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须弥山北周洞窟建筑及造像探析

　　宁夏须弥山北周洞窟建筑及造像探析

　　韩有成

　　[关键词]宁夏固原；北周；须弥山石窟；窟龛形制；造像特点

　　[摘 要]须弥山北周洞窟是我国石窟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其洞窟建筑形式大致可分为中心柱窟、方形禅窟及僧房窟三种类型，造像风格与北魏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雕刻手法纯熟，形式变化多样，表现手法趋于写实。须弥山北周洞窟的形成与地方官吏的大力支持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时也受到来自麦积山、巩县石窟的影响，并融合了北齐石窟的特点，直接反映了北周时期都城长安新型造像的特点。

　　须弥山石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固原市西北55公里处的六盘山余脉西峰岭的须弥山东麓。石窟创建于北魏中晚期，历经西魏、北周、隋唐诸朝，现存不同形制的洞窟162座，其中尤以北周、隋唐时开凿的洞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和时代特征。本文拟就须弥山北周时期开凿洞窟的建筑构造形式、造像特点、形成的历史背景及与中原等地石窟的相承关系等问题试作初步探析，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北周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朝代，在我国历史上又是一个偏居北方一隅的短暂的封建小王朝。自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宇文氏废西魏而建立北周政权，到隋文帝杨坚废北周而建立隋朝(581年)，北周仅历五代皇帝，共25年的时间。在这25年间，由于它“东灭北齐，南清江汉，西举巴蜀，北控大漠”，使我国分裂的北方又得到了统一，北方人民在经历多年的分裂与战乱后得以安宁和喘息，社会生产及文化生活也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据史载，在北周的五个皇帝中，除静帝宇文阐年岁幼小，武帝宇文邕晚年信谶纬、重儒术、励精图治不甚佞佛外，其余三帝都非常崇信佛教。周太祖提倡“大乘”Ⅲ。明帝宇文毓时期“佛法全盛，国家年别大度僧尼”，明帝曾下诏在长安营造“大陟岵”和“大陟屺”两大寺院，并每年大度僧尼。武帝初年“本循例事佛，造功德”，周室上下，广及民间，礼佛修德者大盛于西魏，时有寺931所，在建德三年(574年)武帝废斥佛、道二教时，还俗的僧、道有200余万人，可见当时的佛教还是相当兴盛的。但因这次的毁佛灭法，造成在我国北方现存的诸石窟中，留存到现在的北周洞窟及其佛教艺术品为数极少，除了在天水麦积山石窟中保存有40余座北周洞窟外，固原须弥山石窟可以说是保存北周洞窟及其造像最多、最集中、也最精美的地方了。据初步分期断代研究判明，在须弥山已经正式编号的162座窟龛中，计有北周洞窟11座，各类大小造像223身，这不仅是研究北周时期佛教石窟艺术的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在我国美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须弥山北周洞窟的建筑形式

　　从洞窟的形制和结构来讲，其建筑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中心方柱窟，如第45、46、47、48等窟(图一)。这种窟形完全是承袭前期洞窟形制而雕凿的，一般规模都较大，深、宽都在4～6米之间，高3米以上。主室平面方形，覆斗顶，窟内正中凿一方形立柱，直达窟顶。中心柱四面各开一重龛，四壁布满佛龛，正、左、右三壁各开三龛，前壁开窟门，门两侧各开一龛，门上方开三龛，龛内均雕一佛二菩萨三身造像(封二，1)。每壁中龛的主尊为立佛(封二，2)，在左、右二壁的前端龛内出现有菩萨装和佛装的交脚弥勒和倚坐弥勒造像。窟内雕设仿木式佛帐结构框架，有斜枋、梁架、角柱、栌斗。中心柱柱身四角雕立柱，下有莲花柱础，上有栌斗承接中心柱顶部的梁架及窟顶的斜枋。佛龛以帐形为主(封二，3)，龛表装饰繁缛，龛楣上浮雕帐褶、三角、莲瓣、帐杆、宝珠、璎珞等，两侧悬垂流苏，流苏上端一般衔在龙、凤、象的口中。少量为尖楣圆拱龛，龛楣上浮雕七佛。龛下壁面及中心柱基座四面浮雕伎乐人(图二)、供养人、神王(图三)、象头、博山炉、宝瓶等，窟顶浮雕供养飞天、化生、莲花、博山炉、云纹、忍冬纹、禽鸟等。造像总体组合为七佛、三佛题材，单铺组合为一佛二菩萨。第45、46窟和第47、48窟又各自成为一组双窟。

