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傅大士（二）

　　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傅大士（二）

　　创建双林寺

　　自普通元年(520)，傅大士在双寿树下结庵开始，云黄山下即已逐渐形成二处精舍，但没正式建立寺院。直到他最后一次见到了皇帝，即大同六年(540)，才建议造双林寺，并得到梁武帝的同意和支持，下沼于双　树旁设寺。对双林寺的创建，有许多说法，徐陵记道：“时还乡党，化度乡亲”，百姓“大倾财宝，同修净福”，乃于山根岭下，创造伽蓝。因此高柯故名双林寺。这一年下半年，双林佛殿建成。佛殿开光后，造了一座九层砖塔。并写了经律l000余卷。

　　傅大士创建双林寺，正处梁武帝晚年。武帝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怠于政事，政刑驰紊，沉迷于佛教但不醒悟。他不敢面对现实，治理国家，老是迁就那些准备争夺皇位的子侄和为非作歹的王公贵戚，惟以佛教为寄托来消除烦恼。傅大士想利用佛法启发他醒悟，告诉他“只有息而不灭”才是真话。武帝却认为未免流俗。傅大士又劝说：“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乐。”也就是说“道”和“理”是不灭的，少不得的。但是梁武帝并不理解和醒悟。于是傅大士就发出“若息而灭，见苦(虽)断(犹)集”的感叹。也就是说一切是非都不管，那么社会就要沉沦到无边的苦海中去了。傅大士知道要依靠梁朝的统治阶级，已不可能普渡众生，只得还乡依靠双林寺进行弘法，解救东南一隅处在苦难中的百姓。

　　大同十年(544)，傅大士把佛像经文，交给佛教信徒，又把屋宇田地资生什物全部捐出来为寺院所有。家资房屋捐舍既尽，没有住的地方，他就另搭了一屋立身。夫人妙光也自己建茅草屋立底。他们没日没夜地劳动，过着清苦的生活。

　　双林寺由傅大士开创，高僧辈出，终究名扬天下，隋朝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宋朝时被钦定为五山十刹第八，香火久盛不衰。

　　三教合一的倡导者

　　三国南北朝时期，意识形态由儒入玄，由玄入佛。傅大士生活在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渐渐进入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指出：“梁武帝时代，僧副、慧初等，息心山溪，重隐逸，小乘之弊犹未能去。独傅翕超悟大乘，出入佛老，感化及于后世禅教者，翕一人也。”说明傅大士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佛教要中国化，离不开中国本土的“道”和“儒”，尤其是儒学影响很大。南北朝时范缜的《神灭论》，坚持“形神相即”，与佛教“形神相异”对抗。所以佛教要在中国落地生根，难度是很大的。梁武帝用行政命令宣扬佛教，给佛教大开方便之门。不过即使如此，佛教要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儒、道之根基，要和他们互相融合，互相吸收。傅大土第一次上书皇帝，即提出上中下三善，即治国的三种对策。所谓上善般若(佛)、中善“儒”、下善施政，也是基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

　　傅大士创导三教合一，楼颖着的《傅大士录》中也讲得很清楚：

　　大士一日，顶冠、披衲、趿履。帝问：“是僧耶?”士以手指冠。“是道耶?”士以手指履。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袖衣。遂出。故今双林寺塑大士像。顶道冠，身袈裟，足趿履，仿此迹也。

　　南怀谨先生说：“傅大士以道冠、僧服、儒履的表相，表示中国禅的法相，是以‘儒行为基，道学为首，佛学为中心’的真正精神，配上他一生的行径。等于是以身设教，亲自写出一篇三教合一的绝妙好文。”

　　儒学是人世的学问，以做人治世为目的，便以“格物、致知、忠诚、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至于学佛修道也离不开人世间，而且这是做人立身处世的基础，但是没有佛家的慈悲心肠是不能容物的。“有容德乃大，无欲性则刚，”德大至刚是一位金刚菩萨了。至于道家讲清净无为，宁静致远，理论少而智术多，没有道家的脑筋，很难制服一些混世魔王，他们从无为中显现有为，利于逆取，所以人们说：“开国以道，治国由儒。”这些都是“世间法”，而佛家是要出世的，要了脱生死，超凡入圣。所谓三教合一，是指要有佛家的居心，用道家的智术和儒家的论理，才不会走入偏激的途径。傅大士时代形成的中国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的社会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宋朝王安石作宰相，他的厅堂里挂了一幅傅大士的画像，上面有佛印禅师题的一首赞诗：

　　道冠儒履释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

　　忘却兜率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傅大土合并三家为一家的主张，在我国历史上，确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甚至是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