡彼岸，则谓：
　　说法无穷尽，如来顺世情；灵山高会上，语话甚分明。
　　慧矩分明照，昏迷道坦途；四生及九类，利益遍寰区。
　　法教世尊说，慈观大化身；乾坤皆遍照，得达渡迷津。【注四十二】
　　又如，赞佛之无边法力，则曰：
　　有意因何用，无智心始开；佛行方便力，降法众魔摧。
　　理究真空理，慈悲号世尊；湛然虚妄境，魔众静无喧。
　　天降魔徒众，神通不可匹；世尊一见时，忏悔无踪迹。【注四十三】
　　对其兴教、译经之构想及计划，太宗也有如下诗句表示：
　　东土方兴教，如来一法传；投林栖木鹤，悟达理无偏。
　　西方极乐界，我佛智重宣；祖印相提挈，无心即受传。
　　东土多缘境，无生及有生；人心知识用，善道恶根平。
　　西梵语音别，真传妙圣经；法流心普受，静念境中听。
　　西域传经梵，年流日月飞；愚营身外事，岂晓法中机。【注四十四】
　　太宗还在许多诗中发愿求法，让佛法传遍各地：
　　愿我无为法，纵横遍大千；光明如皎日，慧眼照人天。
　　愿知一切法，真法自优隆；万境随心转，迷情了自通。
　　俗愿求真缔，如来教法深；微言能洞达，悯起大慈心。
　　求佛归三宝，庄严道不违；自然精法用，善事好相依。
　　志愿亲三宝，威严布萨诃；圆明无碍法，西域礼弥陀。
　　我信三乘法，周圆不可量；如来求秘旨，像教法根长。
　　来慕经文意，瞥然见道理；身通大众心，秘印传深旨。【注四十五】
　　而且不断强调佛教因果报应之说，以其说劝人：
　　报应定无疑，有因及证果；本来绝妄心，何以立名我？
　　业通三世足，福报甚高广；普荫及无边，威容光坦荡。
　　证善推因果，功圆道不亏；悲心恒及物，报应又何疑？
　　果愿从因起，因乘果自来；无因又无果，因果向谁开？
　　果报分明定，应从野马奔；百川归大海，难辩旧波痕。
　　我佛周旋施，众生业自深；无修不种果，岂解如来心？
　　贤劫下生时，众生无万亿；善报终是缘，业重应难出。
　　果亦因何有？果成因亦同；还如因证果，无事可相宗。
　　因地从於果，果圆宗自通；无因复无果，因果亦归空。
　　果报依文释，因明义最长；业随身影照，善寂恶悠扬。【注四十六】
　　对於佛教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无心、无生、佛性、轮回、烦恼、正
　　觉等等，他也有不少诗赞扬之：
　　言惑多虚妄，经文大法仪；无心即是道，迷认少相知。
　　说经十二部，一法智周圆；功行三千界，无心是福田。
　　义解无生智，无生智不来；非智亦非解，上智岂能开？
　　悟在刹那间，迷中何济拔？望阳入有无，觉後无狂渴。
　　证善何人解？终成一义空；轮回无了日，恶业善心同。
　　江河与大地，智慧无纤默；根本是烦恼，寂然中一物。【注四十七】
　　这些赞颂佛教之词，太宗也以五、七言律诗方式再三表达：
　　夫生人怕死，蝼蚁命何轻。福业随缘寂，慈悲享善名。
　　在家行孝爱，食禄尽忠贞。天道不移改，佛心化有情。【注四十八】
　　遥观七宝山，未到即无缘。菩萨因从地，金刚利福田。
　　袪烦清世界，大化法人天。智演穷难尽，闲心即是禅。【注四十九】
　　向人言福善，福善自机关。喜怒大张口，愚痴似等闲。
　　鑊汤知有罪，生死暂时间。六贼常清净，轮回绝往还。【注五十】
　　雅道包玄理，人天悉尽通。悟真全可事，迷昧不成功。
　　身外皆缘寂，心闲即是空。常情能自遣，岂尽觅山中？【注五十一】
　　善事足多魔，无缘不奈何。生疏无正定，孰究理相和。
　　尘垢迷情染，经文妙义多；信之含大道，真性起烟罗。【注五十二】
　　以上所录之诗，不过是从《秘藏诠》中随意抉取，虽不及全书的百分
