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唐代两京佛经译场

　　略说唐代两京佛经译场

　　陈瑞霞

　　摘 要:唐代是我国佛教译经史上的高峰时期,译场集中设在长安和洛阳,有佛寺、皇宫内的临时译场、内道场和皇家行宫。组织完善的钦定译场和要求严格的奉诏译经,是唐代译经事业的一大特点,但亦有私译出现。这些新译经论充实了大藏佛典,有利于国家对思想文化的统制,同时造就了一大批有素养的佛学人才,且推动了中国医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

　　关键词:唐代两京;佛经译场;影响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16-03

　　佛教为外来宗教,因此汉文译经是释门一切教化的基础。佛法东来,“传译之功尚矣”[1]唐代是我国译经史上的高峰时期。梁启超先生认为:“……论译业者,当以后汉桓、灵时代托始,东晋、南北朝、隋、唐称极盛,宋、元虽稍有赓续,但微不足道矣”[2]。汤用彤先生亦说:“佛书翻译首称唐代。”[3]在唐代,著名译家大量出现,译经数量极其庞大,译经质量多数上乘。但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译场。唐代译场集中在长安和洛阳,占主要地位的是佛寺,但亦有皇宫内的临时译场、内到场和皇家行宫。笔者试就长安、洛阳之译场略作说明。

　　一、译场的分类

　　唐代佛典翻译基本上由国家主持,从太宗贞观三年开始组织译场,历代递相沿袭,至宪宗告一段落。译场范围相对广泛,包括佛寺、皇宫内的临时译场、内道场和皇家行宫。

　　1.佛寺

　　佛寺是译经的主要场所。据赖永海主编的《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的说法,唐代译经四百余部,二千六百余卷。[4]其大多应是在佛寺译场译出,尤其是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大荐福寺和弘福寺都有翻经院。

　　(1)西京

　　唐代译经比较活跃的三个阶段是初唐、武周时期及开元大历间。虽武周时期主要活动在东都,但西京译场并未荒废,因此西京译场比重极大,地位极突出。其中唐初时弘福寺、慈恩寺,武周时大荐福寺,开元时资圣寺、大荐福寺、西明菩提院,代宗时大兴善寺,德宗时醴泉寺等,都是名著一时的译场。

　　于弘福寺译经最著名者为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回国后到洛阳宫谒见唐太宗,上奏说愿去嵩山少林寺翻译佛经,太宗说:“不须在山,师西方去后,朕奉为穆太后于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禅院甚虚静,法师可就翻译。”贞观十九年,“三月己巳,法师自洛阳还至长安,即居弘福寺。将事翻译,乃条疏所须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数,以申留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玄龄遣所司具状发使定州启奏。令旨依所须供给,务使周备。”[5]玄奘法师移居大慈恩寺后弘福寺译场有否重开不见于记载。

　　大慈恩寺亦是玄奘法师的主要译场。《唐两京城坊考》卷三“晋昌坊”条:“大慈恩寺,……浮图东有翻经院,即玄奘为慈恩上座所居。”[6]唐高宗《建大慈恩寺令》谓:“别造翻经院,虹梁藻井,丹青云气琼础铜沓,金环花铺,令法师移就翻经。”[7]贞观二十三年,玄奘法师陪从唐太宗去翠微宫,自翠微宫“还慈恩寺。自此以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5]贞元年间,寂默法师亦于慈恩寺译经,《宋高僧传》卷三《唐京兆慈恩寺寂默传》:“复于慈恩寺请行翻译事,乃降奘师梵本,出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十卷。”[8]

　　于大荐福寺译经最著名者谓义净法师。“(神龙)二年,净随驾归雍京,置翻经院于大荐福寺,居之。……睿宗唐隆元年庚戌,于大荐福寺出浴像功德经、毗奈耶杂事二众戒经、唯始宝生、所缘释等二十部,……景云二年辛亥,复于大荐福寺译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8]另一位于大荐福寺译经的著名法师为金刚智,“(开元)十八年,于荐福寺又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罗尼、观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沙门智藏译语,一行笔受,删缀成文。”[8]

