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香古国”的神韵

　　“妙香古国”的神韵

　　薛祖军

　　大理国(937-1253年)是云南历史的一个奇迹,也是外人眼里的一个谜。生活在大理国时代的人们热爱和平,民风淳朴,与世无争,风俗民情与中原之地迥然有异,被世人称为“妙香国”。

　　关于“妙香国”的称呼究竟从何而起?以往的学术界前辈、游人、佛教界大多从地理环境、区位和物产等因素考证之。一致认定:大理素有“天竺妙香国”之别称,且多见于史书的记载。比如《滇略》卷4说:“世传苍洱之间在天竺为妙香国,观音大士数居其地。唐永徽四年,大士再至,教人捐配刀,读儒书,讲明忠孝五常之性,故其老人皆手捻念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一岁之中,斋戒居半。”《滇黔纪游·录云南》:“大理府为天竺之妙香国,初属罗刹。”大理点苍山古称灵鹫山,传说佛祖释迦牟尼曾于此地讲解《法华经》,又在洱海印证如来位(见《滇黔纪游·录云南》)。《大理古佚书钞·大理国僧分五类》一文载:段思平之得位,为观音三救段思平于危难中。登基之日先拜天地,再拜观音:“吾国国号大理,本妙香福地,以佛立国。”“叶榆古泽国,为罗刹领地。观音显化借地而伏罗刹,镇于地宫而立白国,即妙香国。”

　　元朝的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也曾描述说:“此邦之人西近天竺,其俗多尚浮屠法。”苍山上奇花异草满山遍野,“尖峰独产紫柏,奇香。”无为寺“有香杉五株,为南诏高僧赞陀得于天竺”。所以清末进士袁嘉谷(云南的第一个状元)认为:“妙香之名,古经无之,迨因苍山之香而附会耳。”毋庸质疑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实际上,“妙香”一词就应当是形容佛寺所用香料在燃烧后所散发的香味,妙香国也可是佛家幻想的清净安乐之地,其义近乎妙土。因为大理国从国王到臣民几乎人人都笃信佛教,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佛珠;男子以出家为僧为荣。大理山山有寺,寺寺有僧,人们把烧香拜佛当成了一种道德追求。大理皇帝也倍加崇信,往往放弃皇位而出家为僧。所以在世人的眼里自然就把大理国当作理想中的佛国妙土,理所当然也就成了僧尼佛教信众眼中的妙香国。

　　或许是大理国建国初期曾得到观音老母的帮助,或许是由于虔诚地信仰,段氏家族非常明智地选择了用“儒释”(师僧)治国,用佛教的教义和理念安抚民心,让民心归于祥和;用儒家的治国方法和策略打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子就是儒、佛、道三教合流,用儒家理念治国(治世),用佛教养心,用道家养生,三教合一,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模式。而在大理国时期,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儒释相融,僧俗一体”,佛教影响到大理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说,大理国文化是南诏文化的发展与提升,是多元性的南诏文化一体化的产物,那么大理国文化的典型特色就可用“释儒文化”来概括。

　　早在大理国建国之初,为了稳定政局,段思平制定了以佛养心、以佛立国,以“儒释”治国的基本国策,大力推崇各种宗教。《三灵庙碑记》称段思平即位以后在喜洲建灵会寺,追封其母为“天应景星懿慈圣母”,后重建三灵庙,尊母为神。据说,段思平在起事过程中曾经得到秀山神示,故其即位以后,对秀山神也另眼看待。诸葛元声《滇史》卷七记载说:“思平感通海秀山神之灵异,乃封秀山神为英列侯,高大祠宇以旌之,至今为民祈祷之所。”

　　在整个大理国时期,段氏家族推崇佛教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大理古佚书钞·大理国僧分五类》一文载:“段思平之得位,为观音三救思平于危难中。登基日先拜天地,再拜观音:‘吾国国号大理,本妙香福地,以佛立国。’”《大理古佚书钞·大理国崇佛》一文中又载:“母崇佛,思平灭杨氏,建大理国,大兴佛教。盖思平原为杨氏追杀,避于古寺观音大士法身后,杨氏遍寻不得,而感大士慈航普渡,救思平于危难。思平发愿,若得大位,必以全国供养三宝,遍建伽蓝,以佛为国教。”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并在政治上和组织制度上加以强化与保障,所以,大理国从国王到臣民,举国上下几乎人人都信佛。绝大多数男子都以信佛和出家为僧为荣,把烧香拜佛当成了一种道德追求和心灵慰藉的灵丹妙药。

