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僧衣

　　魏晋南北朝的僧衣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衣冠服饰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同时也是佛教传播、道教创始的一个重要时期。宗教服饰开始出现,并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演变,形成了一些与中国传统服饰相适应的特点。僧衣的名称较多,形制也逐步中国化。

　　(一)百衲衣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于汉魏六朝而逐步扩大影响,游方僧功不可没。游方僧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僧衣通常为“百衲衣”,简称“衲衣”;亦作“纳衣”,省称“纳”。按戒律规定,僧尼衣服应用人们遗弃的破碎衣片缝纳而成。其来源有有施主衣、无施主衣、往还衣（即包死人衣）、死人衣、粪扫衣。粪扫衣指人们弃置的破衣碎片,又分五种有道路弃衣、粪扫处衣、河边弃衣、蚁穿破衣、破碎衣。其实,佛教盛行后,僧侣地位提高,僧尼衣服已并非如此。

　　(二)三衣

　　三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所穿的三种衣服的合称。一为“僧伽梨”；二为“郁多罗僧”；三为“安陀会”。《高僧传》卷十《唱导·昙光传》载:“宋明帝于湘宫设会,闻光唱导,帝称善,即敕赐三衣瓶钵。”可见“三衣”已经是当时中国朝野普遍认可的僧人服饰。

　　(三)五衣

　　五衣是指僧人所穿的五种衣服,除上面所说的“三衣”外,还有两种:一为“僧祗支”,意译为掖腋衣、覆肩衣,其制左开右合,上长过腰,著时覆于左肩,掩于两腋,兼用于僧人、尼姑。二为“厥修罗”,意译为篅衣、下裙,其制以长方形布帛为之,缝納两侧,制为筒状,著时伸入两腿腰系纽带,专用于尼姑。

　　(四)袈裟

　　袈裟,谓僧衣。本名“迦沙曳”,简称“迦沙”,是梵文Kasa-ya的音译,原译作“毠挲”东晋葛洪作《字苑》,改从衣作袈裟。其原意是“不正色”、“坏色”,因为僧人所著法衣是用“不正色”(杂色)布制成,故从色而言,称僧人法衣为袈裟。按照佛教戒律规定,僧服不许用青、黄、赤、白、黑“五正色”(纯色)及绯、红、紫、绿、碧“五间色”,只许用青(铜青)、泥(皂)、木兰(赤而带黑)三色,称为“坏色”、“不正色”。南朝刘宋高僧法云《翻译名义集》卷十八引《真谛杂记》云:“袈裟是外国三衣之名,名含多义。”佛教根据袈裟对出家者的不同意义,有十二种不同的名称,如《释氏要览》卷上载:(1)离染服,意为脱离世间情欲染污;(2)出世服;(3)无垢衣;(4)忍辱铠;(5)莲花衣,不为情欲之“泥”所染;(6)幢相,不为邪恶屈服;(7)田相衣,不为见者产生恶念;(8)消瘦衣,穿此衣烦恼损消;(9)离尘服;(10)去秽衣;(11)振起;(12)袈裟。

　　(五)天衣

　　佛教谓诸天人所著之衣为天衣,如梁代诗人庾肩吾《和太子重云殿受戒诗》云:“天衣初拂石,豆大欲燃灯。重善终无报,轻毛庶有因。”陈朝徐陵《天台山馆徐则法师碑》云:“夫海水扬尘,几千年而可见;天衣拂石,几万岁而应平。”在神话传说中,仙女之衣亦称“天衣”,如《太平广记》卷六八引《灵怪集》载:太原郭翰遇一仙女,“衣玄绡之衣,曳霜罗之帔,……徐视其衣并无缝。翰问之,谓翰曰:‘天衣本非针线为也。’”这就是“天衣无缝”成语的由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所著之衣极为华美,也被人们称之为“天衣”,如《南齐书·舆服志》云:“衮衣,汉世出陈留襄邑所织。宋末用绣及织成,建武中,明帝以织成重,乃采画为之,加饰金银薄,世亦谓为天衣。”

　　(六)佛像服饰的变化。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像服饰的变化也反映了这种中国化的趋势。北魏造像服饰的演变,反映了民族风格的进一步发展。大抵说来,十六国时期的造像流传极少,北魏和平年间以前的造像也保留得不多。北魏和平年间(460—466年),云冈石窟开始凿建,掀起了时开窟造像的高潮。通肩式的服装(以太平真四年造像衣纹为主要代表),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在吸收外来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出现了具有的特征的斜披式服装,而且成为造像的主要制。最初佛教僧侣还都是袒露右肩的,但是这光赤着一条膀臂的样子,与我国古代的习俗合,所以从北魏起,我国僧侣的服装就有了改进在肩上半搭偏衫,把裸露的肩部遮住,再到后逐渐改穿有袖的僧衣。因此,斜披袈裟、肩上搭偏衫的服饰是具有民族特征的。

　　我国早期佛教造像受印度健陀罗风格的影响,多为袒右肩大衫,有高而清晰的健陀罗式衣纹,如云冈、龙门的早期佛像等,都是如此。褒衣博带式的佛像服饰,则是在佛教造像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式,如四川茂汶南齐永明元年(483年)造像碑的无量寿佛立像和弥勒佛坐像,皆着通肩直领大衫,下垂衣襞左右对称,均匀排列,整齐有序,是目前已知我国佛教造像中年代最早的褒衣博带装石刻造像。这种具有南朝风格的褒衣博带式服饰,到北魏后期北方才开始盛行,因此可以推测,褒衣博带式服饰是由南朝兴起,再从南方传到北方的。这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融合与服饰交流,以及佛教中国化的步伐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