　　据《宋高僧传》,于西明寺设过译场的法师主要有:义净、善无畏、佛陀波利及智慧。“(义净)起庚子岁至长安癸卯,于福先寺及雍京西明寺译金光明最胜王、能断金刚般若、弥勒成佛,……,凡二十部”。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奉敕“住西明寺,……至五年丁巳,奉诏于菩提院翻译”。高宗时,佛陀波利在得到高宗肯定后,与顺贞在西明寺翻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德宗八年)迎入西明寺翻译。即日赐钱一千贯、茶三十串、香一大合,充其供施。”[8]

　　资圣寺译场在开元年间盛极一时。开元十一年,金刚智“奉敕于资圣寺翻出瑜伽念诵法二卷、七俱胝陀罗尼二卷。”[8]

　　据《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长安志》及《唐两京城坊考》,有唐一代,西京佛寺有过译场的还有:太原寺、慧日寺、经行寺、清禅寺、崇福寺、章敬寺、总持寺、奉恩寺。恕不一一列举。

　　(2)东都

　　东都有过译场的佛寺主要有佛授记寺、福先寺(即太原寺)和天宫寺。

　　在佛授记寺开译场的主要有:义净、实叉难陀、宝思惟等。义净法师回国,天后“敕于佛授记寺安置焉。初与于阗三藏实叉难陀翻华严经”。实叉难陀的主要译场在佛授记寺。宝思惟自天后长寿二年“至中宗神龙景午,于佛授记、天宫、福先等寺,出不空罥索陀罗尼经等七部。”[8]

　　在福先寺开设译场义净、善无畏、日照、宝思惟和菩提流志等。义净于中宗神龙年间在大福先寺译经四部。善无畏于开元十二年“随驾入洛,复奉诏于福先寺译大毗卢遮那经”。日照“至天后垂拱末,于两京东西太原寺及西京广福寺,译大乘显识经、大乘五蕴论等凡一十八部。”[8]上面已经说到宝思惟在中宗神龙年间于福先寺译经。天后“令(菩提流志)住东洛福先寺译佛境界、宝雨、华严等经,凡十一部。”[8]

　　东都有过译场的佛寺还有魏国东寺、广福寺和白马寺等。

　　2.内道场,

　　(1)西京

　　太极宫和大明宫内都有内道场,都一度作过译场。玄奘法师曾于太极宫弘法院和凝阴殿翻译佛经。贞观二十二年,玄奘随太宗车驾还京,“先是敕所司于北阙紫薇殿西别营一所,号弘法院。既到居之,昼则帝留谈说,夜乃还院翻经。”永徽六年,“遣使迎法师入,安置于凝阴殿院之西阁供养,仍彼翻译,或经二旬、三旬方乃一出。”[5]据《开元释教录》,大内顺贤阁、修文殿,亦做过玄奘法师的短期译场。“睿宗登极,敕(菩提流志)于北苑白莲池、甘露亭,续其译事,翻度云毕,御序冠诸。”[8]《续高僧传》卷三《唐洛阳广福寺金刚智传》:“天宝五载却至上都。上皇诏入内立灌顶道场,所赍梵经尽许翻度。肃宗于内立护摩及灌顶法。”[8]这里的上皇当指唐玄宗,而肃宗时玄宗被置于西内,故这个灌顶道场应在西内。

　　大明宫亦设有译经道场。《续高僧传》卷三《唐大圣千福寺飞锡传》:“代宗永泰元年四月十五日,奉诏于大明宫内道场同义学沙门良贲等十六人参译仁王护国般若经并密严经。”[8]说明大明宫有译经道场。《全唐文》卷四十九《新翻护国仁王般若经序》:“爰令集京城义学大德、良贲等,翰林学士常衮等,于大明宫南桃园详译《护国般若》毕,并为写定《密严》等经。”[7]这两个是否同一译经道场不得而知。

　　(2)东都

　　东都有积翠宫、内道场和大内大遍空寺。高宗显庆年间,玄奘法师译经于积翠宫。“二年春二月,驾幸洛阳宫。法师亦陪从,并翻经僧五人,弟子各一人,事事公给。……既到,安置积翠宫。……五月,敕法师还于积翠宫翻译。”[5]据《开元释教录》,大内丽日殿、明德宫等,都做过玄奘法师的短期译场[9]。武周时期名扬佛日,听说于阗有梵文佛经,发使求访,并请译人,实叉难陀来到中原,“以证圣元年乙未于东都大内大遍空寺翻译”。中宗神龙元年,义净法师“于东洛内道场译孔雀王经。”[8]