　　中心柱式的洞窟在我国早期的石窟中便已开始出现，如4、5世纪西域龟兹境内出现的凿甬道的中心柱窟，5世纪末河西地区出现的中心柱窟等，在北朝则特别流行，成为北朝各代石窟中最主要的建筑构造形式，如云冈石窟、巩县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等。在须弥山现存的11座北周洞窟中，有一半是这种窟形，可以说这是须弥山北周时期洞窟的基本建筑形式，也是北周时期最宏伟、壮丽的洞窟。它是按照殿堂庙宇的结构形式雕凿而成的，而且把仿木结构与中心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须弥山北周洞窟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也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完备的仿木结构殿堂，不但是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发展状况559年的甘肃武山拉梢寺的摩崖造像，570年大都督李允信所开的麦积山七佛龛以及敦煌莫高窟第428窟等。根据5l窟现存的遗迹分析，该窟左、右、前三壁开有窟门，而右壁左侧开有一大龛，按此推理，当初的开窟计划是在右壁门两侧各开一龛，内雕一佛二菩萨，现只完成左侧一龛；左壁也应与右壁对称，在门两侧各开一龛，造像亦应对称。这样，从全窟整体布局看，正、左、右三壁在整体上构成七佛的题材，即正壁三尊、左右两壁各两尊，但未能按计划完工，可见供奉七佛也是须弥山北周洞窟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三类为方形窟(图五)，相对于中心柱窟来说，这类窟的窟形较小，规模也不大，内无雕饰，多为禅窟、僧房窟，一般附属于中心柱窟的周围，与中心柱窟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实物例证，而且对我们了解当时宫殿、庙宇内部的布置也颇有价值。成组双窟的出现系沿袭北魏旧制，如云冈的7、8窟，9、10窟，1 、2窟，5、6窟等都是成组的双窟。

　　第二类为由四室组成的中心柱窟，这种形制独特的洞窟是须弥山石窟所独有的一种大型洞窟。如第51窟(图四)，从现存的状况来看，它是由前室、主室、左耳室、右耳室四部分组成，总面阔达26米，进深达25米，规模宏大。主室平面方形，宽13．5米，进深13．2米，高10．6米，覆斗顶，为中心方柱式窟。窟内雕仿木式佛帐结构框架，壁顶有横枋，四披有斜枋。中心柱四面各开一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前、左、右三壁正中开窟门，分别与前室、左耳室、右耳室相通。正壁开一圆拱大龛，内雕三身高达6．3米的坐佛(封二，4)，右壁门左侧开一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主室内其余壁面的小龛均为隋代补凿。前室及左、右耳室也开有佛龛，内雕像，风化严重。

　　这种大型洞窟盛行于北周，如开凿于须弥山北周洞窟所反映出的造像特征

　　须弥山北周时期的造像，经过北魏、西魏两代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在继承前代传统雕刻技法的基础上又有了显著的变化，雕刻手法纯熟，形式变化多样，表现手法趋于写实。

