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处理好世界民族宗教关系提供中国经验

　　为处理好世界民族宗教关系提供中国经验

　　牛志男

　　记者：我们知道，最近几年您一直在关注和研究民族宗教关系，尤其是中央民族大学进入国家“985工程”二期后，成立了“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并在基地下面，设立“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组织全国力量进行研究。在您看来，当前我国为什么如此重视民族和宗教关系的研究？

　　牟钟鉴：这主要是来自社会的需要。这些年，民族宗教问题在国内外现实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尤其是“9.11”事件以后，由民族宗教矛盾引发的地区性冲突有上升的趋势。有些战争或冲突，虽并不直接表现为民族宗教矛盾，但也都和其有着密切的联系。像前不久美国共和党在选举中失利，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在伊拉克不能正确处理面临的极其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有关。这类问题用战争手段是解决不了的。

　　另外，从中国多民族多宗教的国情看，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处理好民族宗教关系。当前，国内的民族宗教领域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也有矛盾和隐患，需要高度关注。比如，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东西部之间、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频繁，文化的摩擦不可避免，民族交往会碰到不同宗教信仰问题，经济和文化建设会遇到民族宗教传统与现代化的碰撞与协调问题，都必须正确对待，需要加以规范和引导。人人都懂一些民族宗教知识已成为一种现实需要。同时，研究民族宗教也成为中国对内对外文化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能够为化解民族宗教矛盾、维护民族团结和世界和平事业提供理论的支持。

　　由于宗教及其社会功能具有两重性，过去我们往往看宗教的消极方面多，否定的多。现在已有了大的改变，宗教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它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上个世纪90年代，党中央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首次从正面肯定了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协调关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五大社群关系（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宗教关系是首次被列为五大关系之一。在去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提到四个“交织”，其中把“民族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作为我国当前民族问题复杂性的四个表现之一，这在我们党的文献史上也是第一次。所以，研究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并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记者：基于民族和宗教关系的重要性，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在着手创建民族宗教学。那么，这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呢？它对于解决民族宗教问题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思路？

　　牟钟鉴：当代学科发展的一个总趋势是多学科联合。民族宗教学就是民族学和宗教学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是探讨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而重点放在研究宗教在民族形成、民族演变、民族社会、民族文化和多民族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基本上属于宗教学的分支。简单来说，凡属于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与民族宗教相关的问题，都在民族宗教学的研究范围和视野之内。

　　对于解决民族宗教问题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思路，我认为，还应该从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来思考。首先，民族与宗教不是一个范畴。宗教属于精神信仰形态，民族属于社会族群形态。虽然民族都有宗教性，但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在历史上是有变化更替的，同时有的民族是一族一教，也有的民族是一族多教，或者多族一教，因此民族与宗教并不严格对应和同步发展。所以当出现宗教与民族相联系的问题时，先要了解清楚本质上究竟是什么问题，是宗教问题就按宗教法规解决，是民族问题就按民族政策处理，不要混淆在一起。

　　但不可否认，民族与宗教又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信教人口比重大，许多民族有着全民信教的传统。因此，宗教问题处理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关系，对待少数民族宗教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待这些民族的态度。对人口最多而宗教信仰偏淡的汉族来说，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特别是那些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提高宗教学识和政策水平，善于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是做好民族工作必备的条件。

　　记者：看来，民族和宗教的关系既紧密又重要。不过，据我了解，在这之前，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牟钟鉴：的确，我国在民族和宗教关系的研究方面一直很薄弱。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内的民族学和宗教学研究不是同步的，主要表现为对宗教学的长期忽视。这样，也就使得民族和宗教关系的研究落后了很多。

　　在西方，民族学和宗教学的研究是同步的。中国古代没有民族学和宗教学，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和“宗教”概念的表述，都是在20世纪初期从西方引入的。但是，两者的发展并不同步，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当时只引进了西方的民族学，而未能引进宗教学。这主要是受两个时期思潮的影响。

　　一个是“五四”时期，当时中国思想界基本笼罩在西方科学理性大气候之下。目睹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一批知识分子希望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但他们却简单的将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的制约。他们视宗教为落后，视民间信仰为愚昧，因此提出各种宗教取代论，像蔡元培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胡适提出“用科学代宗教”，冯友兰认为“用哲学代宗教”，梁漱溟则想“用伦理代宗教”。今天看来，他们的论调都破产了，宗教是不能被取代的。

　　其实，当时国内的知识分子只看到西方社会中科学与民主在现代化中的巨大作用，而没有看到科学与民主的背后还有一个基督教。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他们对基督教不断地进行调整、改革，使之更好的为现代经济发展服务，又能维系社会道德生活的稳定，这也是很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又受到了原苏联“宗教鸦片论”的影响，宗教被视为异己的力量，这成为宗教学研究滞后的另一原因。在当时的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中，民族学家都有意无意回避宗教问题，在不得不提到宗教的地方，也尽量简略加以描述，并且多使用批判的语言，不敢正视宗教在民族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宗教只是作为民族习俗文化稍有涉及。直到1979年，随着全国宗教学规划会议的召开，宗教学研究才在大陆正式兴起。

　　记者：据说，中央民族大学曾和日本的相关研究学者有过接触，那么日本和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怎样？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对国外的研究和对这些国家民族问题的处理有哪些启示？

　　牟钟鉴：日本在民族宗教关系方面没有太多研究。因为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对民族宗教关系不是很关心。他们在道教和佛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中央民族大学和他们在这方面有过接触。

