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城佛沟摩崖造像的起源探析
方城佛沟摩崖造像的起源探析
王婉尧
摘要:本文通过在河南方城县佛沟摩崖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石刻,根据其石刻造像的特征和表现手法,结合其所处历史时期佛教流传的起源,以此来推断佛沟摩崖造像的年代。
关键词:造像特征 佛教流传 张骞
[中图分类号]:125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2-0217-02
位于方城县小史店镇东南7公里的桐柏山余脉一香山北麓佛沟,佛沟之上矗立的千年摩崖造像,据有关专家考证,这是属于西汉时期的佛教文化艺术石窟。在我国已发现的石窟文化当中,属于年代最为久远的一处遗址。而在这里矗立了两千多年的佛教造像,似乎在向人们述说当年丝绸之路上曾经繁盛的文化、宗教的交流与融合。
由于该遗址处于三市、四县的结合部,境内东、南、西三面环山,地貌丰富,地形自然特征明显,摩崖石刻造像位于小史店镇东南姚林自然村南200多米高的香山山腰北麓的两块巨石上,山上原建有香山寺,现在寺庙早已不存在。据《宋志》记载“香山在州(方城)东南120里。上有香山寺,摩崖造像,大者二尺余。小者尺余,背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从地理位置来看,摩崖造像位于三市四县的深山密林中,过去一直未被发现,当地人看到石刻雕塑佛像内容,由于其所处的独特位置,摩崖石刻被当地群众称为“佛爷沟”。摩崖造像位置在香山北麓相距仅30厘米的南北两块巨石上,北石高3.6米,长4.7米,宽3.1米;南石高4.9米,长2.8米,宽1.7米。两石总计造像32佛龛138尊佛像,展大佛像高1.4米,最小仅0.2米。主要雕刻有本尊释迦牟尼佛、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阿难、摩诃逝叶、比丘等佛及佛弟子的形象,整个佛像雕刻细腻、技法娴熟,有的丰胰典雅,有的宁静端庄、有的金刚怒目,分别代表了不同形象特征的佛。北石造像中,山石北、西、南三面露明,崖面布满佛龛。南石造像中,南壁由三个佛龛组成,内雕刻一跏肤坐佛、二立侍;西壁上部品字形佛龛内雕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下部有一长方形大龛,雕刻有佛像16尊;北壁的雕刻最为精辟,上面雕刻一尊12臂观音即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头束高髻,面部颐丰颊满,双目微眯,慈祥文雅,代表普度众生的形象。[注1]佛沟摩崖石刻所在的香山的位置,在现在看来具有独特而且珍贵的研究价值。佛教典籍《香山传》着重描写了观世音菩萨慈悲救世的事迹,阐述佛教的因果报应理念,很有感染力,此书曾经风行民间。现在能看到的文字记载是北宋蒋之奇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简称《香山传》,其中写道“昔道宣律师居终南山灵感寺行道,梵行感致天神,给侍左右,师一日问天神日‘我闻观音大士与此土有缘,不审灵踪。显发何地最胜?’天神日‘观音显示无方,而肉身降迹惟香山因缘最为胜妙。’师日‘香山今在何处?’天神日‘嵩岳之南二百里,兰山并列,中为香山,即菩萨成道之地。’”从文字记载来看,香山在远古就是菩萨成道之地。“嵩岳之南二百里”即在河南嵩山之南面二百里处。佛沟摩崖石刻从其艺术特征看有明显的西域文化的内涵,具有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的表现特征。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普遍被认为在西汉初期前后,通过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经过西域逐渐传入中国。张骞出使西域,开拓、贯通了东西方文化、物质交流的丝绸之路历史的通道,特别是文化与宗教思想的传播在中国历史上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佛教的思想传来中国,始于西汉,并且佛教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宗教思想方面的影响、辐射作用从未衰减过,并且在隋唐时期曾极为兴盛。张骞在接受汉武帝的任命、派遣之后,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他率领大队人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来到大夏国,才了解到大夏国正盛行佛教。在公元前130年左右,大夏国已经有佛教流传,也是中亚地区的一个佛教中心。张骞拜访了大夏国的僧人、寺院和佛塔,之后回来对汉武帝报告:“大夏国的傍边,有一个叫身毒(印度)的国家,那里是佛陀成道的地方,两尊金像就是佛陀之像。”从此,中国始闻佛陀之教。对于古书中这样的记载,在敦煌壁画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张骞出使西域问佛名故事位于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3窟主室北壁,共四组画面。第一组描绘的是汉武帝手执香炉与众臣在甘泉宫前跪拜金人,即佛像;第二组是汉武帝同众多大臣给张骞送行,张毒带侍从持节向汉武帝辞别;第三组是张骞和随从在去大夏国的途中;第四组是张骞和侍从翻山越岭到达大夏国,城内佛塔高耸,城外有两僧人相迎。敦煌壁画所描绘的张骞出使西域的画面,更直接地说明张骞受到武帝的派遣去西域寻求佛理。为我们揭开了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真正意义和神秘面纱,张骞出使西域探访佛教胜极兴盛的流传地,带着汉武帝派遣的神圣使命,了解佛教的本质与内涵,把珍贵的人类文明的思想智慧带回中国,也使佛教思想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之一。