　　在须弥山石窟中，所有北周时期的造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既有北魏中期以后的那种秀骨清像的余韵，但又体态丰盈，给 人以珠圆玉润的感觉。佛像多作低平肉髻或薄发无髻，面形由北魏时的瘦削变得圆润丰满，双肩宽厚，腹部略凸起，体态健壮；着褒衣博带式袈裟，有的内着僧祗支，胸前系带打小结，衣着宽松，衣纹疏密相间；裙摆覆于座前，摆褶繁缛重叠，裙摆宽博，内外三层，衣纹呈人字形展开，端部基本为平角状，下垂部分较长，突破了北魏以来那种垂直平行、富于装饰意味的风格而变得流畅自然。菩萨像头戴花冠，两侧宝缯垂肩，面相浑圆，颈饰桃尖形或圆环形项圈；上身缠衣巾，下穿折腰细裙，裙腰外翻，肩胛丰腴，腹部微起，披巾横于腹膝部二道和交叉穿环，一端搭在肩部，一端下垂提在手中；以双肩垂挂璎珞者居多，璎珞主要在体侧绕环，少量的在腹部与莲花饰交结；一手下垂持披巾、香囊或它物，一手上举胸前持莲花等物。璎珞、项饰、手镯、臂钏等的雕刻都比较考究。在雕刻技法的处理方面，这个时期也还在逐渐改变北魏时期那种规律化处理衣纹的技法，采用直平阶梯形的刀法表现衣纹，其刀法圆润，衣褶层次多，但颇显厚重。

　　须弥山北周洞窟使北方民族大融合和南北文化交流这一时代特征在佛教石窟艺术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化了的北周石窟造像艺术的风格和特征。

　　须弥山北周洞窟形成的历史背景

　　固原位于宁夏南部，地处黄河中上游，自古以来就是西北的军事重镇，史称“据八关之要隘”，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关中通往河西走廊、大漠南北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是丝绸之路由长安到河西走廊的必经之地，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要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固原先后出土了许多北朝文物，充分证明固原不仅历史文化丰富，而且是各种外来文化的交融之地。如1981年发掘的北魏墓中出土的漆棺画十分引人注目，在漆棺的前档方框及侧档连珠圈内绘有许多菩萨形象，皆有头光，发束高髻，面相方圆，上体袒露，戴有项圈、臂钏、腕钏，披巾呈圆环状绕肩。这与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形象相似，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所致。又如1983年发掘的北周柱国将军、原州刺史李贤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鎏金银瓶、玻璃凸钉碗及陶俑、壁画等珍贵文物，亦是外来文化的遗物或受外来文化的影Ⅱ向。固原丰富的文化内涵为须弥山凿窟和造像提供了源泉和借鉴。须弥山石窟西邻著名的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南对天水麦积山石窟，东邻庆阳泾川南、北石窟寺，是宁夏境内最大的石窟群，也是研究固原及陇东地区北朝至明代佛教流传隋况的重要资料。

　　须弥山石窟初创于佛教盛极一时的北魏时期，到北周时开窟造像达到了高峰，而且形成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除了与北周皇室及民间礼佛修德的风气大盛有关外，也与当时固原的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同原北朝时称原州，是北周太祖宇文泰的发迹之地。宇文泰从原州起家，而后入主长安，他在军事上依靠的重要力量之一便是李贤一族。自宇文泰始，北周的数代帝王出于军事和人事上的考虑，都十分注意经营长安东北的同州(今陕西大荔)和长安西北的原州(今宁夏固原)，原州也随之成为长安西北的军事重镇。在宇文泰之后，先后有数名从将出镇原州刺史，如长孙邪利、李弼、王盟等，但任原州刺史时间最长的还是李贤。宇文泰在原州驻军期间，因“军令严肃，秋毫无犯”而得到当地居民的积极支持。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年)，“太祖(宇文泰)奉魏太子巡抚西境，自新平出安定，登陇，刻石纪事；下安阳，至原州，历北长城，大狩。”“遂幸贤第，让齿而坐，行乡饮酒礼焉。”并将其子宇文邕(以后的周武帝)和宇文宪(以后的周齐炀王)寄养在李贤家达6年之久。至周武帝即位后西巡，仍“幸贤第”。从李贤与宇文氏家族过从如此密切的关系中，可见北周对经营原州这一地区的重视，同时也表明了原州同长安的密切关系。