　　为了方便国民信仰佛教,大理国国王特别制定了国家的法定假日。“初一、十五,国中上至帝骠,下至臣民,皆素食。晨起,入寺献香,虔拜诸佛”,这应该说是大理国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当然,在节假日期间,所有“君臣万民均须素食,烧香拜佛,国不朝政,户户净水香烟……除了从事放牧的人以外,全国臣民均不劳动,参与拜佛。”

　　更有甚者,大理国的人才培养与文武官员的提拔使用均与是否信奉佛教挂钩。“段氏以佛立国,佛教为国之本,国制为法。若非佛子,不得做官。故大理国时,上至国君、宰相、将军,下至庶民,皆通佛礼。”在习惯上,大理国若遇军国大事均会请无为寺、崇圣寺的高僧参与决策。据说,大理国学官多为僧官,就连中原的许多江南落第秀才,都常羡慕大理尊重僧人,有文才者,还可为国中器重,而跑到大理国诸寺出家,然后升任方丈(住持),被大理国重用的人记录在案的就有数十人之多。

　　胡蔚本《南诏野史》称:段思平“帝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后来的大理国国主更是不惜避位为僧。毫无疑问,由于大理国大力推崇各种宗教的结果,不仅使得大理国政权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被人视为“妙香佛国”,而且对于弱化敌对势力、缓和社会矛盾均有积极的意义。杨干贞被废而为僧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大理古佚书钞·大悔和尚》一文记载说:“段思平杀杨钊,大义宁王杨干贞夜遁,逃于鸡足山罗汉壁……梵可替干贞落发,赐法名大悔。次晨追兵至,大悔夹于众僧中,未被识破。天福四年,文武皇帝游于鸡足山罗汉壁慧光寺,见一老僧面壁于禅室,貌似干贞。召见,翻衣见背有七星志,果干贞也。思平曰:‘东川节度,别来无恙。为僧乐乎?’大悔曰:‘东川节度杨干贞罪重如山,肉身活着,魂魄早死。吾得佛力庇护,法名大悔。悔除千孽百过,但依然日夜胆颤心惊,吉凶难卜,恭听仁德文武皇帝圣裁。’思平曰:‘既已为僧,知悔必改,大悔则吾何究往事。从今起,可赦尔罪,不再追问。’至此,干贞得赦。后为慧光寺住持,后游巴蜀,坐化于峨嵋山。”我们从该文的精彩对白就可知段思平是无条件特赦了政敌。

　　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所以在大理国时期悄然形成了一种崇佛的社会风气:上至国君,下至庶民,人人拜佛,甚至以出家为荣。有人曾经做过有趣的测算:在大理国所经历的316年的时间里,平均每隔30多年就会有一个国君出家为僧,国王的出家率在整个大理国国君中占到45%。如此大规模的国王“出家热”,是大理国时期所出现的令人惊讶的奇特现象,堪称一绝。因而前人曾用“洱水与苍山,佛教之齐鲁”,“大理一邑,僧寺之多,几冠南省”,“无山不寺,无寺不僧”等词汇来描绘大理佛教之盛况。据说在大理国时,境内有500多寺庙,信众甚多。元朝的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曾描述道:“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这是现存记录大理佛教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虽只是寥寥数语,却很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佛教的盛况。李京在《云南志略》中也说:“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参礼,少长手不释数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