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23年第一次出使西域并因功绩赫赫被封为“博望侯”,张骞被封此名与其封地有关,博望是古县名,西汉置。张骞的封地方城县博望镇,现在仍然存留博望侯张骞的遗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博望在府(南阳)东北六十里,汉县,属南阳郡。武帝时封张骞为侯邑。”司马贞在《史记索引述赞》中赞扬:“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窥海上。条支西入,天马内向。葱岭无尘,盐地息浪。旷哉绝域,往往亭障。”方城县博望镇现有古城遗址,存有“张赛封侯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博望所在的方城在两汉时期经济商贸十分发达,交通便利,商贸繁荣,属于富庶之地。方城博望镇及周边地区作为张骞的封侯之地,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对其经济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博望作为张骞的封侯地,所能见到的文物方面的物证主要是汉画像石,2004年在宛城区新店乡发现一块“巡行丝路”的汉画像石,长3米,宽0.4米,上面刻有汉朝出塞部队驱逐匈奴,开拓通往西域丝绸之路的画面,这幅画中有征战场面,有西域名马汉血宝马和巨大的实木车轮,在整个画面上刻画多个人物,有骑马射箭的,有坐车的,人物形态生动,准确地反映出当时丝绸之路上发生的战争场面。[注2]这一块汉画像石的出现,具有珍贵的历史研究价值。另外,在方城出土的汉画像石中能看到大量的胡人的形象出现,有“胡奴门”、“胡人持节使者”等不同内容的胡人形象的出现,在汉画像石“胡奴门”中刻画一位身着长衣,脸颊阔长、胡须浓密、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一手执长柄戊,一手拥彗,在画像石的右上角刻有隶书“胡奴门”三个字。看来经济的流通、发展带来了人的流动,胡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原腹地经商、生活在西汉也是常见的事情。胡人不仅带来西域特产和商品,更为中原地区带来流传甚广的印度佛教。方城佛沟摩崖造像明显带有西域佛教流传到中国的早期风格,整个佛龛与佛像的刻画较为直接、明了,没有繁复、冗长的雕刻手艺,只是以简单的线条雕琢突出佛像在石壁上的刻画,线条简单但却凸凹有致,整幅画面还是生动、自然、错落有致,这与佛教正式传入中原被本土化的造像风格截然不同,它更具有早期佛教造型的简单、明快的特点。虽历经千年风雨剥蚀,但是整个摩崖造像大部分依然清晰可见,作者所要表现的佛像的位置排列与名号,以及佛教的思想和涵义等都以这种石刻的手法向我们简要叙说。通过佛沟摩崖石刻这一处早期佛教艺术遗址的发现,更增添了西汉时期佛教通过丝绸之路流传到方城博望的较为令人信服的证据,据说佛沟摩崖造像是出自于西域人的雕刻技法与风格,那我们也可推断西域盛行的佛教通过丝绸之路流传于此,为推广、宣传佛教思想,胡人采用自己惯用的雕刻佛龛的佛教艺术造像雕刻在方城境内的香山北麓,把佛形象及佛名镌刻在巨大的石崖上,彰显佛教的智慧、慈悲。这些表明,张骞的封地博望及周边地区与西域往来频繁,交流甚多,胡人与汉人的生活融合在当时是很平常的,方城作为中原地区的独特而便利的交通、战略要地展开与丝绸之路的沟通与交流,也是顺乎自然、顺理成章的事情。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重要使命是探询佛教的因缘和佛经,当他从西域归来肯定要带回大量的佛教的精神和思想,当这些佛教的经典开始在西汉传播之后,佛教石刻艺术的出现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的认知程度。佛言法相,相以表法。不于相表,于法不张。佛像的雕刻,目的在于令人起敬畏之心。人心若无敬畏就会祸乱四起。对于世俗而言,尼山塑圣,丁兰刻木,各种祠堂庙宇,东西各国的铜像雕塑等都不过是令人心有所归,正如佛教所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由此可见佛像的雕刻有其特定的意义,佛法随应世间众生,应机教化,佛沟摩崖石刻也是调服众生、宣传佛教思想的很好见证。摩崖石刻在反映与折射已逝去的历史生活时,是以佛教艺术形象为载体的,这些佛形象的刻画表现出一定的佛教内容,石刻创作的缘起,首先是为表现佛教精神,同时也融合了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的意义。石刻佛像又是非世俗的思想概念体系所能解释的,在具体的创作雕刻中,肯定包含佛教思想内容的深刻涵义,体现了佛教精神,弘扬了佛学法度,也拓宽我们对佛沟摩崖石刻意义的认识。
出自: 《青年文学家 》 2010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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