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民族意识与瑜伽教等

　　史料、民族意识与瑜伽教等

　　史料、民族意识与瑜伽教——《云南与巴蜀佛教文化研究论稿》评介　海波

　　云南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南传、汉传和藏传三大部派佛教共同传播和发展的地区。巴利语系佛教从东南亚地区传入云南傣族地区，藏语系佛教从西藏、四川等地传入云南藏族、纳两族地区，汉语系佛教从内地传入昆明、大理等汉族和白族聚居区，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得云南佛教既带有鲜明的部派特点，又有较为复杂的民族性和人类学特征，信仰形态异常丰富，也由此令云南佛教的研究在中国佛教研究领域备受学界关注。在相关诸多著述中，新近出版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侯冲先生所著《云南与巴蜀佛教文化研究论稿》(下文简称《论稿》)，是目前所见颇有学术功力和史料创新意识的一部著作。该书在史料考证基础上从宗教与民族意识角度对云南佛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通观全书，《论稿》有三大特色：

　　首先，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本书强调了对所用史料可靠性的研究。本书应用了许多前人从未提及的资料，为本书最有价值之处。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写：“资料是否可靠，对学术研究能否取得进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云南佛教资料‘多属方志稗史，神话连篇，且考证多疏，末是据为典要’(陈垣先生语)，而前人对此未给以足够的重视，所以对文献资料考察研究的论文在文集中占有相当火的比重。”(第512页)《论稿》所收论文，“南诏人理佛教”部分对《护国司南抄》、张胜温绘《梵像卷》、石钟山石窟、《南诏图传》以及南诏大理国佛教新资料的研究，以及其他部分中对阿吒力教经典、对宗赜《孝行录》的研究，无一不是在介绍、重新释读文献具体内容的基础上关注资料的可靠性及其学术价值，表现了作者对史料及其研究的重视。

　　其次，从思想上看，本书表现出对宗教与民族意识关系的关注。《论稿》以《宗教与白族民族意识》一文作为书之代序足以体现出作者学术思考的重点。从《代序》一文我们可以看到，综观云南地方史志资料，南诏大埋以来的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佛教文献资料，都与白族有密切关系。白族信仰特征鲜明的阿嵯耶观音信仰和阿吒力教，也一直被认为是云南地方特色的佛教表现形态。作者神：考察史料可鲸性的綦础上进行分析，指出：“由于汉地佛教和中原文化在大理长期兴盛，势必对白族的社会生活、义化艺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乃至民族心理都有甚深的影响。白族民族性的形成，离不开汉地佛教和中原文化；白族文化本质上是以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为主的混融文化。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白族宗教，与白族民族意识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南诏末期出现的阿嵯耶观音信仰和明代成书的《自古通记》中开始出现的云南阿吒力教的记载，正是南诏末期白族确立基民族意识和明初白族民族意识得到重新确立和增强的最明显的表现。”(《代序》第7-8页)“从可考的白族历史来看，真正对白族民族意识有凝聚作用的，是南诏末期形成的阿嵯耶观音信仰和明代最先出现在《自古通记》中并零星见于明清云南地方史志资料中的阿吒力教的记载。”(《代序》第18页)这足从新的角度对阿嵯耶观音和云南阿吒力教的释读，颇具新意。

　　最后，《论稿》在内容上创新主要体现在有关云南阿吒力教、大足石刻与宋代巴蜀佛教研究的系列论文。作者所搜集到的大量阿吒力教经典不仅帮助他对阿吒力教的性质作了新的定位，提出阿吒力教是明代佛教三分为禅、讲、教后传入云南的“教”这一全新观点，而且还促使他进行了拓展研究，对包括大足石刻、宗赜及宋代瑜伽教、信仰性佛教作了探讨。

　　学界以往对阿吒力教有不同的看法，历来有“滇密”之说。本书作者根据对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的搜集、鉴别、研究和梳理，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作者认为：“云南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所谓的‘滇密’。”(第268页，《中国有无“滇密”的探讨》)“所谓阿吒力教，既不属于印度密教系统，也不属于藏传佛教系统，更不是本土化的印度密教即所谓‘滇密’或‘白密’，而是叫初佛教禅、讲、教分离政策下出现并传入到云南的‘教’。”(第193-194页，《云南阿吒力教经典及其在中国佛教研究中的价值》)“阿吒力教就是明代的‘教’；阿吒力僧，就是明代的教僧。”(第205页，同上)“明代的‘教’是密教传入中国后在唐宋时期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道教教文化)及佛教显宗结合的产物。”(第207页，同上)他对阿吒力教的这一重新定性，被方广铝先生称许为“发前人之所未发”，“使我们对阿吒力教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前的疑滞一扫而空。”(《藏外佛教文献》第六辑《卷首语》，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

