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竹仙洞摩崖石刻群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珠海竹仙洞摩崖石刻群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杨建军

　　石刻文物是珠海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头是人类最早用来表达和记录思想的载体,摩崖石刻就是记录在岩石上的史料,其价值和作用不可低估。珠海地区有较丰富的摩崖石刻,目前较重要的有二十几处,以清代为多,竹仙洞摩崖石刻群即为清代摩崖石刻中非常重要的一处,石刻中多数都有明确的纪年,且有一定的规模。竹仙洞摩崖石刻群的创始人杨云骧及其事迹均在《香山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石刻与文献可相互印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外,石刻中多次提到的乩文反映了清后期的民间宗教信仰与风俗,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石刻中多种书体的书法作品是中国民间书法艺术的宝库。同时竹仙洞还是珠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因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本文尝试从石刻的内容着手,对竹仙洞摩崖石刻群的重要性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珠海地方史的研究有所帮助,并能引起社会各界对竹仙洞摩崖石刻群更多的关注、保护与研究。

　　一. 概述

　　竹仙洞在《香山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据《香山县志》(1)卷四《舆地上》:“竹仙洞在北山乡东南四里,群山夹拱,中隔溪涧,石桥横跨如偃虹,岩溜王争 ,味尤清冽,里人杨云骧构石室其中,花木幽邃,往来游人恒于此觞咏焉。”

　　从以上可知,竹仙洞位于北山乡东南四里,即现在珠海市市区西南部湾仔竹仙洞水库,风景秀丽,环境清幽,并由里人杨云骧开发所得,游人来此题诗畅游,可以想象当时的雅境与热闹。军旅出身的杨云骧(1801~1872年),广东香山县恭常都北山村人(今广东珠海南屏北山村人),他在朝效力屡立战功,官至都司正四品。据《香山县志》卷十一《选举?仕宦》载:“恭常都北山人,字楚田,上□军功,赐荷包、花翎、和平营都司,有传。”关于杨云骧的性格在《香山县志》中也有记载,据《香山县志》卷十五《列传》:“杨云骧,字贻 ②,北山村人,少磊落,尚气节,重然诺,好施与,鳏寡□□皆周之,北山属澳门,澳久为夷踞,闻云骧名,皆畏服,夷酋皆得纳交以为荣。”杨云骧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对清政府失望,辞官返乡。于清代同治三年(1864年)63岁时,开始隐居和开辟竹仙洞,修桥铺路,建石室凉亭,邀高朋雅士吟诗作对,并在此终老。

　　竹仙洞摩崖石刻群目前发现有十五题,从石刻年款上看至少延续了三十余年。其内容有记事的题字、有反映民间宗教信仰的乩文及描绘竹仙洞风景和山林生活的题诗等,并且多有落款,写明题刻的年代和作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社会价值。石刻以阴刻楷书为主,还有阴刻狂草、阴刻行草、阴刻中楷行书。最大的字约1.5米见方,最小的字约5厘米见方,大字气贯如虹,小字隽咏清丽,是清末民间书法作品的上乘之作,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1986年公布为珠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二. 内容分析

　　竹仙洞摩崖石刻群中最早的是同治三年刻石,共有五题,依次从右往左刻于同一块大石的侧立面上。有三处年代落款,分别为同治三年季夏(第一、二题)、同治甲子仲秋(第三题)、同治三年仲冬(第五题),从内容上看,有佛教、道教的乩文、有叙述杨云骧事迹的内容、描写山林生活的雅致及竹仙洞景观的诗句等。整个摩崖石刻群中以乩文开头,值得注意,而后涉及乩文的还有三处,总共四处乩文,这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乩是中国一种古老的占卜术,有扶乩和童乩两种,都是通过作法传达神意,乩人则充当灵媒的作用。童乩仪式是乩童在精神恍惚状态下用语言宣示神意,而扶乩则是在沙盘上写字宣示神意,通常能写出五言、七言、十言的诗词式训词。据研究,至今在我国南方各省,包括福建、广东、台湾及东南亚各地华侨社会中仍流行这类宗教活动(3)。从竹仙洞摩崖石刻群中的四处乩文来看,如果当时确曾举行过占卜活动的话,那么应该属于扶乩的仪式,石刻的乩文中除了有两处观音大士和吕祖仙师的乩文外,余为四字词、五言诗、七言诗,书体有中楷行书、楷书、狂草,诗词和书法均有一定的造诣。据研究,扶乩自唐宋多见于记载,早期的乩仙多为紫姑神,后来寺庙的各类神灵或家族的祖先也能降乩。明清时期,几乎每府每县的城市里都有乩坛,之后散布于民间。解读扶乩文本,了解扶乩活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④。扶乩活动的本质是通过仪式增加神异气氛、借助神力让观者信服⑤,同时也增加乩文的神圣性与权威性。

