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楼兰八面体佛塔看犍陀罗艺术之东传

　　从楼兰八面体佛塔看犍陀罗艺术之东传

　　□　陈晓露

　　佛塔作为安置佛陀舍利的建筑物，是佛教最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常居于佛寺的中心，是信徒主要的崇拜对象。八面体佛塔出现较早，在早期印度样式——“窣堵波式”塔中即已出现，佛塔中国化以后，八面体佛塔成为中国佛塔的一种普遍形式，诸如亭阁式、楼阁式、密檐式佛塔中，不乏其例。

　　古代印度佛塔由坟冢——“窣堵波”脱胎而来，塔身类似覆钵，基座平面呈圆形。公元前后，佛塔的形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注重纵向的发展，塔基出现方形。如犍陀罗佛塔即逐渐向高塔发展，由方形基座、圆柱形塔身、覆钵、相轮、伞盖几部分组成。

　　目前所知最早的八面体佛塔就起源于犍陀罗（位于今西北印度喀布尔河下游，五河流域之北），它是在犍陀罗佛塔的基座与塔身之间增加一个八面体部分。后来，八面体佛塔又随着部派佛教的发展向四方传播，并影响到石窟寺建筑。我国境内最早的八面体佛塔分布在新疆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年代在3到4世纪。

　　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罗布泊北岸发现的楼兰古城，后来被英国人斯坦因编号为楼兰LA古城。楼兰古城东北角的八面体佛塔被斯坦因编号为LA.X，保存得较好，矗立在地面上的部分仍高达10米多，是整个LA城的制高点。楼兰LA.X佛塔由土坯和红柳枝夹筑而成，残高10.4米。最下面有一层土坯砌筑的底座，上为方形塔基，皆夯土构筑，呈叠涩状，共分为3层。塔基上散落着一些圆木和方木，似为原来的建筑遗物。塔基的夯土内混杂有陶片，有的地方夹杂土块。外面用土坯包边，南侧有用土坯砌筑供人攀登的阶梯。斯坦因调查楼兰佛塔时，塔基之上尚可看出八面体结构（如今已看不出原貌）和圆柱形塔身，再向上则是覆钵部分，也已极度损坏。

　　从佛塔形制上看，楼兰八面体佛塔基本采用的是典型的犍陀罗样式，佛塔基座平面呈方形，基座、圆柱形塔身、相轮与伞盖三部分各占据整座塔的1/3。犍陀罗古尔达拉佛塔与楼兰佛塔十分相似，一侧尚保存有阶梯，年代在2到3世纪。楼兰佛塔只是多了八面体部分，年代与古尔达拉佛塔相近。

　　此外，楼兰佛塔附近还出土了一些佛教法器，为我们判断楼兰佛塔的年代提供了佐证。斯文·赫定在距离楼兰佛塔不远的LA.II遗址，采集到一件坐佛木雕，残存6个佛龛，每龛内有一尊佛像，都有头光和背光，结跏趺坐，禅定印，着通肩大衣，衣边从双腿中垂下，平底座（图①）。这种坐佛雕像常见于犍陀罗佛塔塔身装饰。坐佛题材的造像在楼兰十分流行，在楼兰LA西北部的LB遗址也有发现。

　　斯文·赫定在佛塔LA.X附近曾发现一件青铜香炉，子母口，器表装饰莲瓣纹（图②）。在犍陀罗艺术中，莲花图案由塞人工匠从印度艺术引入，后来被模式化，形成三角尖的莲瓣模样，常常用于装饰实用器物。从纹饰看，楼兰香炉的年代不早于2世纪。

　　1980年，楼兰考古队在楼兰古城调查时，还发现了一些带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遗物。一件是形制特异的陶灯（图③），法国考古队在犍陀罗发现过一件3世纪的陶塑，表现一个女子手持陶灯，陶灯与楼兰古城所出土的陶灯几乎一模一样。另一件是红铜釜，直口，折肩，附有对称的纽耳，鼓腹，圜底，壁薄如纸（图④），与巴基斯坦斯瓦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红铜釜非常相似。第三件是彩色四瓣花木雕，花瓣为尖圆形，衬有分叉的花萼（图⑤）。四瓣花装饰出现较早，公元前11世纪的帕提亚王宫中的铺地砖已采用四瓣花装饰。犍陀罗艺术大量使用四瓣花装饰，但是这种带有分叉花萼的四瓣花出现较晚，我们可以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2到3世纪的犍陀罗雕塑作品中见到（图⑥）。楼兰佛塔与这些犍陀罗艺术风格的文物存在共存关系，年代大致相仿。

　　楼兰是中国早期佛教的一个重要传播中心，从东汉后期开始，楼兰在敦煌太守治下。显然，八面体佛塔起源于犍陀罗，然后通过楼兰传入河西走廊，并为凉州（今甘肃武威）僧人普遍接受，才有了八面体佛塔在北凉佛塔中的大量出现。

　　事实上，楼兰佛教不仅在佛塔方面，而且在佛像方面也对河西走廊的佛教艺术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楼兰木雕就和北凉石塔的坐佛像十分相似，都有圆形头光和背光，两者无疑存在承继关系（图⑦、⑧）。

　　至隋唐五代时期，八面体佛塔在中国内地普遍流行起来，如陕西户县草堂寺唐代兴建的鸠摩罗什塔就采用八面体，河南登封唐代会善寺净藏禅师塔,也采用八面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