　　由于李贤地位显要，在任原州刺史的十余年间，原州实际上是李贤一族在经营，而且是作为讨伐北齐的后方基地而被致力经营的。继李贤之后，先后有其弟李远、李穆及窦炽等人主政原州，这些来自长安的显贵大都崇信佛教，故都有可能带来长安的佛教造像样式。李贤在文献中虽未提及其信佛之事，但其弟李穆在长安造修善寺，“建兴佛殿，起立僧坊，禅室钟台，靡不精丽，讲堂门屋，咸悉高华。”窦炽是一个比较廉洁清明的官吏，西魏废帝元年(552年)任原州刺史，在十余年的任期内政绩卓著，去职后原州百姓还十分怀念他。窦氏家族阖门崇佛，《辩证论》卷4记窦炽“建白马、梵云二寺”。天和四年(569年)北周曾筑原州城，加之北周均田制在原州的实行，均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石窟的开凿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

　　李贤家族及显贵窦炽等发迹于原州，且都出任过原州地方官吏，故须弥山北周洞窟的开凿与这些地方官吏有着很大的关系，原州受到长安佛教以及造像样式的影响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在北周时期佛教石窟的营造上，大都督李允信在天水麦积山开凿了规模宏大的七佛龛，随宇文泰讨伐北齐有功的尉迟迥在陇右任上，于武成元年(559年)在武山拉梢寺修造了40米高的摩崖造像，任瓜州刺史的于义在敦煌莫高窟开凿了规模较大的第428窟。那么，相对于时局安定的原州来说，有李贤、窦炽等一批地方官吏的致力经营，又处于佛教盛行时期，在须弥山开凿出如第5l窟这样规模宏大，如第45、46窟这样精美的洞窟当也在情理之中。

　　须弥山北周洞窟与中原等地石窟的相承关系

　　须弥山北周洞窟在窟龛形制、题材内容、造像特点诸方面，其风格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除了具有地方特点之外，还受到来自中原巩县石窟及南部麦积山石窟的影响，同时又融合了北齐石窟的某些特征，也直接反映出北周时期都城长安佛教造像的特点。

　　在窟龛形制方面，沿袭了本地两魏时期中心柱洞窟的传统做法，这也是中原北方地区北朝石窟中的主要窟形之一。窟内雕凿中心柱是须弥山北周洞窟的显著特点，而中心柱窟是源于印度的支提窟和西域的龟兹型窟。从时间上来看，印度在l世纪出现支提窟，约在4、5世纪西域龟兹境内出现凿甬道的中心柱窟，5世纪末河西地区出现中心柱窟，5～6世纪晋、豫及其以东地区出现中心柱窟，而须弥山出现中心柱窟是在6世纪，显然受到了前者的影响。但早期中心柱的柱体融合了高层建筑方塔的形式而为塔形，柱体上的造像更为丰富，如云冈第1、2、6、39等窟的中心柱多作多层塔式。到北魏晚期，中心柱形制开始发生变化，即由多层塔式向单层方柱式演变，如巩县石窟既有上、下两层的云冈旧制(如第4窟)，又出现单层方柱的新制(如第1、3窟)。北齐时，旧形制消失，如南响堂第1、2窟，水浴寺西窟，姑姑洞下窟皆作单层方柱。窟内雕凿中心柱成为我国北朝各代石窟中最主要的建筑构造形式，且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如云冈、巩县、响堂山等石窟中的中心柱，并形成一种新的样式而影响到全 国各地。须弥山北周洞窟把中心柱雕成方形，不分层，四面一重龛，上下等宽的形制显得粗壮，与巩县、响堂山石窟一致；窟内雕凿仿木式佛帐结构，又与麦积山同期洞窟相近。麦积山第43窟(即西魏文帝乙弗后的瘗窟)后室作盛顶仿木结构，至北周时仿木式佛帐结构仍十分流行，如大都督李允信所凿的上七佛阁(第四窟)即是仿木式佛帐结构。而在须弥山石窟中，这种将仿木结构和中心方柱有机结合起来的形制成为北周洞窟的独有风格。帐形龛在云冈、龙门等石窟中都出现过，至巩县成为规整的主流式样。须弥山北周帐形龛的龛表装饰繁缛，与巩县石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与麦积山北周洞窟相同，形成了具有北周石窟装饰雕刻特点的地方风格。在须弥山北周洞窟中，龛下壁面及中心柱基座四周浮雕供养人、伎乐人、神王等，与巩县、响堂山、水浴寺等石窟中的布局样式相类。中心柱基座前雕神王题材，在中原始见于北魏龙门宾阳三洞，巩县第1、3、4窟，一般刻于壁面、壁脚和中心柱基座四周。至东魏、北齐时，神王题材十分流行，如北响堂北洞、中洞，南响堂第5、7窟，水浴寺西窟等中心柱窟内，神王均刻于基座前的壁面上。须弥山出现的这种式样，显然是受到上述诸石窟的影响所致，而像座下的莲瓣尤为叶阔瓣宽，博大古朴，这又是须弥山北周洞窟在装饰方面有别于其他石窟的一个突出特点。