　　我们可以设想杨云骧在选择竹仙洞作为隐居之所时,曾在此地的风水问题上进行过扶乩仪式,所请的神灵分别为观音大士和吕祖先师,两者分别为佛教和道教的圣者,借神的谕示来证实此地确为风水宝地,如观音大士的诗句“洞门福地世难寻”,吕祖先师的诗句“人间胜地乐无边”。开端的题刻还通过观音大士的乩示劝诫世人到此游玩的一些禁忌,如“观音大士乩示到此游玩切勿食猫犬水鱼龟蛇鼠各污秽之物至禁至嘱”。这种禁忌观念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它普遍存在于宗教信仰的领域里,不仅在中华民族而且在世界上很多民族都常见。经研究,古代的以色列人,非洲的土著雷雷族(LeLe)人等也有这种观念,分析其成因是由于对水陆空三界动物的认知过程和分类系统而产生的现象,即在这些民族的内心中,普遍认为宇宙万物的存在有一定的秩序和标准,凡是不合秩序的即是违反神圣、不洁、可憎、禁忌的,反之即为圣洁、神圣的⑥。乩文的最后再通过吕祖先师的乩示劝导世人不要为浮名浮利所累,这样经过一佛一道两位圣祖之口起到教化族众和世人的目的。

　　竹仙洞摩崖石刻群中最早的题刻以观音大士和吕祖先师的乩示开端,似乎有着更深的寓意。观音是佛教的四菩萨之一,由于其法力无边,救苦救难的本质和慈悲心肠,广受人们欢迎和景仰。佛教自从西汉时期从古印度传入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与儒教、道教三教合一,在中国社会体系中根深蒂固。佛教主张因果轮回、普渡众生,宣扬彼岸世界,题刻中“法雨微沾洗性心”、“吩咐世人寻乐土”诗句,即是佛教普渡世人脱离现实苦海的一种反映。吕祖先师即吕洞宾,是道教全真教的教祖,也是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广为大众所识。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以老子为教主,老子的哲学思想讲求“修道、积德、清静、无为”,认为做任何事情都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要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其乩示诗中“浮利浮名世颇多,勿将真性任消磨,千年宰辅寻常事,不若山人一力锄”正是道家思想的体现。杨云骧的隐居行为恰是迎合了佛、道二教的这种理念,同时也反映了杨云骧对社会现状不满、避世的一种心理情结,把隐居竹仙洞作为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以期实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与寄托。

　　另外三处乩文没有指明请的是什么神,分别是同治五年、同治八年秋、冬乩示,有四字题咏、五言诗和七言诗,主旨都是在赞美竹仙洞的山水美景,隐含同治三年(1863年)选择此地作为隐居之所的正确。其中的七言乩笔诗石刻落款为“楚田道人正,李 道人戏墨,云洁野乩,杨兰皋敬泐”,可谓四人“联珠迭唱”之作,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扶乩仪式是团体性的活动,体现在竹仙洞便是文人汇聚的文化行为,也喻示当时的竹仙洞名士聚集、曲水流觞的雅境。

　　尽管在竹仙洞摩崖石刻群发现了四处乩文,但是当时在竹仙洞是否确曾举行过扶乩活动已不可知,然而我们仍可推测扶乩活动在清末民间的盛行,也反映了当时的神灵崇拜和风水信仰。也许正因如此,题刻中才用乩文(即“神的语言”)来确保题刻文字的神圣性与权威性,达到使观者敬畏和信服的目的。