　　之一，亦能见出太宗赞扬佛教之一斑。其他未录之诗，则多诠释佛理
　　之句，也能证明太宗所谓「机务之馀，留心释典，」应非虚假。【注
　　五十三】他「万几之暇，无畋游声色之好，述成秘藏诠、逍遥 ，」
　　确实是钻研佛理，「释典微闲」的结果。【注五十四】当然太宗还有
　　藉这些作品宣示其慧智天生、根器超人之意。更有藉因果报应、轮回
　　与「转轮王」等观念，支持他「现在佛」及「教主」的超凡地位，并
　　藉佛教之道德、戒律等来训示丛林，将整个丛林完全纳入皇帝个人的
　　掌握及控制之中。他在(新译三藏圣教序)赞佛法之博大精深，而至於
　　谓：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道群迷，阐扬宗性。广博宏辩，英彦莫
　　能能究其旨；精微妙说，庸愚岂可度其源。义理幽玄，真空莫测；包
　　括万象，譬誉无垠。【注五十五】
　　叹不修之业溥，伤强执之愚迷；非下士之所为，岂浅识之能究。
　　大哉，圣人之言，深可信服。【注五十六】
　　既言佛法广博精微、幽玄莫测，非浅识之能究，而自己不但留心佛典
　　，劝大臣阅读，还利用馀暇著《秘藏诠》等诠解佛语颁赐给佛寺，规
　　定寺僧善加保存研读。以其个人对佛法之理解，指导丛林，教僧侣们
　　阅皇帝解释佛义之作，以「免滞面 ，
　　生进此道」，这岂不是有意自我膨胀，脾睨儒臣，藐视僧侣，而俨然
　　以皇帝兼教主之姿态，宣示其超凡入圣，睿智无穷的其体表现？【注
　　五十七】
　　七、影响与反响
　　太宗虽然深知佛法之有益治理，而从实用观点来主宰佛教、利用
　　佛教。他费了不少心思钻研佛理，阐释佛义，以政教统治者的心情指
　　挥并领导丛林。他对佛教，有干预也有参与，从限铸佛像、考试僧侣
　　，到建寺译经、著书诠教，给自己建立了一个热心佛法、拥护丛林之
　　帝王形象，不但影响他自己的家庭及宋朝廷的风气，也影响後来宋皇
　　室的佛教政策。北宋议朝政之士，凡有建言，都劝皇帝修明内政，节
　　省财用。其间奏请停止土木、废修寺庙、沙汰僧尼之议，屡见不鲜。
　　这自然是有见於京城佛教流播、寺院林立，而不满皇室过度崇佛之故
　　。其中亦不乏将京城所遇灾祸，都归诸皇帝事佛求福之议。而此类批
　　评，多暗示太宗为始作俑者，太宗有知，真不知作何感想？
　　或许太宗认为他处理佛教问题之方式，不过是奋发有为人主之所
　　必行，仅为存释氏之教，实无意如一般人想像去事佛、崇佛。但是他
　　的一切作法，已造成皇帝崇佛之印象，直接影响到宗室、朝廷与佛教
　　之关系。譬如太宗七女之中，三女邠国大长公主即出家为尼，号员明
　　大师。【注五十八】虽然出家动机不详，但是家庭风气的影响未尝不
　　是原因之一。其七女中国公主，於端拱初(九八八)随太宗幸延圣寺，
　　「抱对佛愿舍为尼」。在其兄真宗即位(九九七)时，遂乞削发。真宗
　　问她何以不如其他诸妹「筑外馆以尚天姻」，申国答以「此先帝之愿
　　也！」坚乞出家，真宗只好允其所请。其诏敕，很明显地指出幼时之
　　所薰习：
　　皇第七妹陈国长公主，爰自先朝，特锺慈爱。出于至性，不茹荤
　　辛。资夙习以非常，悟清几而回异、专师凉寂，深厌纷华。尤轸
　　圣考之怀，俾服空王之教。朕顷侍左右，尝聆诲言，早以冲妹之
　　贤，已达竺乾之旨。柬心有素，从欲靡违。懿兹同气之亲，能继
　　出尘之迹，睿训斯在，钦念惟寅。屡稽敕降之文，备形淳谕之意
　　。而洁斋无改，至愿弥坚。期以修练
　　之勤，上抱劬劳之德。矧先志之允属，且素范之不渝，良难重违
　　，徒积多尚。是用择徽名于梵院，疏茂渥于脂田。国邑进封，禅
