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一件唐代铜佛像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一件唐代铜佛像

　　作者：温敬伟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佛教发展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寺庙建造规模恢宏，遍及全国各地，僧尼以及信奉佛教的人数膨胀，宗派成型，佛教本土化进程逐渐实现。广州地处南海之滨，经济发达，对外贸易繁盛，各国来使到此贸易和居住，形成了专门的番坊之地。与此同时，佛教信仰在广州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发展，并在民间广泛流传。

　　2008年，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件唐代的铜佛像。佛像出土时表面有浮土锈蚀层结壳，有蓝绿色、褐色锈蚀覆盖，致使佛像服装、纹饰、面容表现等细节已无法辨认，佛像内部中空，内含大量泥土。后来经过除锈处理，佛像的服饰、面部表情以及造型清晰的显现出来，并在佛像的头部背后发现有一个近圆形小孔。还在铜佛像正面底部服饰一角以及背面左下角尝试把最后一层锈迹清理干净，露出金黄色的鎏金面。为了不妨碍对鎏金铜佛像的研究与鉴赏，同时由于现有技术条件的限制，无法通过X光透视等科学仪器的检测，评估鎏金层的保存状况，也为以后对鎏金铜佛像进行保护修复留有空间，没有把鎏金层面进行全面清理。

　　鎏金铜佛坐像为释迦牟尼像，正面通高27厘米，肩宽8厘米，底宽13厘米，重2255克。佛像头作螺旋式高髻，面相圆润丰腴，额宽颐丰，眼睑微开，作下视状，鼻挺唇厚，大耳垂肩，神态静穆端祥，体躯健壮，充分体现了唐代佛像雄浑、丰满、温和的特征。佛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结跏趺坐；着褒衣博带式袈裟。佛像头部背后有一直径约2厘米的近圆形穿孔，下有铜托，应便于插佛像背关所用，惜背关不存。底部中空，原应有漆木质覆莲花底座，现已腐朽不见。

　　佛像在佛教中主要是起一个象征性作用，在传播中有着偶像崇拜的特色。佛教的本源是没有佛像的存在的，《金刚经》中记载佛祖曾说：“以色身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因此把佛本身作为具体形象来看待是错误的，更不应该有跪拜佛像的行为。但是随着佛教的发展演变，尤其是罗马文明的影响，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并被外来文化所改造。为了便于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和普及化，此时的佛教有必要创造出自身的佛祖形象，逐渐形成具有浓厚犍陀罗特点的佛像。从此佛像便以偶像崇拜的形式出现在佛家寺庙以及佛教信徒的心中。直到汉代佛教传入我国，佛像的形象依然带有浓厚的犍陀罗艺术特色。

　　唐代广州佛教发展鼎盛，广泛传播，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道文化相互结合，相互影响和改造，并逐渐向本土文化靠拢。特别是唐代仪凤元年（676年），东土禅宗六祖慧能在法性寺（今光孝寺）削发受戒，并首讲禅宗法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佛教教义结合，自成一派，创中国禅宗佛教（南宗），大大发展了佛教事业，影响海内外。现今广州城内依然保留着当时众多的闻名全国的寺庙：光孝寺、华林寺、六榕寺、大佛寺、海幢寺等，可见唐代佛教在广州的发展繁盛和对岭南文化影响之深远。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这件鎏金铜佛坐像，正是当时佛教繁盛景象的一个重要实物见证，也为研究广州佛教发展史和佛像艺术提供很好的素材。

　　（作者单位：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