　　同治三年仲秋的题刻为一首五言诗即“廿年征战罢,解甲悟前因 山水有真味 园林无俗崖 浮生寄古洞 问道出迷津 拟作沧江叟 长落世外人”。落款“楚田杨公奉师赴江克复沪埠旋统舟师荡平群魔功成引退避居此洞培筑桥亭花木山水自娱之云从事年来见其壮怀高尚用志俚言以谂来者 同治甲子仲秋循州廖起云题书勒石”。此处是有关竹仙洞的开辟者杨云骧的内容,属记事刻石,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其落款中“楚田杨公奉师赴江克复沪埠旋统舟师荡平群魔功成引退……”,记述了杨云骧为官时所做的两件事及功成引退的事实,这在《香山县志》中有详细的记载。据《香山县志》卷十五《列传》载:“咸丰三年……逆贼刘源踞上海县为乱,云骧率拖船援剿,扼贼粮道,贼困,赂夷人,前锋死战官军,陆营皆败,进迫水师营,云骧不为动,伺其至,发巨炮击之,折夷酋臂,贼为丧气,官军乘势反攻,四年元旦,破贼,戮刘源,遂复上海。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保奏,奉旨赏戴蓝翎,赐荷囊二,以都司用,旋补和平营都司,换花翎。上海平后旋里。适海寇猬起,复奉提督吴元猷、总督劳崇光札领拖船捕缉。遂不复之官。”前面“克复沪埠”的时间是四年元旦,据《列传》中的前文可知为咸丰四年(1854年)。

　　其落款中“……避居此洞培筑桥亭花木山水自娱之云……”,与前述《香山县志》卷四《舆地上》的记载相吻合,即“里人杨云骧构石室其中,花木幽邃,往来游人恒于此觞咏焉。”

　　此外,据《香山县志》卷十五《列传》载:“云骧初出,报捐营千总印,著捕盗声,素悉贼巢穴形□(7),夷人又乐为用,故捕无不获,贼闻风多敛迹,计二十年中,获贼渠十五名,贼党三千六百余名,贼船六百余艘,劳文毅公崇光、曾文正公国藩□□其能,赠以悬额,曰公忠体国,曰正直无取,曰四知衍泽云。”

　　上面三则史料与题刻中“廿年征战罢”、“功成引退,避居此洞”相呼应,可看出杨云骧一生献身军伍、战功卓著,而其性格中识大局、不为名利所惑的可贵品质。此题石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此外,整个摩崖石刻群中有三处题刻均为杨兰皋刊刻,年代分别为清同治四年乙丑孟秋谷旦(1865年)、同治五年(1866年)、同治八年已巳冬月(1869年)。其中一题的落款“杨兰皋敬泐”字体与正文云洁野的狂草不同,也可能是杨兰皋本人手迹。据研究,杨兰皋为清同治年间举人,是香山县北山村著名乡绅,咸丰五年(1855年)创办“敦古堂义仓⑧”,生卒年不详。在今珠海南屏将军山发现了杨兰皋墓,为石砌灰砂墓,有望柱石、石狮子、祭台、梯级、拜桌、墓碑和坟茔,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地铺花岗石板,可见墓是有一定规模的。墓碑上刻“显十九世祖考兰皋杨府妣郭氏太宜人墓”,即是杨兰皋及夫人郭氏合葬墓。墓左侧刻有八句七言诗一首,意含墓地所在为风水宝地。墓右侧刻的年款值得注意,即“同治八年岁次己巳仲夏吉旦敬立”⑨。而杨兰皋在竹仙洞的一处刻石年款为已巳冬月清同治八年(1869年),说明同治八年冬月杨兰皋仍在世,那么杨兰皋墓右侧刻的年款“同治八年仲夏”并非为杨兰皋卒年,现存之墓应为其生前所建,或许是修墓的年代。