　　也许有人会问,佛教跟大理国有缘,佛教也是否那时传入的?其实不然。《新纂云南通志》记载说:“滇之佛教,传闻于汉晋,兴隆于唐宋,昌于元,盛于明,而衰落于清。”这一说法显然是缺乏历史的依据和实物佐证的。今天,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认为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大约是在唐朝时期。当然,由于云南独特的地理区位因素,所以佛教传入南诏洱海地区的路线,应当来自多种不同的途径。因为佛教在古印度创立以后,汉代(公元一世纪)时已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到南诏建立政权之时,内地大乘佛教已广为流传,并达到鼎盛时期;在南诏的西北方,吐蕃也有了藏传佛教,远至佛教发祥地印度更不必说,其南方,当时今中南半岛诸国的小乘佛教也很兴盛。南诏处于佛教势力的包围之中。但从传入南诏洱海地区为大乘佛教来看,其主要应来自中原地区、吐蕃(今西藏)以至印度、缅甸等地。大理由于地处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中心点,自然而然就成了各种地域文化交汇的场所和过滤器,多种宗教在这里找到了生存的空间和土壤,直接导致多元文化的的传播与共存。正因为如此,所以佛教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体现出了多源多流,教派繁多,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

　　大理国是个地地道道的妙香佛国,大部分国人都笃信佛教,大理国国君对佛教更是顶礼膜拜,虔诚信仰,甚至不惜放弃王位而出家为僧。我们不妨探究一下大理国国王的出家之谜。

　　大理国的二十二代国王中竟有十位皇帝甘愿抛舍江山、美人,遁入空门,呈现了国王“出家热”的高潮,这是大理国独有的令人惊讶的神秘现象。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在位皇帝被杀、被废、被逐、被掳,或战死、投降的事屡屡发生,然而皇帝自己甘愿舍弃江山、美人,出家当和尚的情况却是十分罕见的。自东汉明帝时佛教传人中国之后,佛教就与王族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有少数帝王虔诚皈依佛门,但最终舍弃王位出家为僧的几乎没有。尽管有南朝的梁武帝萧衍曾经四次舍身入寺,想不做君主做法王,然而在群臣的苦谏下,最终还是回宫当他的皇帝。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武则天也曾经出家为尼五年(649-654年),但那时的武则天出家纯粹是被迫的,她没有丝毫的选择机会。而且在出家时,武则天的身份并非是皇帝或是皇后,她仅仅只是君主唐太宗所宠爱的小小“才人”而已。在众多皇妃等级序列中位列第九等,同级之人尚有8人之多。至于清朝的顺治皇帝出家也只是野史传说。雍正、乾隆等皇帝都很好佛,但并未抛江山、舍美人,遁入空门。相比之下,我们大理国国王出家为僧的决心和行动比起那些信仰佛教的中原皇帝要大得多了。

　　那么,古代的大理国国王为何要抛江山、弃美人,争相禅位为僧?我们需要从几个环节加以探讨和了解。

　　大理国二十二个国王中究竟有几个国王逊位为僧,各种史料的记载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历史上曾有6人说、8人说,9人说,l0人说等几种典型的说法。当然,所有涉及大理历史的书籍都承认并记载为僧的大理国王主要是段思英、段素隆、段思廉、段正淳、段正严、段正兴这6人,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至于武学奇才金庸大侠在《天龙八部·释名》列出“圣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帝(疑为正康之误)、神宗帝”6人,均以谥号表示,实际上就是段素贞、段思廉、段正明、段正严(又名段和誉)、段正兴(又名段易长)、段智祥6个国君的尊号。

　　后来有的书籍在段思英、段素隆、段思廉、段正淳、段正严、段正兴这6人的基础上又增加记载“禅位”或“避位”的国君是段素贞、段正明2人。这就是8帝王出家之说的版本。

　　胡蔚本《南诏野史》在段思英、段素隆、段思廉、段正淳、段正严、段正兴这6人之后增载第9代国王段素贞、第14代段正明、第20代段智样逊位为僧,共9人。而《滇考》、《滇云历年传》又增载第13代段寿辉。

　　从大量史籍和实际情况看,我们可以确凿地认定:大理国国王出家共有10位。除了段思英是被迫逊位为僧以外,其余9位基本都属于自动禅位为僧的。他们是:第2代国王段思英、第8代国王段素隆、第9代国王段素贞、第11代国王段思廉、第13代国王段寿辉、第14代国王段正明、第15代国王段正淳、第16代国王段正严(段和誉)、第17代国王段正兴(易长)、第20代国王段智祥。

