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禅诗初探

　　中国古代农禅诗初探

　　罗小奎

　　[内容提要]农禅诗是禅宗诗歌中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类诗，它缘起于禅宗独有的禅悟观念、参禅形式和生存方式，具有鲜明的入世色彩。农禅诗可以启示我们现代人:亲近自然，珍惜大自然施予我们的每一份恩泽，过简单纯朴和谐的生活，摈弃商业文化滋生的虚荣豪华和穷奢极欲，让美丽的大自然和纯朴自然的人性人情重现生机。

　　[关键词]农禅诗；缘起；韵味；意义；现代启示；

　　[作者简介]罗小奎(1953—)，男，江西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江西南昌 330013)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自古以来吟咏农事的诗歌数量众多。其中有一类意味特别的诗歌叫做农禅诗，即以描述农事来表现禅理禅意的诗歌。这一类诗歌数量相当可观，有些由禅僧所作，有些由文人所作，不仅有独特的文化韵味，而且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意义，值得学界深入探索。

　　一、僧人农禅诗之分析

　　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禅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派别。禅宗的中国特色之一就是“农禅一味”，也就是禅宗僧人自耕自食，自给自足，农作和禅悟并行不悖，世出世间浑然合一。体现此一特色的禅诗很多，可以将其归为三类:1、以农作而悟禅，2、观农家而说禅，3、假农事而喻禅。

　　栖蟾和尚的牧童诗和虚堂禅师的春耕诗属于“以农作而悟禅”的诗作。这类诗是和尚亲身参与农作而体现禅道之作。

　　栖蟾和尚诗曰:“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日出唱歌去，月明抚掌归。何人得似尔，无是亦无非。” [1]禅僧要耕田，自然得牧牛；因而牧牛诗常见于僧人诗作。诗中牧牛小和尚的行状栩栩如生，其自在得意之情状令人羡慕。此诗最后两句点明了归隐田园而远离俗世是非纷争的意旨，由此透露出明显的禅宗文化意味。

　　虚堂禅师诗曰:“烟暖土膏农事动，一犁新雨破春耕。郊原渺渺青无际，野草闲花次第生。”[2]此诗比栖蟾和尚诗更为高明，若读者不知此诗为禅僧所作，很难确认其中就有禅意。然而真正高明的禅诗应该如此: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即不以一字谈禅说理，而禅意盎然尽在言外。此诗看来纯然是一幅早春农耕图:春来天暖，春雨如酥，老农勤快春早起，一犁新土如浪卷。远望青草渺渺茫茫铺向无尽天际，近看野花斑斑斓斓前后相继开放。无一字与佛事有关，无一句言及禅意。然而农禅一味，其味甚浓。开悟之后并无他事，只是春来下种，秋后收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其自然，是为得道。禅宗意旨无非八个字:生命至上，自然至美。要生存就得耕作，顺天时而作是谓自然，以农作而乐是谓自然，诗中人物行为和田野景象无不自然。所以说字字透露禅意禅味。

　　守恩禅师和天童颂禅师的诗属于“观农家而说禅”的诗作。这类诗是和尚因观照农家生活而悟出禅理之作。

　　守恩禅师歌曰:“雨后鸠鸣，山前麦熟。何处牧童儿，骑牛笑相逐。莫把短笛横吹，风前一曲两曲。”[3]写的是和尚所见初夏农村之景象:山坡上麦田金黄，林莽中斑鸠吟唱，不知何处窜出一群放牛小儿，鞭牛追逐嘻笑无忧。和尚看得心醉神迷，却听见风中有声，其声是笛，音韵荡漾，直透心房，不由得人心旌飘摇意迷神荡不能自己；故有“莫把短笛横吹，风前一曲两曲”之慨叹。和尚慨叹什么?六祖慧能有言:“住心观净，是病非禅。”[4]像牧童儿那样无心无为纵情任性才是真正得道。

　　天童颂禅师诗曰:“太平治业无象，野老家风至淳。只管村歌社舞，哪知舜德尧仁?”[5]写的是和尚所见山野乡村景象:天高皇帝远，山民无人管；自给亦自足，无为亦无争；兴起且歌且舞，超越道德伦理。这种纯乎自然原生状态的景象恰恰是禅宗所谓生命至上自然至美的理想体现。