　　3.行宫

　　皇家行宫作过译场的有玉华宫和翠微宫。

　　玄奘法师晚年在玉华宫翻译佛经。“京师多务,又人命无常,空难得了,乃请于玉华宫翻译,帝许焉。即以(显庆)四年冬十月,法师从京发向玉华宫,并翻经大德及门徒等同去,其供给诸事一如京下,……至龙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方乃绝笔,合成六百卷,称为《大般若经》焉。”又说“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经大德及彼大众殷勤启请翻《大宝积经》。法师……俯仰翻数行讫,便收梵本停住,……遂绝翻译。”[5]

　　据《开元释教录》,终南山翠微宫亦做过玄奘法师的短期译场。[9]

　　二、译场的特点

　　1.组织完善的钦定译场和要求严格的奉诏译经,是唐代译经事业的一大特点。

　　唐朝佛教译经,译场由朝廷钦定,一切人力、物力、财力都由国家供给。唐太宗贞观三年,重开大兴善寺译场,宰相重臣参译,太府寺保证供给。玄奘译经,高宗也大力支持。曾指派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杜正伦等一班朝廷大臣,去帮助玄奘的译经工作,要他们“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7]“若需学士”,还可“量迁三两人。”[10]

　　2.公译和私译并行

　　虽然唐朝佛教译经一般是奉诏译经,由国家钦定译场,但特殊时期亦有私译情况。《宋高僧传》卷三《唐京师满月传》:“释满月者,西域人也。爰来震旦,务在翻传瑜伽法门,……开成中,进梵夹,遇伪甘露事去未旋踵,朝廷无复纪纲,不暇翻译。……因请翻诸禁咒,乃与菩提缚日罗金刚悉地等重译出陀罗尼集四卷,又佛为毗戍陀天子说尊胜经一卷,详覈三复,曲尽佛意。”[8]

　　三、译场的影响

　　佛经的翻译不论是对佛经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高,佛教本身的传承与发展,还是对国家思想统治的加强,科学技术的发展等都大有裨益。其影响的不仅仅是佛教界,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科技等各方面。

　　1.这一时期共译出经、律、论等四百余部,二千六百余卷,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代。这些新译经论充实了大藏佛典,保证了汉文大藏经的基本内容。

　　2.唐代帝王对译经事业给予热情支持,同时有意识建立钦定译场,加强了对佛教教团的控制,使佛经的翻译、教义的宣传严格按照王权的需要进行,有利于国家对思想文化的统制,使其更好地为王权服务。

　　3.译经促进了佛教的繁荣发展,使佛教在中国能够长期传播,为社会各阶层熟悉或接受。在全国各大寺院,研习和讲解佛典之风盛行,各类注疏竞出,人们对佛教的理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造就了一大批有素养的佛学人才。

　　4.伴随佛教而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据记载,唐代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医术、药书就有十余种。比如,在义净翻译的经文中,就有不少关于医药的内容,其中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疾病的治疗,还记载了很多种药物。推动了中国医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

　　5.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各类佛典不断增加,流传的手抄经本也日益繁多,出现的不少伪经。但也促进了经录编纂的发展,有利于剔除疑伪经论。

　　6.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梁启超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其容纳性愈强,其增展力愈强,中华民族对于外来文化的纳性,只在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其表现不仅在思想界,亦在文学界。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鼎盛最繁荣最稳定的时期,有充足的国力和财力,有大量的优秀人才和安定的社会环境,来保证佛经翻译事业的顺利进行。尤其是国家钦定译场,一切用度,包括人力、物力、财力,都由国家负责,因此唐代佛教译经事业取得长足进展,带来广阔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1]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

　　[2]梁启超 .佛学研究十八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4]潘桂明,董群,麻天祥著.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历史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唐]慧立,彦宗撰.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上海:中华书局,1983.

　　[6][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言点校.唐两京城坊考[M].上海:中华书局,1985.

　　[7][清]董浩等.全唐文[M].上海:中华书局,1982.

　　[8][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M].上海:中华书局,1987.

　　[9][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大正藏》第55册.

　　[10][宋]志磐:《佛祖统纪》,《大正藏》第49册.

　　出自: 《长安学刊 》 201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