　　同时，作者还根据阿吒力教经典，对大足宝顶劝孝石刻、对与大足宝顶有关的僧人宗赜、对大足宝顶的总体性质及其与宋代信仰性佛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进一步明确了阿吒力教即“教”与瑜伽教、阿吒力教经典即应赴僧所用科仪与瑜伽l教道场仪的关系。提出“不论是宝顶山大佛湾第15-17号龛还是小佛湾第3号窟，都取材於宗赜《孝行录》。它们表现的是宗赜《孝行录》的孝道思想。”(第270页，《宗赜<孝行录>及其与火足宝顶劝孝石刻的关系》)“阿吒力教经典即应赴僧所用科仪”为宋代瑜伽教道场仪，“大足宝顶的经典依据为宋代瑜伽l教道场仪”，“大足宝顶为佛教水陆道场”(第294-342页，《宋代的信仰性佛教及其特点——以大足宝顶山石刻的解读为中心》(引文出自《论大足宝顶为佛教水陆道场》))大足宝项山石刻表现了“宋代的信仰性佛教及其特点”(第343-375页，《宋代的信仰性佛教及其特点——以大足宝顶山石刻的解读为中心》)明确指Ⅲ“从现存《重广水陆法施无遮大斋仪》、《楞严解冤释结道场仪》、《如来广孝十种报恩道场仪》、《圆通三慧大斋道场仪》等宋代成书于四川的佛教科仪来看，当时这些科仪的行持者自称其教为‘瑜伽(大)教’、‘金刚(大)教’、‘根本教’、‘真实教’、‘毗卢教’等，在其疏表状牒中自称‘释迦如米遗教弟子’，明代时称‘瑜伽教’或‘教’。但这种瑜伽教与唐‘会昌法难’以前兴盛的瑜伽教——密教名同而实异。出现于晚唐，宋代最终成形的瑜伽教，‘是密教传入中国后在唐宋时期与中国传统文化及佛教显宗结合的产物。在其科仪中，保留有不少密教的汉译真言。但它无论如何也只足中国汉地密教的通俗化，而不是自成系统的密教’。”(第364页，同上)进一步确定了明代的阿吒力教即宋代汉地的瑜伽教，阿吒力教经典即应赴僧所用科仪为瑜伽教道场仪，深化了对宋代瑜伽教的认识。

　　很显然，作者利用新发现阿吒力教经典讨论大足石刻和宋代瑜伽教及其道场仪，无疑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作者提出的“中国佛教的研究，从此注入一批新资料。唐宋以后中国古代佛教尤其是明代的‘教’的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第195页，《云南阿吒力教经典及其在中国佛教研究中的价值》)这一论点。显示出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是为了研究云南佛教而研究云南佛教，而是有意识地将其放在中国佛教研究这一大背景下，力图通过区域佛教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来促进、深化整个汉地佛教的研究。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写的，《论稿》是他10余年研究云南佛教和巴蜀佛教的阶段性总结，本书凸 显出作者研究地域佛教的苦心和匠心，显示出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考据功底和驾御史料的能力。我们期待着侯冲先生在这一领域有新的成果面世。

　　(作者李海波，1972年生，哲学博士，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讲师。)

　　2007年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　赵国军

　　由甘肃省委统战部、西北民族大学、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主办的“2007年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宗教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发展现状和趋势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9月1日至2日在甘肃兰州召开。米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议从提交会议的论文中选出30篇编辑成论文集。