　　善昭禅师和应圆禅师的牧童诗属于“假农事而喻禅”的诗作。这类诗是和尚假托农事而呈示禅意之作。

　　汾阳善昭写过一组牧童诗，其中有两首歌曰:“我有牧童儿，执杖驱牛转。不使蹈荒田，岂肯教驰践?泉水落岩崖，青松长石畔。牛饱取阴凉，余事谁能管?”“我有牧童儿，披蓑戴箬笠。风雨不能侵，雾露和衣湿。春听百花荣，秋看千株泣。牧童只个心，非是不能入。”[6]此诗中的牧童不是生活中真实放牛的小儿，而是个参悟禅道的和尚。诗中字字句句皆有象征:诗中牧童象征人的真如本性。诗中的牛象征人的世俗情欲。牧童驾驭着牛使之不蹈荒田不乱驰践，意味着僧人不让自己的世俗情欲为所欲为。转俗情俗欲与真如本性合而为一，则意味着回归自然，怡然自得地生存。

　　应圆禅师歌曰:“寒气将残春日到，无索泥牛皆勃跳。筑着昆仑鼻孔头，触倒须弥成粪扫。牧童儿，鞭弃了，懒吹无孔笛，拍手呵呵笑。归去来，归去来，烟霞深处和衣倒。”[7]乍一看，此诗是一幅早春农家乐景:冬尽风暖春意萌动，无绳水牛欢蹦乱跳。牧牛小儿将鞭儿扔了，任情戏耍恣意嘻笑。看似写那牧童儿，其实就是写和尚自己。此情此景，如此惬意，什么昆仑鼻头、须弥诸山，统统忘之脑后——这个和尚连参禅悟道都忘了!然而这恰恰是悟道的至高境界。恰如谢灵运所言:“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一味纵情任性，自然合乎禅道。归去来，归去来，回归何处是如来?归到烟霞浓浓处，人与万物一体是得道。

　　二、文人农禅诗之分析

　　自唐代以来，禅宗在中国大地日益壮大，不仅禅僧日众，而且羡禅向道的文人仕宦也与日俱增。唐宋著名的居士文豪就有维摩诘居士王维、香山居士白居易、六一居士欧阳修、东坡居士苏轼、半山道人王安石、山谷道人黄庭坚等人。这些文人居士写下数量众多的禅诗，其中有一部分就属于农禅一味的诗。文人农禅诗可以分为两类，1、观农家而说禅的诗，2、假农事而喻禅的诗。

　　李白素有诗仙之称，杜甫素有诗圣之名，王维则素有诗佛之号。也就是说，王维诗中浓浓的禅意禅味是世所公认的。王维的禅诗不少是农禅一味的。他的农禅诗大多属于“观农家而说禅”的诗。

　　王维《渭川田家》诗曰:“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诗歌呈现的是一幅农家晚归图:夕阳西下，牧童归家，农夫返途相语，老人倚门相望。此诗核心意旨在一“归”字。诗中人物悉有所归:牛羊归圈，雉鸟归巢，蚕儿归茧，众人归家。见此情景，诗人长羡不已，怅然若失，不由得心中反复咏叹《诗经》中的句子:“式微，式微，胡不归?”诗人心中之归，是归隐。回归自然，隐逸田园，是禅宗核心意旨之一。王维从农家晚归景象中体味到了闲适散逸的禅之意味，从而产生了归隐田园的意愿，故有此作。

　　王维《新晴野望》诗曰:“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诗中呈现出一幅初夏村野图:雨后新晴，空气清新，天高野旷，极目无尘；村外有溪水，清水绕田流；村后有高山，浓绿染山色；正是农人忙着耘禾的时节，全家老少都在田里忙活儿。诗里并无一字言及佛理禅意，然而内中却流溢着浓浓的禅意。在一般人看来，农活苦，农夫累，农作生活了无意味。但在王维的诗里却是:农村美，农事乐，农家福。因为在他看来，无为不争自清净，自耕自食乐陶陶，自给自足是禅道。

　　与王维齐名的诗人孟浩然也有一首脍灸人口的农禅诗《过故人庄》，诗曰:“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纵观全诗，除第二联为清新明丽的写景妙句之外，其他三联皆为平白如话之句，表达的也是情淡如水，人淡如菊的意味。然而这正应了禅宗所谓“至味只是淡，至人只是常”[8]的意旨。在禅宗看来，悟得禅道之人并无任何奇特行状，只是顺天应时，春种秋收，把清酒以待客，话农事以相欢。

