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经中译美学的渊源及其嬗变

　　论佛经中译美学的渊源及其嬗变

　　陈 红 包通

　　[摘要]任何翻译都是译者所处历史环境价值观及翻译受众所遵循的美学思想范式的体现。我们以佛经中译为研究对象，按后汉至南北朝为前期、南北朝至隋朝为中期、隋以后为后期的时段，从原文文体的虚化至调和、翻译受众的一元至三元、翻译目的从存在到弘扬这3个方面，考察中国佛经翻译美学的渊源及其从偏“文”、偏“质”到“文质兼重”翻译方法的历史嬗变。

　　[关键词]翻译目的；翻译美学；嬗变；翻译受众

　　[中图分类号]H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9)06-0065-03

　　我国的翻译活动源远流长，“翻译佛经，确凿可考应自东汉桓帝时安世高译出的《明度五十校计经》始”。始于汉朝的“文”“质”之争可以看作中国翻译美学的前奏，翻译策略选择的争辩贯穿了此后长达两千年的翻译活动。然而，对翻译美学的研究，多从中国文化和哲学中寻找美学的思想根源，忽视了现代语言学视角的阐释。本文从原文文体、翻译受众和翻译目的3个方面来考察佛经中译美学的渊源及其嬗变。选择外文中译作为翻译美学考察视角，一是因为外文中译反映了译者对汉语的理解、运用及美学思考；再者我国历史上4次大的翻译浪潮均为外文中译，其间涌现出众多翻译大家，其翻译思想学术价值颇高，为外文中译美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石。

　　一、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不同学者对翻译的本质有不同的理解。从符号论角度看“翻译是许多语言活动中的一种，它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下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从传播论视角看，“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的本质是释义，是意义的转换”。从功能论视角看，翻译是以原文与译文等值为前提的形式转换过程，“就是译文要在读者中产生原作者通过其作品想要达到的效果和作用”。

　　翻译的本质具有3种特征：(1)注重形式转换，或者说“为了区别不同风格，我们必须从形式关系去寻找特征”，即用不同的翻译风格区分不同文体的原文；(2)强调译文的受众，译文接受者是翻译过程的考虑要素；(3)注重翻译目的，不同的翻译目的必然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翻译目的决定一切”。原文文体、翻译受众、译者目的是影响人们认识翻译本质的核心因素，也是影响翻译美学思想的本质因素。

　　二、不同历史时期的佛经翻译美学思想

　　就时间先后来说，我国的佛经中译“大体可以分成三个时期：一、前期，时间大概是后汉至南北朝。二、中期，时间大概是自南北朝至隋。三、后期，时间是隋以后”。本文借用季羡林先生的时段划分阐述佛经中译的翻译美学思想。

　　(一)前期：后汉至南北朝

　　1.原文文体。佛经是一种艰涩难懂的严肃宗教文体，由于文化背景与思维习惯的不同，佛经文体与当时的汉文体差异较大，翻译起来难免有取舍之虑。由于梵文与汉语之间存在语言形式、表征样式以及文体上的差异，翻译的文本必然会在语序、表述、文体等方面出现差异，造成语言形式和信息的缺失。道安把未能按原文语言形式翻译的自由调整的翻译斥之为“掺了水的葡萄酒”，可见此时的翻译美学主流取向是尚“质”的。

　　2.翻译受众。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其教义与中国古代先哲思想有诸多相通之处，加之当时国人对先贤思想奉为天理，而宗教的教化功能亦为统治阶级所向往，所以佛教“便首先在统治阶级中传播开来”，并开始与孔子的儒家思想和老子的玄学思想相融。在等级特征显著的历史背景下，佛经译者为使翻译行为得到认可，译文得以生存和传播，进而把“儒典之格言”同“释教之明训”等量齐观，把佛教的“幽远”当做周礼名教的补充，希望当权者以孝慈仁德训世育物。这实质上是把儒佛思想融合在一起的重要尝试。佛经译者在论证翻译重“质”之缘由时，也用“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来为自己佐证。

　　3.译者目的。在“不依国王，则法事难立”的君权社会，一方面，统治阶层为维护其地位和权利，排解内忧外患，欲使民安民平的诉求在佛教的教化功能中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佛经译者为促进佛教发展，并借助佛教传播壮大自我，必须借助君权把佛经教义和中国社会情境相和谐，间接达到译文得以传播、信仰得以至众的翻译目的。由于译经者在翻译理论和方法上都处于开创时期，对佛经原语的理解、对佛经教义的本质认识都还处于探寻期，以佛教信徒为核心构成的译者，对佛教经典顶礼膜拜，亦步亦趋。他们直译策略的主张，从客观角度来说也是一种必然。

　　佛经中译早期，虽然有“文”“质”之争的翻译美学论战，但总体上主要是偏“质”的直译，呈现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美学特征。