　　尽管历史史料的记载不完全一致,但大理国皇帝竞相禅位为僧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有意思的是,这种现象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大理国中后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么,人们可能就要问:大理国王出家的缘由是什么?其实,我们不妨从以下几点来考察大理国王出家的端倪。

　　首先、在大理国时期俨然形成了一种崇佛的社会风气。这与大理国“以佛立国”、“以佛治国”,全民信佛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分不开的。早在南诏国末期,当时的王室和贵族就以佛教作为心灵的安慰与皈依,统治者均以僧人为国师,遍建寺塔,广铸佛像,佛教在云南的影响已不可等闲视之;到大理国建国时,为了使大理政权罩上一层神圣的外衣,并且弱化敌对势力、缓和社会矛盾,段思平更是极力地推崇佛教,开国君主如此,大理国崇佛之况可以推想;大理国的很多百姓,均在姓下双名并列,其中一个就取自佛号或法号,比如: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高观音隆、高踰城生、高观音妙、段易长兴等等。以至大理后来被世人誉为“妙香佛国”。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的灾祥祸福,都与当朝的帝王有关,与他们前世今生所作所为有着因果关系。国家一旦出现某种灾祸的征兆,那便是因为帝王孽障缠身,唯有了却尘缘、四大皆空、遁入空门,方能消灾免难,得享天年。

　　大理国10位君王出家各有各的理由,也各有各的故事,但都毫无例外地体现着上述的思想观念。比如:当今华人世界耳熟能详的大理国王子段誉(段正严)就是典型的一例。历史上的段誉并非《天龙八部》小说中所描写的风流才子,而是一位文韬武略的帝王。他七岁入学,在点苍山龙苑就学于天台山云游到大理的高僧六铉法师。六铉非常赏识他慧根超群,着力培养。段誉26岁即位,曾几次平定37部落叛乱,并主动亲和大宋王朝,多次进贡,献礼献乐,被宋徽宗册封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据说,他“勤于政事”(《滇考》),“爱民用贤、思揽政权”(《滇史》),“故远方慕之,悉来贡献”(《滇记》)。他勤理政事,爱民用贤,是大理国时期的一个好皇帝。段誉当朝勤政爱民,讲究以佛法的仁慈治国。对于当众辱骂他的部将高智昌(高升泰之孙)不但不予追究,反而在其病死后,还大办佛事为其超度。高智昌手下的两名军官为主尽忠,企图刺杀段誉,结果行动未遂被擒,段誉称之为“义士”予以赦免,此二人自杀后,又为他们立“义士冢”。段誉在位39年,后因彗星出现,认为国有不祥之兆,加上四个儿子争夺王位,于是便禅位出家无为寺,法号“广弘”,终年94岁,是大理国在位时间最长、寿命也最长的国王。

　　其次,大理国内部有复杂的政治因素纷扰。一是段氏家族段思平和段思良两兄弟的后裔之间形成两支争夺王位的势力,矛盾不断;二是大理国后期的段氏王族受到了高氏家族强大相权的挤压,两大集团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从未间断。由于段氏家族内讧纷争导致国王出家的有:1、第2代王段思英即位才一年就被废为僧,原因是“叔思良争立”,而且思良的手段是“废侄自立”;2、第8代王段素隆仅在位4年,就不得不放弃王位而为僧。3、第16代王段正严(段誉、段和誉),因“诸子内争外叛,不得已避位为僧。”被高氏威势所逼而被迫出家的国王则有:1、第13代王段寿辉,实因“逼于高氏不自安,避位为僧”(《滇考》)。王位又由段思廉之孙段正明继承。这时的王位,已操在高氏手里,欲废谁就废谁,欲立谁就立谁,不过如此而已。2、第14代王段正明,在位13年,即以“为君不振,人心归高氏”为由,以“群臣请立”之名义,高升泰当上了国王,段正明被迫而为僧。3、第15代王段正淳,“高氏相之,政令皆出其门,国人称为高国主,段氏拥虚位而已。”宋崇宁年间“慧星出自西方,南诏大疫”,正淳对自己的名义统治已丧失信心,不久,避位为僧。至于因为出现“天灾人祸”而“引咎辞职”的帝王则有:1、第13代段寿辉即位那年,“日月交晦,星辰昼见。辉因天变而禅位。”实际上这只是高家逼寿辉退位后所公示的托词。2、第15代段正淳,则因“慧星出自西方,南诏大疫。”3、第16代段正严(段誉、段和誉),“大理地震,倒十六寺,坏民居无数。”“二日并出,金星入月,大火焚三千九百户。”“大雾,历二十四日方开”。4、第17代王段正兴,也因“四月,重雾,十六日方开”。由于“不祥之兆”出现,就弃了王位为僧。