　　杜甫并非公认的禅客文人，但生在禅宗风靡的唐代，一点不受禅宗影响的文人几乎没有。因此我们在公认的儒生大诗人杜甫那里也能看到禅意浓郁的禅诗。如《南邻》，诗曰:“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诗中锦里先生是杜甫住浣花草堂时的南边邻居。诗人去访问这位田园自耕的山人。但见茅屋柴门内一家人其乐融融:园内种有芋禾和栗树，虽贫而不至遭受饥寒；家中小儿见有客来自然欣喜，阶上鸟雀见生人至亦不惊飞；好一幅安贫乐道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景象!夜来相送，门前溪水才深数尺，野水之上，舟船小小，只能承受三两人；暮色冥冥中，竹林青翠，岸沙白晰，一轮明月正悬于柴门。好一幅清风明月山人野渡送客图!诗中虽无一字谈禅说理，其自然飘逸散淡恬适的禅意禅味见于言外。

　　以上文人禅诗属于“观农家以说禅”的诗。以下文人禅诗则属于“假农事以喻禅”的诗。

　　黄山谷《牧童》诗曰:“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垅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算尽不如君。”表面上看，此诗是写一个乡村小儿的牧牛生活，其实不然。诗中的牧童显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形象，而是诗人自身的象征性形象。出身大家的黄山谷想必童年未曾有过放牛的经历，即便童年放过牛，彼时也不可能悟到“长安求名求利不如山里牧牛放羊”的禅理。所以说这是一首“假农事以喻禅”的诗。

　　柳宗元《渔翁》诗曰:“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表面上看，此诗是写渔翁的打鱼生活，其实不然。在第一联中那人的确像一个现实中的打鱼人，夜来露宿西岩，清晨即起，取青竹燃明火，以清水煮活鱼，写得相当真切实在。但后面两联中，那人却虚幻缥缈若神若仙了。“烟销日出不见人”，恍若化入太虚，泯然无迹了。“乃一声山水绿”，又闻其渔歌袅袅不知从何处传出，使山水为之泛绿!“烟销日出不见人”是禅宗所谓空无之境，“ 乃一声山水绿”是禅宗所谓妙有之境；那如仙的歌者是虚幻，那青绿的山水是实在。“乃一声”，无化为有，虚化为实，其妙莫名!这种神妙灵异的力量虚幻缥缈却又无处不在:是炊烟袅袅入苍冥，是白云悠悠出山岫，是绿水澹澹泯天际。似有还无，似无还有，无穷禅意见于言外。

　　这个人其实并非渔民，而是诗人自身的象征性形象。文人慕禅，向往渔翁樵夫式的隐逸生活，自古屡见不鲜。古代这样的渔夫词还有不少，大都属于文人假借农事而喻禅的诗作。

　　王维《春中田园作》诗曰:“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临觞忽不御，惆怅思远客。”诗歌呈现是一幅早春备耕图:春来斑鸠求偶鸣叫，村边杏花灿烂耀眼；农夫持斧修剪桑枝，或荷锄疏通水源；春燕归来寻故巢，故人正看新年历，所有的景物和人物都呈现出浓浓的春意和勃勃的生机。这是一幅春意盎然清新自然的农家备耕画面，其本身就蕴含着生机盎然的禅意禅味，令人不禁陶然自醉。诗中人举觞欲饮时却怅然若失，因为他想起远在旅途的人们无法享受农家田园乐。诗中最后一联更具明显的禅宗意旨。禅宗把尚未得道而四处奔走的人们称作旅人客子，把了空得道之人比作归家稳坐之人。主人为远客未归而惆怅不悦的心情，恰恰体现了大德高人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

　　三、农禅诗产生的缘由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农禅诗的产生首先是因为禅僧有农事劳作的生活。

　　如前所述，“农禅一味”是禅宗极为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古代印度的佛徒从来没有农事劳作的生活内容。古代中国的其他佛教派别的僧侣一般也没有农事劳作的生活内容。他们依靠化缘乞食或他人供养为生。而中国禅宗是一个特殊的佛教派别，他们起源于一种特殊的僧侣群体——游僧，即居无定所的流浪僧人。

　　早在东晋晚期，在北方姚秦政权治下，就有僧人觉贤聚徒众数百在长安街头行乞、坐禅。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流浪僧团。被禅宗推为祖师的二祖慧可、三祖僧璨，是后来这类游化行禅的流浪禅僧团体的领袖。

