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雍和宫在乾隆时期蒙藏政策中的作用

　　试论雍和宫在乾隆时期蒙藏政策中的作用

　　于洪

　　摘要:中国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成为维系民族共同心理的纽带,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的重要内容。如何处理边疆的民族宗教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社会的稳定,是治国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探讨了乾隆时期雍和宫在“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即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祖国领土完整,民族团结,又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中心。

　　关键词:金瓶掣签制;喇嘛碑;三世章嘉活佛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1—0132—03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国家。北京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的首都,也是多元一体民族大家庭的首都。如何既能保证国家的统一,社会稳定,又能尊重并保持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信仰自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清朝中期,国家在制定藏传佛教政策时,首先考虑到蒙古问题,正如乾隆皇帝所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从历史实践上看,清政府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乾隆时期,雍和宫不仅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而且在蒙藏民族宗教政策中发挥了维护国家的统一,祖国领土完整,又起到加强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交流的作用。

　　一、清代北京地区的民族与宗教

　　北京历史上,聚族而居的少数民族很多,如爨、溪、契丹、女真、蒙古、回等。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明代“皇上御奉天殿,在朝海内文武群臣,四方蛮夷酋长,率皆在庭,踊跃鼓舞,以为皇都之奇丽若此。”

　　清初期,由于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层出不穷、纷繁复杂,直接影响了国家的统一,同时也威胁到清代当权者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清朝的统治者为满族。满族在唐称靺鞨;宋称女真,明末,女真人改称“满族”,他们虽在北京地区,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游牧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清朝建立以后,在北京城内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推行剃发、易服、圈地和“逃人法”等政策和法令,激起京畿地区汉民族人和其他民族的不满和反抗。此后,清政府统治者对此政策有所修正,开始尊崇儒家文化,注重实行尊重各民族的习俗与宗教信仰的各项政策,对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作用。

　　对于边疆问题,北京城(京都)作为首都,与边疆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对于蒙藏地区尤其如此。清初期,国内局势并不稳定,康熙时平定三番之乱,统一台湾,亲征噶尔丹。乾隆时期的大清帝国,疆域北起恰克图,南至曾母暗沙,西自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东达库页岛、台湾及琉球群岛,基本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 [1]。这一切与清政府实行的民族宗教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如清政府所大力推行的“兴黄教以安众蒙古”民族宗教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乾隆时期雍和宫的历史作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1.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

　　雍和宫原是清世宗潜邸,后改为喇嘛庙。在雍和宫内有高宗御制喇嘛说碑一座,由乾隆皇帝亲笔撰写,以满、汉、藏、蒙四种文字宣诏天下:活佛转世,金瓶掣签,永为定制,并以《钦定藏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形式确立金瓶掣签制度,开创了清代民族事务管理和民族问题处理的新局面,其中一只“金本巴瓶” 设于北京雍和宫内,另一只设于西藏布达拉宫。

　　金瓶掣签制度是用金瓶掣签的方式来认定藏传佛教最高等的大活佛转世灵童,是清王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式设立的制度。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制度,其实质是承认“活佛”作为宗教领袖通过转世仍然存在于人世间。活佛转世制度始于1284年,噶玛噶举开创,此后,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觉曩派等大小教派都纷纷建立了活佛转世系统。在数百年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程序,一般分为预言、各种仪式、寻访、认定等阶段。

　　活佛是藏人和蒙古人的宗教领袖,如果宗教领袖对大清王朝拥戴,那么西藏和蒙古将稳定地统一于大清帝国,因此 “活佛转世”制度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了极大的作用。

　　然而,蒙、藏贵族为了得到统治的权力,使得活佛转世制滋生了许多弊端,这迫使乾隆皇帝想出“金瓶掣签制度”的办法,把“活佛转世制度”的权利置放于中央的管辖下。只有这样,才即能稳定蒙古和西藏,实现统一大业的目标,又能尊重蒙古和西藏人们的宗教信仰。