　　林赐号，俾伸宠数，式示褒扬。可进封吴国长公主，号报慈正觉
　　大师，赐紫，法名清裕，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注五十九】
　　真宗并为申国公主建寺於都城之西，赐额「崇真」。入寺之日，藩国
　　近戚及掖庭嫔妃愿出家者，凡三十馀人，皆跟随申国出家。直宗诏两
　　禁送於寺，并赐斋馔。【注六十】申国之外，太宗第六女荆国大长公
　　主与佛教国系亦深。其夫婿驸马都尉李遵勗(九八八—一０三八)是北
　　宋有名的佛教外护。他「喜读书，兼达释氏性理之说。」真宗时与杨
　　亿(九七四—一０二０)、刘筠(九七０—一０三０)为禅悦深交。其住
　　宅有大园林曰「沁园」，构有卯斋，常延高僧设「禅会」以谈禅论道
　　，「其法辩与天下禅伯相角」。【注六十一】李於仁宗时编有《天圣
　　广灯录》，记禅宗大德参悟对机之语，为宋代有名的禅家五灯之一。
　　仁宗序其书，说他：「洒六根之情尘，别三乘之归趣。迹其祖录，广
　　被宗风。采开士之迅机，集丛林之雅对。」【注六十二】僧史屡述及
　　荆国公主诞辰之日，李尝设高座，鸣法鼓於其宅之法堂，延丛林名德
　　登座说法，公主於松峦阁设箔观之【注六十三】李氏父子支
　　持佛教，对北宋京城禅宗之盛行，有推波助澜之功。其次子李端愿 (
　　？—一０九一) 承袭家风，尤好释氏。幼时常阅禅书，长虽婚宦，仍
　　笃志禅宗。曾效其父於住宅後园筑室类兰若，邀禅师居之，朝夕咨参
　　，至废寝忘。张方平(一００七—一０九一)有诗述其园，其诗略谓：
　　标骑子侯第，长门大主园。烟坡二宫赐，宸翰四朝恩。
　　禅客常摇拂，名流必解轩。春风与秋月，好景不空樽。
　　诗中并注「禅客、名流」之句曰：「先都尉好延禅客；朝之名胜必集
　　君第。」【注六十四】可见李氏家庭尚佛风气之一斑。
　　宗室之崇佛固有其他因素，譬如太宗之侄燕王德昭，於从征幽州
　　有谋立之嫌。归後论太原之赏，为太宗所责而自刎。其子家庭多信佛
　　教，如德昭之第五子惟和，其家即信佛甚笃。惟和妻冯氏「喜诵浮屠
　　书」，其二子从审亦好佛法，三女因病而为比丘尼。【注六十五】诸如
　　此类，虽与家庭悲剧或有关联，但未尝也不是太宗朝流风所致。
　　以太宗子真宗为例，更可见太宗支持佛教对皇室的影响。真宗对
　　太宗拥护佛教之印象甚深，已见於赐申国公主出家赐号
　　敕。他在〈注遗教经序〉中解释为何习经，有谓：
　　朕祇嗣庆基，顾渐凉德，常遵先训，庶导秘诠，因览此经，每怀
　　亲奉。冀流通而有益，因注解以斯形。虽寡昧以难精，幸覃研而
　　克就。【注六十六】
　　〈注四十二章经序〉也自谓：
　　尝以馀闲，潜加览阅，冀协宣扬之谊，因形注释之辞。【注六十七】
　　在〈继圣教序〉中，他也再三弘调太宗译经之盛事，而作如下语：
　　伏睹太宗皇帝法性周圆，仁慈普布。化蛮貊则万邦辐凑，跻烝民
　　於仁寿之乡；崇教法则四海云从，惠苍生于富庶之域。见尊经之浩汗
　　，设方便以救沉沦；知法界之恢宏，行精进而摄懈怠。乃择其邃宇，
　　校彼真文，命天竺之高僧，译贝多之佛语。【注六十八】
　　由於译经人员不断要求真宗为新译经赐序，并以「先皇帝大阐真风，
　　高传佛日；兴前王之坠典，振觉路之颓纲。」之类语句为谁，真宗表
　　示「虽幼承慈训，奈夙乏通才」之馀，仍「略敷大意，以顺舆情。」
　　【注六十九】所谓「常遵先训」、「幼承慈训」等说词，都足以证明
　　真宗自幼即受家教之薰陶，涉猎佛书，於佛法略有所知，即位之後，
　　遂视兴佛与译经为其主政任务之一。是以咸平二年(九九九)，素不喜佛
　　的吏部侍郎陈恕，以译经院久费供亿，议请罢废，真宗遂答以「三教