　　这类流浪僧侣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但其社会感召力却相当巨大。这也与当时社会长期动荡经济凋蔽农村破产的历史现实有关。大量流离失所的流民加入行乞的僧团，使之规模剧增，声势日盛。这种情形使佛教僧侣上层和官府政权感到严重威胁。于是流浪僧团屡屡受到来自两方的无情排斥甚至严重迫害。北魏政权曾经屡次诏令禁止僧侣“游行民间”、“游涉村落”，但是屡禁不止。因为流浪僧侣数量与日俱增，而寺庙僧舍却极其有限。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全境，477年有寺院6478座，到534年增加至3万有余；而僧尼的人数则由七万多人剧增至二百万众。有庙可居的僧侣为极少数人，其他人只能流浪行乞。巨大的流浪僧人群体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安，这直接引发了北周政权的“毁佛”运动。当时被勒令还归编户的僧尼近三百万人之多。不愿还俗的僧人只能纷纷逃入山野避祸。由于北方山地寒荒难耐，逃难僧人们便转向南方，在官府政权力所不及的山野之地自耕自食谋求生存。这便是农禅生活的起源。

　　最早被发现的山居禅团，是隋唐之际在黄梅双峰山聚众五百的道信僧团。道信便是后来被推崇为禅宗四祖的那位高僧。他在黄梅聚众隐居三十年之久，后将衣钵传给弘忍。弘忍后来被奉为禅宗五祖。道信和弘忍开创的“东山法门”后被唐朝武则天政权正式承认为合法宗教派别。这是禅宗在历史上首次被承认为合法禅团。此后禅宗从地下转入地上，开始迅速传播，很快风靡神州，后来终于成为中国佛教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派别。

　　禅宗从非法僧团转而成为合法僧团，但其基本生活方式并未改变，仍然是寄居山林，自耕自食。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荒野之地贫瘠为多，收成自然有限。要维持众多僧人的生计，得全体僧侣共同劳作大家才得免于饥馑。因此农事劳作就成了禅宗僧人最主要的生活内容。这必然大量占用做佛事功课的时间。农事与佛事的矛盾必须以某种方式消除，否则禅僧团体便要沦为普通的农业生产团体了。于是智慧的禅宗领袖们便创立了“农禅一味”的修行方式。所谓“农禅一味”意即:务农不异于参禅，禅悟来自于农事。

　　创立《禅门规式》的禅宗高僧百丈怀海，有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9]传说怀海年届七旬仍随众劳作，众僧怜惜，劝阻无效，便将他的锄头藏起。怀海找不着工具无法劳作，便绝食一日，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众僧无奈，只好将锄头还他。怀海终生劳作至辞世。创立伪仰宗的禅宗祖师仰山和尚同样如此。唐代名士陆希声向仰山和尚请教，问他如何修行。仰山答曰:“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酽茶两三碗，意在镢头边。” 此诗亦传为禅林至理名言。

　　持戒和坐禅是一般佛教僧人主要的佛事功课。禅宗和尚却既不主张持戒亦不主张坐禅。他们认为农事劳作就是修行，就是做佛事功课。农事劳作何以能作为佛事功课呢?因为禅宗认为返本归真、回归自然、顺天应时、与道同运是禅宗核心意旨，而日作而夜息，春种而秋收的农事生活恰恰印合了这一意旨。所以说，务农不异于参禅。禅宗和尚的农事劳作与一般俗人的农事劳作有何区别呢?区别在于领悟和体验。都是一样的农事劳作，在俗人只是谋生的手段，在禅僧却更是禅悟的过程和生活的目的。世俗人等将农事当作谋生的手段，目的在于衣食温饱。劳作一天，不过得到一饱；劳作一生，不过免于饥寒。劳作的过程当然就让人苦不堪言。而禅僧的终极目的在于体悟禅意享受人生，农事劳作的过程就是体悟禅意的过程，就是享受人生的过程；所以在得道禅僧看来，劳作的日子，“日日是好日”，田野的景象，在在是好景。如此，禅僧的精神便得以超脱俗世而达于高远。

　　僧人的农禅诗表达的就是这种“农事不异于参禅，禅悟来自于劳作”的体悟和感受。

　　如果说僧人的农禅诗更多地来自于自身参与农事劳作的感悟，那么可以说文人的农禅诗大多来自于观照他人的农事劳作而产生的禅悟。极少有文人能像东晋陶渊明那样，真正生活在乡野田园里，躬耕自给。当然不能说陶渊明的诗属于农禅诗，因为当时禅宗尚未成气候，陶公也不可能受其影响。但是庄禅一味，陶渊明诗中明显的老庄意旨与禅宗意旨一气相通。因此，古代文人的农禅诗应该也有来自老庄和陶渊明的影响。