　　《喇嘛说》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其呼土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图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又从前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圆寂后,因图舍图汗之福晋有妊,众即指以为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之呼必敬罕,及临月,竟生一女,更属可笑。蒙古资为谈柄,以致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

　　从碑文中看出,游牧于青海的蒙古汗王和西藏贵族们利用各种办法控制西藏的大活佛,以便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巩固所获得的特权。蒙藏地区大活佛圆寂之后,转世灵童主要是由最有名望的跳神巫师“吹冲”来认定。“吹冲”在跳神中,由于受到各种贿赂下,假借神谕,指定的活佛转世灵童大多出自蒙古王公或西藏的大贵族之家,乾隆皇帝认为,藏、蒙地区的活佛,存在着密切的血脉渊源关系,这几乎与家族世袭制没有差别,而与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制并不相符,这是促使乾隆皇帝下决心整治活佛转世制度弊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还发生了西藏“廓尔喀侵藏事件”。源由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确朱嘉措叛国,勾引廓尔喀人入侵西藏事件的发生。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第六世班禅大师在北京为乾隆皇帝祝贺70岁寿辰时,曾受到乾隆皇帝隆重接待,朝廷及在京王公大臣都向他赠以厚礼,但班禅大师未能亲自处理这些财产就圆寂北京。财产由其兄(扎什伦寺总管)代为处理,由于财产分配不均,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确朱嘉措借到尼泊尔朝圣之机,唆使廓尔喀王入侵西藏。廓尔喀人第一次侵藏获利不多,乾隆五十六(1791年),廓尔喀兵再次入侵西藏,将扎什伦布寺洗掠一空后,又攻打日喀则。乾隆皇帝派福康安为大将军,率兵入藏,将廓尔喀兵逐出西藏,最后兵临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城下,廓尔喀国王投降。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朝在击退廓尔喀侵藏后,着意加强对蒙藏地区的管理。乾隆皇帝下令在拉萨大昭寺及北京雍和宫内各设一“金本巴瓶”(本巴,藏语,瓶子。金本巴瓶即金瓶)。规定了凡蒙藏地区活佛有呼毕勒罕(活佛转世)时,都必须按照清朝廷规定的程序进行金瓶掣签。此举在实践中严密了所举行的程序和仪轨。

　　正如《喇嘛说》碑文所讲:

　　……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签,贮于由京发出之金奔巴瓶内,对佛念经。令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一人,定为呼必勒罕。虽不能尽除其弊,而较之从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间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于雍和官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内,理蕃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扎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或得真传,以息纷竞。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劫掠藏地,己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兹之降廓尔喀,定呼必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近归政之年,复成此事,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

　　从碑文上看,乾隆皇帝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受明代抽签选官的启发,将之用在活佛转世制度上,金瓶掣签借用神意,裁判出活佛的转世灵童,即符合蒙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及传统的民俗习惯,为广大僧俗普遍接受,又利于皇帝通过宗教领袖的作用巩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

　　为使西藏长治久安,对外不受外人侵扰,对内治理有法可依,乾隆皇帝派人与达赖、班禅的僧俗要员商议,制订出《钦定二十九条章程》。该章程使清王朝治理西藏的制度更加完善,得到西藏上层由衷地拥护。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清朝政府治理西藏最全面、完善的法规,是清朝中央政府统治西藏地方的最高法律文书。它的制定和颁行,标志着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施政发展到了最完备的阶段,它表明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统治和管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清朝治理西藏、统治西藏达到了全盛时期。雍和宫正是乾隆皇帝实行兴黄教基本政策的具体措施之一,在雍和宫设立的“金本巴瓶”,掣签蒙古及内地其他藏区转世活佛,直接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和相互了解,确保了大清帝国的统一。

　　2.雍和宫第一任堪布的贡献

　　乾隆时期,雍和宫不仅是内地藏传佛教传播宗教的中心,而且也是清廷与蒙藏地区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的平台。它在政治中上具有重要地位,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作用大多体现于任雍和宫堪布第一任勘布三世章嘉国师协助乾隆恰当地处理蒙藏事务,即尊重了蒙藏地区民族的宗教及风俗习惯又捍卫了国家的统一。