　　整个摩崖石刻群中有两处最晚的石刻,年代分别是光绪丙申(光绪廿二年,1896年)和癸卯新月(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由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竹仙洞摩崖石刻群的年代范围,上限清楚为清同治三年(1863年),下限为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或更晚些,因为从目前发现看,还有四处无款的石刻,很难确定它们的具体年代。杨云骧卒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可确定年代的十一题石刻中有九题均为杨云骧生前石刻,即同治三年至同治八年这六年中所留下的遗迹,有两题为其身后石刻,分别为光绪廿二年(1896年)和光绪廿九年(1903年),说明在杨云骧去世后的二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后人仍追随其足迹,留连往返于竹仙洞,这从光绪廿二年(1896年)的纪事摩崖石刻中可知,此题记述的是诸好友在竹仙洞游赏聚饮之事,题书者为何凤翔,端溪岐峰氏人,经考证,端溪位于今广东省高要县东南,因产砚中上品端溪砚或端砚而闻名。题刻中提到聚会的诸好友中有顺邑罗文珊,北山杨乃安和杨乃琨,健夫都戎,瑞初、澄如二孝廉等。其中,杨乃安,“为南屏北山人,生卒年不详。晚清秀才,善诗文。后侨居美国,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加入同盟会。曾返家乡修建竹仙洞。⑩”此题石刻落款中提到杨乃安,可知他确曾于光绪丙申廿二年(1896年)到访竹仙洞并参与诸友聚会。另据实物资料反映,杨乃安还参与倡建当时乡里著名的慈善机构“福善堂”(11),现存珠海市博物馆内有征集到的倡建“福善堂”的石碑4块,另有残块若干,立石年代为清光绪廿七年(1901年),在《倡建福善堂签题碑记》(倡建同人)名单中可见到杨乃安的名字(12)。对于聚会中其他人的情况目前尚未有详细的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从同治九年至光绪廿一年的26年间并未见到有年款的石刻,而本石刻群中无款题刻仅四处,均为两字、四字的零散刻字,关于这四处题刻的确切年代,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摩崖石刻群中涉及的人物有杨楚田(即杨云骧)、杨兰皋、张之翰、云洁野、侄钟锦、李 道人、廖起云、罗君文珊、杨君乃安、乃琨、都戎、瑞初、澄如二孝廉、何凤翔、杨友兰、次子镇洪,计十六人。其中杨楚田之名出现4次,杨兰皋出现3次,张之翰、云洁野各出现2次,余皆出现1次。题刻中涉及到的地名有蜀川、循州、屏南、南海樵山、顺邑(即顺德)、北山、端溪岐峰等,据考,此处循州可能是粤东北的龙川县城,那么除蜀川位于四川省外,余皆位于广东省内。石刻中提到的这些人必定都是当时的名士,但由于目前文字资料所限,多数已不可考,但这些石刻资料记录了他们的籍贯、所为及作品,希望能为珠海及相关地区的地方史提供些许帮助。

　　前文对题刻内容及相关的事件、人物和地点等作了初步的分析和考证,值得一提的是题刻中仅出现杨云骧次子镇洪,未见其长子杨镇海的名字。尽管如此,杨镇海是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研究的人物,他在史料中不但有明确的记载,而且成就也超过了其父杨云骧,据《香山县志》卷十一《选举?封荫》载:“杨云骧,以子镇海封武功将军”。

　　杨镇海(1828~1903年),字祖泰,号表东,生于清道光八年,卒于清光绪廿九年。据《香山县志》卷十一《选举附?仕宦》:“杨镇海,恭常都北山人,字祖泰,由行伍升广东澄海平海营参将,署龙门协副将”。因杨镇海对朝廷的卓越功绩,同治皇帝曾分别于四年(1865年)和十一年(1872年)两次封赏杨镇海曾祖父母、祖父母。

　　目前这块被后人制成木牌匾的“奉天诰命”悬挂在杨氏大宗祠内。根据诰命内容、《香山县志》卷十《职官第四》的记载以及有关的研究(13),杨镇海的任职经历如下:由普通行伍升至香山协右营把总,再升至左营千总。清咸丰六年(1856年)28岁任右营守备,咸丰八年(1858年)30岁任左营都司,咸丰十年(1860年)32岁任右营都司,同治四年(1865年)37岁为广东澄海营参将,同治十一年(1872年)44岁为副将衔广东澄海营参将,光绪初年,升任龙门崖州协副将、香山协副将(从二品)。后因母年老,禀请还乡服孝,清廷对杨镇海加武德将军副将衔,拨谷字都(今中山三乡一带)与下恭都(今前山南屏一带)公局之俸禄为之养老。杨镇海返乡后协助乡里建设,赈灾扶贫,深受敬重。据珠海市博物馆征集到的倡建“福善堂”石碑碑记反映,杨云骧之子杨镇海和杨镇洪为造福乡梓是做了一定贡献的,他们均参与了倡建慈善机构“福善堂”的工作。

　　三. 重要性及意义

　　通过前述对竹仙洞摩崖石刻群的内容分析,其所折射出的历史信息广泛而丰富,生动地向世人展现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和鲜活场景,而且这些诗文书法作品依托坚硬的岩石,永留不绝,成为后世学习、欣赏与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其重要性及意义如下:

　　首先,竹仙洞摩崖石刻群是一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目前竹仙洞摩崖石刻群已公布为珠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与其相关的杨云骧倡建的杨族杨氏大宗祠既是珠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又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可见其历史价值与重要性。其史料价值体现在竹仙洞与开辟者杨云骧及其事迹、相关的人物都在(同治)《香山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见于如下:

　　1. 竹仙洞在《香山县志》卷四《舆地上》有明确记载,说明了当时竹仙洞的重要性及影响之大。

　　2. 竹仙洞开辟者杨云骧及其事迹在《香山县志》卷十一《选举?仕宦》、卷十五《列传》中有明确记载,并可与石刻内容相互印证,证实了《香山县志》中所载史料的可信度,同时也说明了杨云骧确实是地位显赫、战功卓著,可谓当时的风云人物。

　　3. 摩崖石刻群中三次提到杨兰皋,证实了杨兰皋为当时香山县北山村的著名乡绅,而且对造福桑梓作出了一定贡献,其所创办的“敦古堂义仓”在当时是有影响的,在厉式今修、汪文炳等纂《香山县志续编》卷四中有明确的记载。

　　4. 杨云骧的长子杨镇海同样战功卓著,成就超过了其父,关于杨镇海在《香山县志》卷十一《选举?封荫》、卷十一《选举?仕宦》、卷十《职官第四》中均有明确记载。而且因为杨镇海的卓越功绩同治皇帝曾两次封赏其曾祖父母和祖父母,此“奉天诰命”诏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记载了杨云骧家族所曾拥有的辉煌和成就。目前这块被后人制成木牌匾的诰命诏书就悬挂在杨氏祖祠即杨氏大宗祠内。

　　5. 题刻中还提到杨乃安,他与杨云骧之子杨镇海、杨镇洪共同参与倡建的“福善堂”在厉式今修、汪文炳等纂《香山县志续编》卷四中有明确的记载,而且从记载中可知福善堂的规模和影响之大,在扶困济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题刻中四处涉及乩文,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深入探讨当时民间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乩文内容反映了扶乩占卜活动在当时清末民间盛行及风水信仰,而首题中以佛教和道教的乩文开头,也预示了佛教及观音菩萨、道教及全真教教主吕洞宾的深入民心及在社会上的广为流传。

　　第三,为探讨隐逸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素材。竹仙洞是杨云骧辞官后的隐居之所,摩崖石刻群也是在他的开辟下逐渐形成的,现今给后人留下了至少十五处石刻,环境清幽。这使人自然地联想到珠海的另一处摩崖石刻群,即山场石溪摩崖石刻群,是由山场人鲍俊辞官隐居后的创举,在山场村后山石上留下了30多处墨宝,同样给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可称为“诗书艺术的展览馆”。两处摩崖石刻群何其相似,都是主人公退隐后所为,这为我们探讨中国社会的隐逸文化又增添了良好的素材。中国的隐逸文化源远流长,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便已有关于隐及隐士的传说和记载,传说中的隐士都具有理想化的特点,从而成为后世隐士的楷模。此后,从殷周、战国至明清时期,中国的隐士文化异彩纷呈,各个时代都造就出了属于自己那个时代的隐士文化,人们对隐士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14)。当然,任何一种行为的产生都要有一定的条件才能促成,杨云骧的隐居以及鲍俊的隐居辞官与当时清中晚期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与研究。然而,纵然隐居有种种不堪回首的原因,但由隐居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竹仙洞摩崖石刻群的产生及另一处石溪摩崖石刻群的形成便是隐居结果的正面素材。从竹仙洞摩崖石刻群的题刻内容来看也是有很强的倾向性的,基本有四类:一为描写竹仙洞优美的自然风光;二为展现山林生活和具体情态的诗句;三为表达隐者情趣志向的诗句;四为与佛教、道教有关的内容。因而,杨云骧等人的行为从一个侧面也促进了中国的山水田园文化,推动了隐逸文化的发展。

　　第四,竹仙洞摩崖石刻群探源。石刻的研究由来已久,石刻学是从金石学分化而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自清末民初,当时中国出现了第一部石刻学概论著作即叶昌炽《语石》,为建立中国的石刻学奠定了基础(15)。石刻学涵盖的范围很广,摩崖石刻即为其中一种形式。