　　西方国家研究民族学或宗教学的学者很多，他们主要研究原始或后进民族及其宗教，其研究都表现为民族学与宗教学相互兼容、互相推动。我们的民族宗教学要充分吸收其思想营养。换句话说，民族宗教学学科的建立也是恢复民族学和宗教学研究的合作的学术传统。

　　但是，西方民族学和宗教学的研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原因在于他们以西方文化和宗教为其主要背景。虽然研究对象往往是异域文化，但研究资料却是经过西方的理论过滤的。西方学者自以为其民族学和宗教学具有全球意义，但却明显带有西方文化的标记。弥补这些不足，就要靠东方的学者、中国的学者来完成。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西方民族学和宗教学的研究是同步的，但他们专门研究民族和宗教之间互动关系的还很少，建立民族宗教学学科的更是没有。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的游斌副教授在哈佛大学搜集过这方面的资料，最终发现从理论的高度研究民族和宗教关系的还没有多少。这是一个新的理论视野，我们在这方面是首创的。

　　我们的研究对世界的启示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和宗教关系如何良性互动；另一个是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和宗教怎么和平相处，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理论上的思考和智慧。其实，我们学科的创立本身就可以给国外启示，让他们认识到研究民族宗教关系的重要性。从实践来看，现在世界上有一些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民族宗教关系不错，可以互相借鉴，也可以给正在遭受民族宗教冲突困扰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正面的榜样。

　　记者：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知道了民族与宗教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那么，这一研究除了为国内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外，是否还有其他意义？

　　牟钟鉴：若仔细分析，民族与宗教关系研究的其他意义很多，我在这里举几项。首先，它可以为中国对外推动宗教与文明对话、推动构建和谐世界提供理论支持。现在世界人口有80%以上信教，宗教在民族关系中有重要影响。在我国对外交往中，宗教力量日益成为中国和平外交需要借助的重要社会力量之一，如何加强民族宗教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的国际责任。2006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我国召开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今年4月，我国还要召开“国际道德经论坛”。民族宗教学研究可为世界的民族宗教之间的沟通与和解提供建议。

　　其次，民族宗教学的创建既需要民族学和宗教学以及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反过来，它也可以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尤其能丰富民族学和宗教学，围绕着民族与宗教的关系，为相关学科提供新视角、新理念，促进人文学科的共同发展。它将来应该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第三，我们要在比较宗教学的视野下认真研究和总结中国宗教文化的生态模式，这一模式会给世界以多重的启示。世界几大文明体系，有一神教一元分化模式，如亚伯拉罕系统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有多神教一元蝉变模式，如印度教；有多元通和模式，如中国宗教。现在冲突对抗最激烈并难以化解的是一神教的宗教矛盾。中华民族的汉族是多民族的混血儿，表现在宗教文化基因上它也是宗教的混血儿，自古即有多元开放、和谐包容的深厚传统。它的多民族、多宗教、多信仰、多神灵的格局相当于一个世界的缩影。而它的民族宗教之间、民族宗教与外来宗教之间大致能和而不同、互相学习，这种智慧是有世界意义的。

　　第四，民族宗教文化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深入研究，精心保护。比如，现在人们去西藏旅游，宗教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以及它丰富多彩的文化是吸引人们前往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民族宗教既是一种文化资源，也可以转成一种文化资本。但在许多地方，由于经济开发和旅游的盲目发展，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被不同程度地破坏了，因此，如何在开发中保护，也是需要我们进行研究的。

　　还有，宗教与舞蹈、音乐等艺术活动也有着密切联系。长期以来，人们对艺术与宗教的关系，多持负面的评价。其实，宗教和艺术之间具有许多内在的同一性。今天看来属于民族艺术活动的许多东西，如歌舞、绘画、雕塑、建筑等，都体现了民族宗教信仰的境界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宗教学的研究对于民族艺术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

　　记者：最后，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截止目前，民族宗教学的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

　　牟钟鉴：民族宗教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它的发展完善以及被社会认可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对宗教与民族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张声作主编的《宗教与民族》，它是第一本从宗教和民族关系上研究宗教的；吕大吉、何耀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多卷本；李德洙、叶小文主编的《当代世界民族宗教》；张践的《宗教·政治·民族》；龚学增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教程》；以及我们编辑出版的《宗教与民族》文集等，都为民族宗教学研究做出了贡献。此外，还有数量日增的中国各民族宗教信仰研究论著，涉及中国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中国道教、中国基督教、北方萨满教、南方巫教等。可以说，民族宗教学学科起步很好，势头喜人。

　　现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已经组成全国性学术团队，在6个研究方向上实施10大项目课题，它们是：民族宗教学初探；西北回族伊斯兰教与当代社会的协调发展——对宁夏吴忠地区的个案研究；甘肃伊斯兰教门宦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关系研究；藏传佛教与藏族关系之研究；新疆七民族原生型民间信仰研究；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调查研究；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历程和基本经验；云南多民族多宗教共处的历程和主要经验；甘肃民族宗教的当代变迁和实践经验；基督教中国化的可贵努力——吴耀宗、丁光训、赵紫宸等人的神学思想研究。到目前为止，上述10大课题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并形成了一批阶段性成果。

　　牟钟鉴：生于1939年5月，山东烟台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史专家，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对中国宗教史和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研究有开拓性贡献。

　　出自: 《中国民族 》 200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