　　不可否认,有些大理国王之所以放弃王位,并不都是因为崇信佛教的缘由。更多的原因,恐怕还是在宫廷的权力之争中,因失败而被迫出家。事实上,大理国中后期的段王爷早已大权旁落,高处不胜寒,这个王爷当得实在是心酸和痛苦,近乎傀儡;为求自保与活命,远离红尘,遁入空门也许是个无可奈何却又是较为明智的抉择。因为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国君禅位为僧兴许就是解决政治统治危机和矛盾的最佳方式。所以,“帝王出家,各有缘由,皆因家国难治,烦于国事而无奈。内争外夺伤透心,后妃多则添烦恼。自古酒色多伤身,置身皇宫没完没了,不如图个清净,出家为僧。”段氏家族后人曾评价说:“家族出家者都是失民心,不得人心,遭众论,出家一了百了。谁讲出家人长短,将为非言过,将报应来生。”

　　历史上大理国出家为僧的皇帝共有10位,出家的寺院究竟在哪?现代的很多人读了武学大师金庸的武侠小说,大都认为历史上大理国国王出家的寺院是在今天的“崇圣寺”,也是金庸笔下的“天龙寺”。实际上并非如此。从现有史籍看,大理国国王出家至少有这样几个地方:无为寺、崇圣寺、荡山寺(今感通寺)、弘圣寺。出家无为寺的国君有段思英、段素隆、段思廉、段正明、段正淳等5人;出家崇圣寺的国君有段素贞1人;出家荡山寺的国君是段和誉(段正严)1人;出家弘圣寺的国君是段正兴1人。至于段寿辉、段智祥两国王在何处出家无考,但在无为寺、崇圣寺的可能性较大。

　　当然,《大理古佚书钞·后理国王多为僧》一文的记载也有不同的说法:“帝王出家,只能祝发于无为寺者,皈依禅宗有思英、素隆、正严(和誉)。皈依密宗者,剃度于崇圣寺有思廉、正明、正严三帝。皈依弘圣寺,惟正兴一人。”