　　目前在整个珠海地区内陆和岛屿上,发现二十几处较重要的摩崖石刻,这些摩崖石刻多数分布于山地和岛屿的巨石上,多为成组石刻,遍布山林,如位于金湾区高栏岛的宝镜湾摩崖石刻群,共五处七幅;位于香洲华前村“百足山”的华前摩崖石刻群,有七题;位于香洲湾仔竹仙洞水库区的竹仙洞摩崖石刻群,至少有十五题;位于香洲山场村后山的石溪摩崖石刻群多达三十多题,这些成组出现的摩崖石刻群对考察当时的历史事件、社会背景、文学书法艺术及制作技术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和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摩崖石刻群中较早的石刻当属珠海宝镜湾摩崖石刻画与连湾山葫芦石岩画,目前对岩画的年代仍存在很大的争议,而岩画断代本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著名的宝镜湾摩崖石刻画的年代就有如下几种(16):一为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二为属春秋、战国,三为属秦、汉,四为属宋或以后。目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珠海市博物馆联合出版的报告书中把宝镜湾摩崖石刻画绝对年代定在距今4000年前后(17)。而连湾山葫芦石岩画珠海早期的研究者认为属青铜时代(18)。此外,在香港(19)、澳门(20)地区同样发现了摩崖石刻画。综观珠三角地区,摩崖石刻至少有两种类型:单一的图案或复杂的图像摩崖与文字摩崖。而且两者应存在先后的发展方向,即单一的图案或复杂的图像摩崖时代早,而文字摩崖时代晚,倘若宝镜湾报告书中确定的年代能够经受住以后实践的检验,那么,珠海摩崖石刻的历史便可追溯到距今4000年前后,而竹仙洞摩崖石刻群则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当然摩崖石刻的产生与珠海地区乃至珠三角地区所处天然的地理条件密不可分,这里位于南海之滨,沿海及山上随处可见造山运动留下的巨石,这些平整光滑的巨石为摩崖石刻创造了天然的条件。

　　后记:本文为珠海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珠海地区岩刻的保护与研究》内容之一。本人在做项目专题的过程中,得到项目负责人珠海市博物馆馆长张建军博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珠海市地方史专家梁振兴老师的耐心指点以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周双林老师在相关资料方面的及时提供,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注释:

　　① 本文的《香山县志》均参照:(清)田明曜等修、(清)陈澧等纂《香山县志》(同治十二年)二十二卷,据光绪五年刻本复制。

　　② 本处杨云骧的字与《香山县志》卷十一《选举?仕宦》的记载不统一,经分析和考证,当为字贻騋,号楚田。

　　③ 李亦园:《中国人信什么教?》及李亦园《社会变迁与宗教皈依——一个象征人类学理论模型的建立》,均载于李亦园著:《宗教与神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④ 陈进国:《扶乩活动与风水信仰的人文化》,《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04期。

　　⑤ 李亦园:《宗教与迷信》,载李亦园著:《宗教与神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⑥ 李亦园:《信仰与文化》,载李亦园著:《宗教与神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⑦本文 “□”表示《香山县志》中字已磨灭不可辨。

　　⑧ 据厉式今修、汪文炳等纂:《香山县志续编》卷四载:“敦古堂义仓在北山乡,里人杨兰皋于咸丰五年创立,自捐重赀并经理其事,今积潮田九顷五十余亩。”

　　⑨ 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第7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⑩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珠海市人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 “福善堂”在《香山县志续编》中有明确的记载。据厉式今修、汪文炳等纂《香山县志续编》卷四载:“福善堂在下恭镇前山厦村之间,光绪二十一年,由白石鲍启明等倡建,联合恭、谷士绅及各埠商捐助而成,禀官立案,以赠医施药惠济困穷为宗旨。”

　　(12)珠海市文物志修订委员会:《珠海市文物志》(修订本),第六章第二节《碑记附刻》,珠海出版社,2007年。

　　(13) 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珠海市人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梁振兴:《杨镇海》,载珠海市政协编《珠海人物传》(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14) 宁稼雨:《中国隐士文化的产生与源流》,《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

　　(15) 吴琦幸:《谈石刻学的建立》,《文物》1986年第3期。

　　(16)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市博物馆编著:《珠海宝镜湾-海岛型史前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5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17)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市博物馆编著:《珠海宝镜湾——海岛型史前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164~170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18) 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19) 秦维廉(W.Meacham):《香港古石刻——起源及意义》(ROCK CARVINGS IN HONG KONG-an illustrated and interpretive study),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1976年。

　　(20) 《澳门岩刻》,载《香港考古学会会刊》第十一卷,1984~1985年。(ROCK CARVINGS IN MACAU;Journal of HK Archaeological Society,Volume Ⅺ,1984~1985.)

　　(责任编辑:刘慧中)

　　出自: 《南方文物 》 201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