　　七佛题材是石雕和壁画中常见的题材，在北魏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中就早已出现，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第165窟便是北魏时期规模宏伟、造像内容丰富、以七佛造像为主体的一个典型七佛洞窟。七佛的供奉也是麦积山北周洞窟的主要内容，如李允信所开的七佛龛等。须弥山第51窟便是一个以6米多高的七佛为题材内容而雕凿的大窟，因与周武帝末期毁佛事件有关而未完工，现仅存正壁三佛和右壁一大龛。须弥山北周洞窟内所供奉的七佛题材与麦积山同期洞窟是相同的。

　　须弥山北周时期佛像低平肉髻、面相浑网、身体粗壮的造像特点在北周时广为流行，与北齐响堂山、麦积山北周洞窟相同；菩萨璎珞在体侧绕环或交结于腹部莲花饰上的装饰手法，与北齐响堂山、安阳小南海及麦积山北周洞窟的造像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但须弥山北周时期的造像更直接地反映出都城长安新型造像的特点。如陕西省博物馆藏北周保定二年(562年)碑龛中的通肩大衣坐佛、建德三年(574年)半圆形螭首造像碑正龛中双领下垂服饰的倚坐佛，应为北周时期关中的标准佛像之例，其主尊佛像肉髻低平、面相丰圆、身躯显胖的造型成为流行式样。这些流行式样也可从西安市博物馆所藏长安城出土的一批北周时期的石刻造像碑中得到进一步佐证。造像碑上雕有天盖帷幕龛，龛内雕像，龛顶上浅浮雕伎乐人或莲花、莲蕾、火焰纹等，龛两侧浅浮雕多节流苏；龛内佛像为磨光高肉髻，面相丰圆，身体健壮，上身外着双领下垂式通肩袈裟，内着僧祗支，下着长裙，结跏趺坐于高台须弥座上；菩萨像头戴花冠，面相方圆，上身半裸，下着长裙，肩搭披巾，腰束裙带，颈饰项圈，胸佩繁复华丽的璎珞，饰臂钏，腕戴镯。这些流行式样在须弥山北周时期的造像中成为典型。

　　综上所述，须弥山北周洞窟的仿木式佛帐结构、帐形龛、造像特点、七佛造像等，已形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特点和时代特征，是继云冈、龙门、巩县、响堂山、麦积山等石窟之后，保存至今而又比较完整的北朝又一较大的石窟造像地。须弥山北周洞窟与敦煌、云冈、龙门、巩县、响堂山等石窟年代蝉联，一脉相承，关系密切，在石窟艺术上同属一个体系。在我国的石窟艺术史上，须弥山北周洞窟代表着一个重要的时代，在雕塑艺术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为隋唐以后新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研究北周时期的佛教石窟艺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许潞梅]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出自: 《文物春秋 》 200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