　　四、农禅诗的意义和影响

　　农禅诗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学现象，它是佛教诗歌中特有的品种，又是农事诗歌中特有的品种。它的意义是其他文学品类所不可替代的。

　　如前所述，虽然禅僧开始农事劳作是社会历史情势所迫。但是农事劳作客观上给禅宗带来了很多积极结果。首先，农事劳作根本上改变了禅僧的生活方式。从以前的乞食供养寄生于人的生活，变成了自耕自食自给自足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给禅宗僧人带来了独立自主的人格精神和自由自在的心理体验。其次，农事劳作根本上改变了禅宗的参禅方式。从以前寂坐观心的参悟方式，变成了耕田放牛担水打柴无非妙道的参悟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参悟方式使原本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宗教生活，转变为积极参与社会现实生活；并且从原本逃避社会现实的精神取向，转变为否定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同时又具有精神超越意味的宗教生活。其三，农事劳作使禅宗僧人有了亲近自然的机会，这不仅使他们的禅理禅机充满了生意盎然的自然美感，更为重要的是使他们由违背自然禁欲自残的生存方式转变为顺其自然健康丰满的生存方式。

　　农事劳作给禅宗带来的上述种种积极结果，都通过禅僧的农禅诗反映了出来。通过这些农禅诗的广泛流传，也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的社会公众的思想和生活。首先受到影响的当然是自唐以来那些向慕禅道的知识分子，不仅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都发生相应的重大转变，也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发生了相应的重大转变。有唐以来，古代中国的诗体、诗境和诗风都因禅宗的大兴而明显一变。自此以后，几乎到了无人不悟禅和无诗不含禅的地步。大量的文人农禅诗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产生的。而恰恰因为有唐以来大量文人农禅诗的出现和传播，农禅诗的社会影响日益增长，以至于达到社会公众家喻户晓的境地。

　　农禅诗的影响并未止于古代中国社会，同时也深深影响到当今世界现实。自上个世纪初以来，禅宗文化便渐渐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目前经济发达国家的禅宗信徒的数量与日俱增，相当多的外国信徒效法中国古代山居禅僧，远离现代商业都市，拒绝现代奢糜生活，在乡野山林开拓自耕自食自给自足自由自在亲近自然的全新生活。

　　农禅诗在当今中国社会亦有广泛影响。禅宗文化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便从海外转而蔓延到中国大陆，至今方兴未艾。农家乐式的旅游方式正在中国大地日益流行。这应该是一种向慕自耕自食自给自足亲近自然的禅式文化心理使然。更有一些中国都市成功人士，干脆放弃都市奢华，在乡野之地建造陋室而躬耕自乐。这当然更是农禅思想影响的直接后果。

　　我们绝不应该把这种现象简单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退行为。

　　现代商业社会所造就的生活方式已经严重败坏了自然环境以及人性人情人品和人格。我们许多人忘记了人类还可以有另一种更为健康更为美好的生存方式可以选择。亲近自然，与大自然中自在生存的草木鸟兽和睦相处；珍惜大自然施予我们的每一份恩泽，过我们简单纯朴和谐的生活，满足我们天然本真的身心需要。拒绝不良商贾为谋取利润而炒作出来的人为需求，摈弃商业文化滋生的虚荣豪华和穷奢极欲，让美丽的大自然和纯朴自然的人性人情从以往被严重败坏的境地中恢复过来，重现生机，让人类唯一的家园地球为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久美丽地存在下去，这应该也是农禅诗给我们现代人的启示之一。

　　[参考文献]

　　[1]全唐诗[M].海南国际出版中心，1995. 3040.

　　[2]吴言生.禅宗诗歌境界[M].中华书局，2001.240.

　　[3]普济.五灯会元[M].中华书局，1984.1062.

　　[4]慧能.坛经[M].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166.

　　[5][6][10]吴言生.禅宗诗歌境界[M].中华书局，2001.241、90、105.

　　[7]普济.五灯会元[M].中华书局，1984.1087.

　　[8]洪应明.菜根谭[M].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7.

　　[9]袁宾.中国禅宗语录大观[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84.

　　【责任编辑:徐凌志】

　　出自: 《农业考古 》 200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