　　也许,有人会问大理国国王遁入空门后的生活是否会很苦?事实上,出家后的大理国国王依旧活得很潇洒,他们出家后的生活质量和水准并非完全等同真正的出家人。《大理古佚书钞·后理国王多为僧》记载:大理国的国民曾有歌谣说:“帝王出家,随臣一帮,嫔妃一串,素裹红妆。出家犹在家,举国敬菩萨。早晚拜大士,禅室如世家。”由此可知帝王出家如在家,不理国事,烧香拜佛而已。《大理古佚书钞.后大理一世段正淳》一文也有这样的评语:“帝王出家与在家在朝何异?除剃光头,龙椅依旧,身披金线袈裟,执金钵盂吃饭,依然金盆洗脸,只是素食而已。”而且出家后的国君的地位也非常特殊。“帝王出家,为寺中大住持,身边大臣如蜂分巢,半随帝出家。少壮者扶新帝。故此,大理国出家历代帝王,国若有事,可参决策。而国师入僧者,半为清平官。国若有事,可入朝与帝决策,为文国师。”《大理古佚书钞·元初异僧佐黎》:无为寺、崇圣寺皆为国寺,“两寺住持可参国事,可择储君。而两寺住持大比丘多为历代国君、清平官。”由此可见,大理国退位后的国君还是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历史记载,段思良曾经答应给段思英:“愿以国资一半让汝花销。汝喜何寺,则替汝重修,华贵如皇宫。建三十六院,供三十六妃一块吃斋念佛用”。思英出家成为宏修大师,出行全副鸾驾,随同“出家者有清平官三,军将八员,文武臣佐一百余,及将士五百馀。三十六妃各有庵堂,众虽出家,犹如置身宫廷。”段素隆出家时也带走了大批文武官员,“随秉义出家军将十二,清平官七人,随从一千三百余,皆受戒落发。秉义崇武,尚刀剑,于无为寺龙苑南,辟崇武堂,编罗汉兵八百,皆受比丘戒。”俨然组成了一支僧人部队。段正明出家前每月只与群臣议国事三日,其他时间则率诸妃寄情于山水、诗歌,国家大事皆委托给高升泰,是个潇洒的风流帝王。出家后,“常携诸前妃游于宋朝诸名山。正明出家分金一库,每外出必由随身沙弥以二十骡马满载金银。中原虽多盗匪,而大理国逍遥和尚手下随行皆一以抵十强,知者皆让之”(《大理古佚书钞·保定皇帝段正明》)。

　　无可疑问,大理国的帝王出家后在生活上的享受是不同寻常的。也许就是这一因素的缘故,所以才会有近一半的国君甘愿禅位为僧。当然,这也体现了大理国的统治者秉承“以佛治国”的思想,以佛家的学说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有益尝试与努力,所以,大理国的王权之争多了一份宽容和谦让,少了许多血雨腥风。当一场权力之争结束后,失败者从此皈依佛门,一心向佛,不再争斗;而胜利者则网开一面,彬彬有礼,对失败者保持风度,没有赶尽杀绝,斩草除根。这是值得庆幸和肯定的。大理国因而得以延续了316年的时间,颇有点“四方八表,佛力维持”的意味,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较长的也是最仁和的封建王朝。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大理国的出家人与中原地区的僧侣并非一回事,他们在许多地方是有区别的。在大理国时期洱海地区广泛流行的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瑜伽密宗,其僧人称“阿吒力”(“阿阇梨”),意为“轨范”、“导师”,故而也称阿吒力派。元朝西台御史郭松年于大理国灭亡后30年,即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来大理,以亲见亲闻写了一篇《大理行记》,对大理佛教盛况作了精要的记述:“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凡诸寺字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师僧之比也。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从南诏到大理国时期的阿吒力派,有其明显的特征:一是阿吒力僧人可以娶妻生子,有自己的家室。南诏王劝丰祐,曾将其妹越英下嫁给阿吒力赞陀崛哆。一直至大理国前后,还保持着这种特点,史载:“僧有妻子”;“僧有二种,居山寺者曰‘净戒’,居家室者曰‘阿吒力’”。他们的子孙还可以世代为僧,今大理凤仪北汤天村白族董氏,自大理国主段思平时起,至解放前夕,已传42代。二是在大理国时期,除了很多国主出家外,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及其子弟出家为僧,高僧被尊为“国师”以至“护国坛主”。此外,由于当时没有相对独立的和正式的学校教育,僧人在佛寺中还承担着教育儿童学习佛经和儒书的历史任务,佛寺实际上成为当时的学校。很多阿吒力充任了大理国国家的各级行政官员,并成为人们的灵魂安慰师和精神领袖,是大理国统治阶级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团体。三是阿吒力僧人非常崇信和敬奉观音菩萨。比如,有关佛教传入南诏洱海地区的种种神话传说与有关记载都伪托是观音化梵僧而传入的。时至今天,大理洱海地区的观音菩萨及神话传说依然流传并被加以顶礼膜拜。