　　三世章嘉·若白多杰,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7年)生于甘肃凉州(今武威),三岁时作为二世章嘉活佛转世灵童被迎至青海佑宁寺。雍正初年,年羹尧奉命将三世章嘉活佛送往北京。三世章嘉活佛进京后,与皇子弘历相伴相读,二人从小结下很深的情义。三世章嘉活佛青年时期,不仅具有造诣极深的佛学功底,而且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章嘉·若比多吉十七岁时,被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三世章嘉活佛开始掌管京城喇嘛事务。

　　乾隆年间,三世章嘉活佛策划并完成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章嘉活佛曾亲自主持了雍和宫的开光仪式,还专门为雍和宫举行了智慧大加持,并成为雍和宫第一任堪布,在雍和宫的管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后,乾隆皇帝授命章嘉活佛亲自挑选大活佛承担雍和宫的管理工作,像敏珠尔·阿旺赤列加措(1737—1785),吉济隆·洛桑丹贝坚赞(1708—1758),策墨林阿旺楚臣(1721—1791)等都是在三世章嘉举荐下进京任职,从而成为雍和宫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几位大活佛。

　　更为重要的是,在乾隆皇帝处理西藏事务的许多重要活动中,作为雍和宫堪布的三世章嘉活佛都亲自参与其事。

　　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七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又出现危机。乾隆皇帝立即派三世章嘉活佛入藏料理藏事,三世章嘉活佛不负众望,积极与第六世班禅大师配合,顺利完成了第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事宜。他与第六世班禅大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使六世班禅大师东行成为可能。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大师到北京朝见乾隆皇帝,三世章嘉活佛主要负责接待六世班禅。六世班禅从承德到达北京,三世章嘉陪同班禅大师参观游览京城名胜古迹,使六世班禅对中原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不仅如此,三世章嘉活佛还在许多重要场合承担着翻译的重任。雍和宫理所当然地成为接待六世班禅大师讲经礼佛的重要场所,大师共到过雍和宫六次,在《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西传》中曾有记载。雍和宫为清廷与西藏地方保持的友好关系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这都与雍和宫第一任堪布三世章嘉活佛密切相关。

　　第七世喇嘛概括出三世章嘉活佛在协助乾隆皇帝经略蒙、藏地区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为,“手执征服世间傲慢剑,文殊皇帝大地之梵天,宫中安设众敬之宝座,皇帝以镇压邪恶之臂,你将佛法自在者举起,使治下各地俱呈吉祥。” [2]

　　三、结语

　　清代“康乾盛世”不仅创造出一个空前统一、强大的帝国,而且社会稳定,百姓安居。究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清政府采用了“因俗而治”的民族宗教政策。“兴黄教以安众蒙古”,就是用宗教的凝聚力,把边疆的民族维系到祖国的统一之中。因而在京城建立了最大的格鲁派皇家寺院— 雍和宫,并使它成为中央与蒙藏地区宗教文化交流的平台,也成为治理蒙藏事务的政治中心,为各民族在统一的国家中共创18世纪中华文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践,齐经轩.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96.

　　[2]马兰,等.雍和宫[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4:68.

　　[3]于敏中.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On the Role Played by the Lama Temple in the Policy to Mongolia and Tibet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YU Hong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Nation and Religion,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a multi-ethnic and multi-religious country.Because it embodies a common ethnic mentality,the relig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How to deal with the ethnic and religious issues on the border is the important policy of the country related to national unity,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of the Lama Temple in carrying out the policy of “to Advocate Lamaism in order to Unify Mongolia”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i.e.the role of both maintaining the country’s unity,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motherland,national unity and making the temple the center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Key words : the system of “Jin Ping Che Qian”; lama stone tablet; Zhangjia·Ruobiduoji

　　出自: 《学理论·中 》 201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