　　之兴，由来以久，前代毁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论可也」，而继续支持
　　译经与佛教。【注七十】景德三年诸王府侍续孙奭请减省修寺、度僧
　　，他也说「译、道二门有助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訾，假使僧、道
　　时不检，安可即废？」【注七十一】他还作〈崇释论〉，述佛法之益
　　，而说：「奉乃十力，辅之五常，上法之以爱民，下遵之而迁善，诚
　　可以庇黎庶而登仁寿也。」又将释氏五戒与儒家五常相比，认为「释
　　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
　　恶。」【注七十二】事实上，真宗亦撰成不少佛教诗文，经汇集成编
　　，称《法音集》，与太宗之《妙觉集》前後辉映。是以他虽以崇道闻
　　於後世，佛教史家仍尊为外护，对他赞美有加。志磐即说：
　　真庙之在御也，并隆三教，而敬佛重法过於先朝。故其以天翰撰
　　述，则有圣教序、崇释论、法音集、注四十二章、遗教
　　二经，皆深达於至理。一岁度僧至二十三万，而僧众有过者止从
　　赎法。上元幸诸寺，礼像百拜弗辞。复唐家天下放生池，以广好
　　生，皆本於宿愿而发於圣性，非俟於劝也。至於继世译经，大开
　　梵学，五天三藏，云会帝廷；而专用宰辅、词臣兼润文之职，其笃
　　重译事，有若是者。当时儒贤如王旦、王钦若、杨亿、晁回辈，
　　皆能上赞圣谟，共致平世。君臣庆会，允在兹时。稽之前古，未
　　有比对。【注七十三】
　　志磐所谓「敬佛重法过於先朝」，其事实究竟如何，非本文讨论范围
　　。但真宗在位，屡次排拒臣僚禁佛之议，并强调「佛教能使人迁善，
　　诚有其益」【注七十四】，虽或为本身习佛之见，但归根究底，实亦
　　得自太宗之启发与诱导。
　　大臣禁佛之议，自然是有见於皇帝事佛或护佛太过，而导致民间
　　佞佛风气之故。真宗既崇道又尊，舍财、建寺之举必较太宗有过之而
　　无不及，影响民间风气尤其厉害。故大臣倡议禁佛，虽推言「愚民无
　　知佞佛过；谓舍财可以邀福，修供可以灭罪，蠹害国政，宜加禁止」
　　【注七十五】，实际上是讽谏皇帝之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不言可喻。真宗岂有不知之理？唯大臣之讽谏，实不待真宗时才有。
　　太宗时任谏官的王禹偁(九五四—一００一）就曾上疏讽谏。他於端
　　拱二年(九八九)上〈三谏书〉，并随书附呈韩愈之〈论佛骨表〉。书
　　中表示：
　　齐民颇耗，象教弥兴，兰若过多，缁徒孔炽，蠹人害政，莫甚于
　　斯。臣故献韩愈〈论佛骨表〉。【注七十六】
　　未几，他又献〈御戎十策〉，言内、外五事，请太宗「内修其德，外
　　任其人。」并有「少度僧尼，少崇寺观」之议。据说太宗览奏，深加
　　叹赏，宰相赵普尤器重之。【注七十七】
　　王禹偁在真宗即位时，玄曾应诏上疏言五事，疏中重申前议，乞
　　真宗「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而以「事佛无效」作结，其疏曰：
　　是知古圣人不事佛以求福，古圣人必排佛以救民。......臣愚以
　　为国家度人众矣，造寺多矣，计其耗费，何啻亿万。先朝不豫，
　　施舍又多，佛若有灵，岂不蒙福？事佛无效，断可知矣。【注七
　　十八】
　　此疏显示王禹偁预见太宗事佛对其继承者可能造成的影响，冀望真宗