　　在大理国300多年的时间里,佛教对大理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在对外交往中,大理国王室、臣子、庶民皆笃信佛教的社会风气,使得大理国国人爱好和平,厌恶战争,导致战争与仇杀纷争大大减少,出现了社会的和谐与安定。这也是大理国时期没有对外主动战争的最大理由,所以,大理国与宋朝和平共处,双方从未发生过战争与摩擦;在经济上,从南诏中期开始到大理国的整个时期,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国力,建造了许多的寺院、佛塔、佛像及石窟,其耗费之巨大财富是可以想见的,仅大理崇圣寺三塔,据载:“基方7里,有佛像11400尊,房屋890多间,用铜20295公斤”。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先生到大理时,就曾夜宿崇圣寺,并对其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在文化上,大理国时期的绘画、建筑、雕刻以至文学作品,也无不打上佛教影响的烙印。最能集中体现大理国宗教特色和艺术水平的传世精品莫过于《张胜温画卷》和昆明的大理国经幢。《张胜温画卷》又名《张胜温绘大理国梵像画》,为盛德五年(1180年)大理国画工张胜温所绘。盛德是大理国第18代皇帝段智兴的年号,段智兴又号利贞,故画卷开始的题记有“利贞皇帝膘信画”的字样。画卷为纸本,彩色施粉,细笔精绘,全长1635.5厘米,宽30.4厘米。全卷共分三段,计134开(画的单元,因画卷在流传过程中曾被改装为折页,每一折页为一开),绘像628个。第一段绘大理国王段智兴及后妃、侍从等人;第二段绘诸神菩萨及天龙八部像;第三段绘天界十六国王。画卷背景还逼真地描绘了苍山雪峰及大理山茶花等风物。《张胜温画卷》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及文献史料价值。大清高宗乾隆皇帝亲笔题跋称赞曰:“卷中诸像,相好庄严,傅色涂金,并极精彩”。现存今昆明市博物馆内的大理国经幢,因所在地为过去的地藏寺旧址,故名“地藏寺经幢”,俗称“古幢”。古幢曾长期埋没于地下,1919年从地藏寺废墟出土,当时就以其绝世之精品而引起轰动,震惊中外,据说“中外人士奔走摩挲”,争相一睹为快,被誉为“东方绝世稀有之美术”,历史学家方国瑜教授对古幢的评价是“滇中艺术,此极品也!”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昆明视察时慕名前往参观,并高度赞扬地藏寺经幢的精美绝伦,并指示一定“要建亭保护”。大理国藏寺经幢是大理国时代石雕的精美代表之作,是研究云南地方史和古代佛教(密宗)艺术的宝贵实物资料,又是研究大理历史的宝贵资料。经幢为方锥状石雕,幢体七级八面,由五段砂石组成,通高6.3米。经幢的基座是一个八方形的须弥座,边上刻莲花。上面是雕有云纹和天龙八部的鼓形幢基,两条龙为一组,龙头相向,共戏一珠,呈“二龙抢宝”之态。古幢第一层界石上,刻有慈济大师段进全撰写的《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即《造幢记》),用汉字楷书直行镌刻,记载了建幢的目的和经过。古幢第一层雕有身披甲胄,手持斧钺的四大天王像,像高一米有余,庄重威严。在四天王之间镌刻有古梵文佛经。第二层四角分雕表情各异、衣饰自然的四神坐像及释迦坐像。第三层雕佛像、菩萨和胁侍。南龛为地藏菩萨;北龛雕三十六手观音一尊,观音宝冠华服,神态慈祥,造型优美,三十六手各持不同法器环于身后,整座雕像仅刻在手掌大的石块上,令人惊叹不已。第四层雕大小不一的八尊坐佛。第五层雕灵鹫。第六层雕仿木结构的庑殿四座,每殿内供三世佛及佛弟子共五尊,雕刻极其精细,连庑殿檐下的古式斗拱都明晰地雕刻出来。第七层幢身为圆柱形,上雕小佛像。幢顶为莲瓣承托的圆球。整座古幢共雕刻佛教密部佛母、佛、菩萨及天龙八部像约300尊左右,大者一米有余,小者仅三厘米,布局严密,神像造型确当,体态端庄,神情姿态各不相同,面部表情严肃而不呆滞,衣冠服饰细致逼真,比例匀称,造型优美;且刻工精细娴熟,刀痕遒劲,极备精巧,采用圆雕技法,线条明快流畅,极富立体感,真可谓匠技精绝,海内罕见,实为滇中艺术之极品。1982年,国务院将这座历世八百余年,保存完好的大理国经幢公布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在民族风俗习惯与生活中,上至国王,下到民众好佛成性,就连他们的名字不少也要插上一个佛名。而且,当地的白族、彝族等民族的丧葬习俗由土葬改为火葬,也是佛教影响的结果。《大理古佚书钞·大理国崇佛》一文说:“大理国臣民僧侣亡故,皆以佛礼念《往生经》,后火化超度。以火化者,灵魂可得接引,升达西方极乐国土,多不转世重返轮回。若以棺葬,死者灵魂因三尸故而返轮回,难以西归。火化者以骨灰置瓶,置于地宫。高僧出舍利者,可建八尺至丈二浮图。国王出家者、非出家者皆火化,置骨灰于密室崖窟,并将生前珠宝珍玩随置窟中。除段氏族人知其龙脉地穴,外人皆不得知。”这也正好解释为何大理国二十二位国王的陵寝和随葬物至今无处可寻的原因!