　　本次会议紧紧围绕“2007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的宗旨，就宗教在当代的传播、发展现状和趋势研究的研讨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金宜久教授《宗教发展趋势》，认为当代世界宗教发展的趋势可以归纳为10点：1．宗教将继续面临来自外部的挑战；2．不同宗教信仰者的移民和流动；3．宗教与迷信共存现象将会延续下去；4．在一些迷信盛行的国家，传统习俗和观念仍有生命力；5．宗教信仰者的增减直接影响宗教的发展；6．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传播宗教越来越受到宗教界人士的重视；7．宗教国家化趋势的发展；8．妇女在宗教中的地位将日益重要；9．宗教赋予人的神性趋势有所发展；10．宗教异化现象的发展。卓新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宗教重构》，从“全球化”与中国的“入世”、“一国两制”与多种经济存在体制等方面，谈论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从“建构性”宗教格局的重构和“公民宗教”或“个人宗教”的兴起两方面论证了当代中国的宗教重构。并提出了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新视野、新思路和新方法。龚学增《关于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我渗透的几个问题》，介绍了“境外势力利用宗教逃行渗透”的涵义和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若干手段，并指出了抵御渗透的有效措施。李平哗《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宗教》，介绍了香港宗教的情况，香港政府对宗教的态度和管理。范鹏《关于宗教文明建设的调研报告》，分析了宗教文明是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指出现代宗教文明是立足当代、面向世界、服务人类的积极的宗教文化；现代宗教文明就是通过挖掘整理弘扬宗教文化中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谐发展的因素，使宗教在更加充分的意义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因素；现代宗教文明建设的任务和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融入现代文明、服务中国社会、促进和平发展。宗教文明建设不论是从国内建设和谐发展的总任务来说，还是从全球和平发展合作的大趋势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甚至迫切的。贾东海《宗教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用的思考》，认为应当加强宗教对农村建设的积极影响。孙振玉《科学发展观与科学宗教观》，为进一步完善科学宗教观提出了内在要求、完善科学宗教观与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我国的创新三个部分，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科学宗教观则是有关宗教的总的看法，两者都包含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含义。

　　马虎成《当今中国宗教的几个特点》，从信教人口明显增加、信教群众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利益矛盾日益成为宗教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宗教方面矛盾和纠纷的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增大、城市宗教工作的压力增大、宗教的传播方式更新并日趋多元化、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增强、打着宗教旗号的邪教活动比较猖獗、宗教工作中的国际因素凸现10个方面探讨了今天中国宗教的特点。罗伟虹研究员《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以温州为例，指出基督教徒结构呈多元状态，并预测了21世纪基督教发展的趋势。李利安《宗教在促进西部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从研究宗教在促进西部社会和谐方面的现状、意义、基本方法、终端几个方面探讨了宗教在促进西部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刘成有《中国宗教文化模式与回族伊斯兰教》，强调的“回族伊斯兰教”的概念。李向平《宗教组织及其适应型认同模式》，从宗教认同与社会协训之间的关系，宗教自我服务型的信仰认同模式和宗教组织的适应型认同模式三个方面探讨了当代中国宗教的社会协训功能。段琦《从世界基督教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基督教的走向》从当前西欧一些国家人们对基督教态度冷淡、信徒人数流失、神职人员流失、政教分离等方面分析了西欧国家基督教的影响削弱，探讨了基督教在近20年米复兴的趋势，特别是在一些非基督教的亚非国家中迅速发展。孙悟湖《历史上藏传佛教对社会和谐的作用》，就历史上藏传佛教对社会和谐的一些积极作用作了探讨。

　　马成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性问题研究》，从制度的适应性、法律的适应性、经济生活的适应性探讨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性问题。谢路军《道教与社会和谐》，对道教与社会和谐的发展的一些问题作了讨论。才让加《宗教对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经济思想的影响》，分别从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个方面探讨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对各民族人口经济思想的影响的问题。刘夏蓓《论当前“宗教信众”特点与发展趋势》，运用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对两个群体(出家修行的甘南两所女寺尼僧和拜师修行的“居士”商人群体)皈依、信仰宗教的原因、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分析，探讨了当前我国宗教信众的特点、发展趋势和我国新时期宗教信仰变迁的一些现象。张世海关于当前甘宁青伊斯兰教教派问题的几点思考，探讨“门宦”“老人家”的涵义，对当前存在于甘宁青地区伊斯兰教教派和门宦中的一些现象进行了探讨。丁俊《走向21世纪的伊斯兰文明》，通过分析“伊斯兰文明的重大危机”，进而阐述了“中正和谐之道：走向21世纪的伊斯兰文明”的内涵——“中间主义”。工欣田《和谐社会构建中宗教的再审视》，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一些宗教问题。蒲长春《网络与宗教关系的中国模式》，通过分析网络与宗教关系模式的一些问题，提出的“宗教网络”和“网络宗教”的概念。

　　与会者认为宗教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发展现状和趋势研究是一个现实问题，并提出了四个问题，即：1、宗教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发展现状和趋势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我国宗教当前的基本方向。2、宗教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发展现状和趋势与社会主义文化相联系。3、宗教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发展现状和趋势与我田宗教之间、宗教内部之间的和睦相处必相一致。4、对宗教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研究必须考虑抵御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问题。

　　(作者赵国军，1976年生，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杂志社。)

　　出自: 《世界宗教研究 》 2008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