　　(二)中期：南北朝至隋

　　1.原文文体。此时出现了既懂梵语又懂汉语的译者，其中不少是外来译者，对佛经的理解及目的语的把握，使得他们能够用相对地道的汉语阐释出佛经的博大精深，追求原文的文体美，开始对早期的翻译策略进行反思。如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的鸠摩罗什说到：“天竺国俗，甚重文藻……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早期译者往往把佛教的思想用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和语言来嫁接，佛经里出现了许多的玄学名词，“罗什译经则完全摒弃‘格义’，付出不少心血去创立佛教专用名词”。翻译标准出现了在与原文等值前提下，不拘泥于原文，“以实出华”的思潮。

　　2.翻译受众。佛教的早期接受者以统治阶层为主，而中期的教徒从知识分子到寻常百姓，追随者众。为使众多文化程度不高的信徒理解佛经深刻的哲理，客观上要求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述特点。从传播和吟诵的角度来说，佛经译文既要适合本土受众的思维模式，又要易记易懂。慧远说：“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虽然这一时期的翻译强调“质”的重要性，但已开始注重“文”的翻译策略，突破了前一时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翻译理念。

　　同时，佛教也通过不断发展其教义来适应当时的社会。统治阶级为疆域之争、权利巩固而大开杀戮，需要一种教义赎救杀戮者的罪孽。而更广大的佛教信徒目睹农民起义屡遭镇压，经历战乱困苦，需要一种精神支柱，从而接受佛教安于现状、寄托来世的说教。译文中出现了较多地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生活现实的诠释和教义。中期的佛经中译呈现出偏“文”偏“雅”的翻译倾向。

　　3.译者目的。中期的译者多为外来者，对于佛教的信仰者、佛经译者来说，必须依靠统治阶层并取得佛教信众的认可方能弘扬佛法。译者目的便是为统治阶层服务，减轻他们的罪孽感；为普通大众服务，弘扬安于现状、现世修行、寄托“来世”，引无数的佛教信徒追随。仅“北魏末年，北方各地就有佛寺300余所，僧200万人”。

　　这一时期，统治阶级为借助佛教的力量加强

　　统治，对佛教大多加以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佛经的翻译，其中包括翻译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选择和取舍。译者一方面为其统治阶层政治需要服务，投其所好；另一方面为使广大百姓了解、接受、信仰佛教，在修辞和文体上选择当时风行的美学范式——以优美、华丽的修辞和骈体文为审美主流，采取上口易记、富有旋律的文体和语言形式。这两方面的社会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促使这个时期的佛经中译呈现出“偏文”“轻质”的取向。

　　(三)后期：隋以后

　　1.原文文体。此时既是我国佛教鼎盛时期，也是佛经中译的巅峰时期。翻译活动多由对梵语和汉语都有着很深造诣的中国佛教家进行。他们为在忠实于原文文体与弘扬宗旨之间求得平衡，对早期偏“质”及中期偏“文”翻译策略的得失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和反思。如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的玄奘就提出了“五不翻”原则：(1)秘密故；(2)含多意故；(3)无此故；(4)顺古故，常存梵音；(5)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此外，在文体风格方面，“他还运用了六代以来那种偶正奇变的文体，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创成一种精严凝重的风格，用来表达特别著重结构的瑜伽学说，恰恰调和”。可见，玄奘对“音译”、“意译”、“直译”的翻译策略及标准均有所思考和涉及，这归功于其极高的佛学与语言造诣。

　　2.翻译受众。此时是佛教的全盛期，也是儒教、道教全面发展的时期。统治阶层特别注重对民众意识形态的控制，对各类宗教并无偏袒，鼓励各持己说。这个时期的佛教教义兼容并蓄，融入了地道的中国哲学，赢得更多信徒。又由于此时的佛教信徒们对教义有了较深的理解，使得佛经译者们得以在更高的层次上追求译文的语言及形式，从而在译文质量上与佛教教义深髓相和谐，佛经中译显示出以“信”为主的特征。

　　3.译者目的。统治阶层出于制衡的统治目的，有意对佛、儒、道三教调和并控制，并不特别偏袒佛教。佛经译者更深知“不依国王，则法事难立”，故而竭力迎合统治阶级，向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方向发展，加入了奴化人民的封建思想。

　　佛教经过了漫长时间的发展，至此达到了全盛时期，佛经中译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翻译美学思想则呈现出较为完整的认识形态。译者以本土受众的审美需求为重要参考点，译文中出现较多本土文化元素。但为在竞争环境下生存，译者们不断挖掘佛教理论渊源，以“信”为主，构建佛经知识体系和话语形态，呈现翻译美学思想文质互为、多元并重的实践范式。

　　任何翻译都是译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实现某种目的而从事人文活动的结果。中国的佛经翻译在原文文体方面，历经了从虚化至忠实、至与本土文化的调和；在翻译受众的考量方面，经过了从统治阶层、至兼顾民众接纳、至加入译者主张的三方和谐；翻译目的也体现在从偏“质”的直译、至“偏文轻质”、至“文质互为”的翻译方法论选择，美学思想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

　　出自: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9年6期 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