　　能听言，接受事福无效之议；由议兵、议吏开始，确实作到「艰选举
　　以塞其源，禁僧应以去其耗，自然国用足西王道行」之境。【注七十
　　九】孰料真宗听而不闻，反而变本
　　加厉，事佛更甚於前朝，终引起大臣们之连续反弹。
　　王禹偁所谓「先朝不豫，施舍又多，」不过是较婉转的说法。暗
　　示太宗之事佛，是欲藉佛之庇佑，使其箭创疗愈，奈何事与愿违，故
　　有「佛若有灵，岂不蒙福？」之问。其他谏臣则未必都如王禹偁一样
　　有同情之谅解。譬如开宝塔完成之後，知制诰田锡 (九四０—一００
　　三) 就尝上书极谏，言词激切，至有谓「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
　　膏幸血，」【注八十】明说皇帝假民脂民膏，以崇寺宇了。真、仁之
　　际，谏臣不满人主事佛过度者，都视太宗为始作诵者，可谓其来有自
　　。仁宗庆历时，知制诰田况对皇帝因蝗潦为祸而引咎自责、祈佛福佑
　　，讽刺仁宗「欲以一炉香，数祝牌上塞谴咎。」【注八十一】他对太
　　宗之事佛，讥讽更甚，曾说：
　　太宗志奉释老，崇饰宫庙，建开宝寺灵感塔以藏师〔佛？〕舍利
　　，临瘗为之悲涕。兴国寺构二阁，高与塔侔，以安大像，远都城
　　数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级方见佛殿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观
　　者无不骇愕。两阁又开通飞楼为御道；丽景门内创上清宫，以尊
　　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时之盛观。自景佑初至庆历中
　　，不十年间相继灾毁，略无遗焉。欲为之福，如是其效乎？【注
　　八十二】
　　「欲为之福，如是效乎」与王禹偁的「佛若有灵，岂不蒙福」之语，
　　简直是如出一辙，都足以表现宋代大臣对太宗有「事佛求福」的印象
　　。他们以儒臣的身分批评太宗「事佛」正表现他们对太宗未谨守儒家
　　之礼、未以孔孟之王道来治天下的不满。
　　八、结语
　　明代学者李濂在其《汴京遗迹志》中，曾就田锡上疏论开宝塔一
　　事，评太宗为人主之贤否：
　　按《宋史》，端拱中开宝寺塔成，侍御史田锡上疏曰：「众谓金
　　碧荧煌，臣以为涂膏 血。」帝亦不怒。由是观之，太宗轻用民
　　力，以作无益，固不能免千古之讥。然能容受谠言，不罪谏者，
　　抑亦可谓贤。【注八十三】
　　此处所谓太宗轻用民力，以作无益，显然是指太宗崇饰佛寺、道宫。
　　就崇建寺宇而言，不过是太宗整个佛教政策的一部份，也是他建立现
　　在佛与转轮王形象的一个环结。太宗是个野心勃勃的皇帝，他一登基
　　，即筹划平天下之策，欲伐辽以恢复大唐
　　疆域，使大宋帝国重振汉、唐雄风；欲通西域以混同宇内，使万邦辐
　　凑，近悦远来，把大宋变成宗教文化上的宗主国。虽然伐辽失败，粉
　　粹了他的理想，使他不得不专重内治，藉兴佛道来辅助其治。但兴佛
　　或崇道实为赓续他原来理想的步骤之。他以实用的观点及立场，帝王
　　兼教主之身分处理佛教事务，一面统制丛林，限制佛像雕造，考试僧
　　侣，禁卖度牒，减少度僧；一面建修佛寺，主持译经，诠释佛理，印
　　经传法。同时荐举名德，赐紫衣师号；赐所撰诗文，供僧侣阅读。说
　　他「事佛求福」，不过是以常识论事。其实，太宗即使有「事佛」之
　　意，其重机绝不单纯为祈福。其政治上的深意，是不容吾人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