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出土佛像年代考

　　银川出土佛像年代考

　　作者：李进兴

　　1986年4月，宁夏银川市在新华东街扩建百货大楼时，出土了一批窖藏青铜鎏金造像等文物。由于这批遗物造像缺乏可比性，其年代学者众说不一，有的学者认为这批造像应该属于西夏时期，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元明时期，还有的学者干脆认为是明代的，争论了30多年。笔者在翻阅西夏研究书籍时，发现西夏文佛经中的韦陀像与出土的鎏金韦陀铜造像十分类同，故进行了细致的比对，特撰写观点，与各位专家、学者、爱好者，再次探讨，以求其确切的年代。

　　一、银川青铜鎏金佛像年代众说不一

　　198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文物管理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管理委员会、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组织了一批文物赴日本展出，其中就有宁夏银川新华东街出土的3件青铜鎏金佛。鎏金韦陀铜造像也在展出之列，在展览图册《敦煌·西夏王国展》（图录）中，将其年代标注为“元明”。

　　1995年8月，在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原宁夏博物馆副馆长吴峰云提出了是西夏的观点。其学术观点被刊登在《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里，论文题目为《论银川出土鎏金铜造像的年代问题》。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那时笔者初入西夏学研究，也拜读了吴峰云的文章，觉得其研究颇有见地。

　　2004年5月，笔者翻阅《西夏美术史》时，发现其《后记》里对银川青铜鎏金佛像年代提出了明代之观点，并与佛教造像颇有研究的金申进行了书信交流。共同认为韦驮像，“从其盔式和铠甲战袍的择式以及天衣的飘动走向等细部分析，都是明代内地韦驮像的共同格式。尤其是脚下的半马蹄形山岳台座是明代单尊铜像上最为喜用和流行的择式。这种台座也是区别与天部诸神阶次的标志之一。尽管佛造像有着造型上的承继性、延续性，有时某个特征往往可绵延几十年上百年之久，但毕竟还有微妙的因时代变迁产生的细部变化，有时某个细部特征也是判断作品时代的重要依据。这个马蹄形台座整整贯穿有明一代，至清初依然可见，但难见到明代以前的台座”。并认为“其时代推断为明代初期14世纪较妥”。

　　2005年8月，在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对佛教造像颇有研究的金申，对宁夏银川新华东街出土的鎏金铜造型进行了再次研究，提出了学术观点，在分组讨论会上宣读了论证文章《银川市出土的铜造佛像年代及伪造的西夏佛像》，认为银川市出土的是明代。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也被分在考古组进行讨论，听到了金申老师精彩的讲解。

　　2006年，学者张灵在其著作《遗失了的西夏王国》里，将银川新华东街出土的鎏金韦陀铜造像标明为“西夏时期”。

　　二、鎏金韦陀铜佛像年代辨析

　　（一）鎏金韦陀铜造像

　　让我们来温习、观赏一下银川新华东街出土的鎏金韦陀铜造像。鎏金韦陀铜造像，高58厘米，正面宽31.7厘米，侧面宽16厘米，1986年宁夏银川市新华街出土，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韦陀是佛教经籍中护法神，其造型一般身披甲胄，立于弥勒像后，正对释迦牟尼，执行维护讲经道场而不许邪魔侵扰的任务。该造像取立姿，盔缨飘拂，护耳翻卷，面相方正威严，金甲裹身，下衬宽袖征袍，披带临风扬起，双手合十于胸，两肘间横托降魔杵，足踏半马蹄形山岳台座，造型奇伟神武（图一）。

　　（二）西夏文佛经中的韦陀像

　　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西夏文《悲华经》。梵夹装，木刻本。每面6行，行17字，共80面，为该经卷第九。卷首有说法图，祝赞4面，题款同前，韦陀像一页，为大德年间刻印。卷首经名后有西夏梁氏皇太后和惠宗秉常译经题款及仁宗仁孝校经题款。同时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西夏文《阿毘达磨顺正理论》，为梵夹装，木刻本。卷首有说法图，另祝赞4页，韦陀像1页。大德年间印。祝赞词记有“奉敕大德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大藏经五十部流行”。经文每面6行，行17字，现存96页，系卷第五。卷首记仁宗仁孝“御校”题款。经后扉页记汉文人名五行。笔者查阅资料，搜集到2份《阿毘达磨顺正理论》卷首图案，一份是《西夏文物》一书的392图（图二），另一份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里的扉页插图。西夏大德年年制有5年（1135~1139年），是仁宗仁孝皇帝的年号；在元代有大德年，年制有11年（1297~1308年），是成宗铁穆儿皇帝的年号。专家依据《阿毘达磨顺正理论》祝赞词中记有“奉敕大德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大藏经五十部流行”之款，认为西夏只有“大德五年”，而无“大德十一年”的年号，随定为元大德年间。但是元代有仁宗皇帝，年号是“皇庆”，只有2年，而没有“仁宗仁孝”皇帝；元代“仁宗”其年号不是“大德”，而是“皇庆”，只有2年；只有西夏有“仁宗仁孝”皇帝和“大德”年号，显然“仁宗仁孝”和“大德年”是西夏大德年不是元代大德年。西夏文《悲华经》和《阿毘达磨顺正理论》，均是西夏梁氏皇太后和惠宗秉常（仁宗仁孝），在大德年间刊印的。“大德十一年”可能是刊印或者是翻译中出现的差错。

　　（三）造像细部比对

　　《阿毘达磨顺正理论》卷首的韦陀画像，亦为双肘中托金刚杵（图三），盔式和铠甲战袍的择式以及天衣飘动走向等细部分析，与银川新华东街出土的鎏金韦陀铜造像的造型择式颇为一致。而银川新华东街出土的鎏金韦陀铜造像的足下的半马蹄形山岳台座，在唐代已流行，在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唐·武士造像”里就有（图四），而不是明代单尊铜像上最为喜用和流行的择式。

　　三、结论

　　从上述考证中，可以确定，银川新华东街出土的鎏金韦陀铜造像是西夏时期，埋藏年代当在西夏末年，不是元或明代的。这批造像没有可比性，说明西夏的遗物和其国家神秘消失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