　　大理国时期佛教流传盛行后,当地原有的原始宗教并未消失,部分原始宗教还发展成当地特有的“本主崇拜”。

　　原始宗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南诏和大理国时期的原始巫教,不仅表现在对祖先的崇信,也表现在对自然物的崇拜。比如大理白族地区遗存着许多对各种大石的崇拜,在南诏和大理国时期,“美人石”的神话传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证例子。

　　属于原始自然崇拜的,这一时期主体民族中亦有生殖崇拜(性器官崇拜),现存于石钟山石窟第八窟的女性生殖器石雕“阿姎白”就是最好的物证。这块凿在仰状莲花座上的三角形石头,中间凿一缝,形如女性生殖器。此石高0.915米,平均宽0.64米,窟深0.70米。石窟时间约自南诏中期以后开凿,而盛于大理国时期,则当地人们对性器官的崇拜,最迟在此时期已有。直至现代,每年夏历正月和七月当地举行庙会时,附近白族青年男女成集于此对歌说情,其中白族女性对它十分崇拜,姑娘结婚时要去祷拜求嗣,已婚妇女无嗣或祈求多子女者也常去祈祷,并常在它的开裂处涂抹香油,愿神灵保佑,生育时顺利安全。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南诏佛教盛行前后,当地主体民族的部分原始宗教还发展成为本主崇拜,反映了人们的宗教信仰,由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的过渡。

　　所谓“本主”,就是人们把信仰原始诸神中,选择某一个神为主神,作为保护本地的一方之主。白语称“武增”,意为“我们的主人”。本主有偶像,供于本主庙内,一般一村一个,无专职人员守护。

　　最先由原始宗教发展为本主崇拜的,应该是其中的一些崇拜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直至今日,大理地区还存在着不少属于自然物和自然力的本主,如各种山神、石神、龙神、动物神及太阳神,又有驱散云雾神等。

　　在本主崇拜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南诏至大理国的历代诸王、清平官、大军将等,以及与此有关的汉族著名人物也渗透到本主的行列之中。在统治阶级人物渗透到本主行列之时,不少神话传说中为人们喜爱的人物,也被尊为本主而加以崇敬。佛教盛行后,某些菩萨和神也挤进了本主的行列,其中以阿吒力派的护法神大黑天神为本主者最多。在大理国时期,大理国主段氏为适应其统治的需要,还封其祖先段宗牓为“神中之神”,以统率所有本主。

　　可以肯定的是本主崇拜是大理地区最具民族地方特色的宗教信仰之一。每逢夏历年终或年初,或所谓本主生日之时,建有本主庙村寨亦都要举行盛大庙会,以求人畜平安,五谷丰登,表达人们最原始和最朴素的愿望。

　　【作者简介】薛祖军:汉族,1963年生,教授,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的负责人;大理学院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民族文化教研室主任,发表论文数十篇。

　　责任编辑 王丽敏

　　出自: 《大理文化 》 2010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