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法显研究简述

　　近三十年来法显研究简述

　　冯素梅

　　法显是中国东晋时期的高僧，他历经万险，西行到达印度，取经译经，又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有《法显传》(又名《佛国记》)。由于王邦维《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已经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国内外法显及《法显传》研究进行了系统地回顾和展望，为避免重复，本文拟从近30年来对法显的生平、西行求法活动、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佛国记》校注、对世界文明传承的贡献等方面的现有研究成果作一述评，以期为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

　　一、法显籍贯研究

　　法显的出生地至今没有定论，这源于梁·慧皎《高僧传》法显“平阳武阳人”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今山西地区曾先后被匈奴、后赵、后燕、西燕等政权占领，“平阳武阳”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由此造成了对法显出生地的争执。一种重要说法是法显出生于今山西省襄垣县。

　　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法显传)考证》序言中提出法显为山西省襄垣县人，但没有考证文字。张箭《法显乘船的国籍、数量、乘员和航经的海区》注释法显是今山西省襄垣县人，刘进宝《法显西行述论》，也认为法显是晋平阳郡武阳人(今山西省襄垣县)，有很多辞书中采用了这一说法。

　　二、法显西行印度求法活动研究

　　法显是中国西行求法到达印度，取回佛经的第一人，其西行求法活动受到许多研究法显学者的关注，这主要集中在西行的路线和意义等方面，此外还有由此引发的对法显其人价值和精神的概括。

　　法显西行的路线是学者关注的首要问题。靳生禾《法显及其佛国记的几个问题》提出法显历时15年，约经30个古国，行程4万余里。旅行范围包括了我国的西北、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东南沿海等地。刘进宝《法显西行述论》将法显西行的路线进行了较全面的整理。晓石《法显西行求法寻踪》将法显西行的路线和踪迹，从长安出发后具体分为西域历险——云游天竺一留住狮子国——回国崂山登陆——建康译经等五个阶段。

　　关于法显西行的意义，学者认为体现在对中西交通、中外佛教发展、中外古代文化交流促进等方面。刘进宝《法显西行述论》指出法显西行促进了中西交通的发达，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使中西交通又有了一条既经济又方便的重要路线。晓石《法显西行求法寻踪》提出法显西行在中外古代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佛国记》对中国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是研究中亚细亚以及南亚古代文化的珍贵资料文献。靳生禾《试论法显》认为，法显这次陆海大旅行以后，中国旅行家的地理视野由原来仅限于中亚和西亚，扩展到南亚和南洋了。对比法显前后中国人的交通手段，由原来主要是限于传统的陆路，迅速地转向海上交通。法显在海外的友好活动，为国外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促进了国际友好与文化交流。

　　除此之外，学者还从法显西行壮举出发，得出对法显其人其行评价和精神的概括。靳生禾《法显及其佛国记的几个问题》指出法显是在当时十分缺乏地理知识、交通手段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完成的横贯中、南亚大陆兼及南洋的伟大旅行。法显是有文献记载的到达中印度、到达斯里兰卡、到达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人。晓石《法显西行求法寻踪》认为法显西行求法，是人类探险史上的一次壮举。正因为此，千百年来，法显一直受到人们的景仰，其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佛教的范围和国界。刘宁《法显与法显行传》认为西行求法、取经归国集中体现了法显坚强的性格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对于当代心灵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信仰与坚持、胆识与忘我、团结与爱国三方面。

　　法显西行求法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践，在考证法显西行具体路线基础上，学者对西行目的、意义和影响进行了广泛赞许，并从历史层面跨越到精神领域，今后研究中对法显西行求法活动给予当代的启示及法显精神的总结有待进一步深化提高。

　　三、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贡献和地位的研究

　　法显生活的时代，佛教刚刚传人中国，僧人组织缺乏有效的戒律，缺少约束，他历尽艰险从印度和斯里兰卡取回11部佛教经典，主要是律藏，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后来者所极力推崇和效仿的典范，在中国佛教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学者认为法显取经译经改变了佛教传人中国初期，中国佛教经典以胡本转译本为主的格局。靳生禾《试论法显》认为法显所传译佛教经典是当时中国还没有的重要戒律经典。法显之前，中国僧人是赴西域求胡本经典，法显之后，中国佛教界便尊信梵文正本经典了。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在东方文化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降大任《法显—舍身求法第一人》指出法显是杰出的佛学翻译大师，从法显开始，中国佛教才逐步结束了从西域中转译佛典的历史，直接输入印度佛教文化，增强了中国佛教的系统性、完整性。张风雷《法显携归之(大般泥洹经)的译出与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㈣认为法显携归的《大般泥洹经》的译出，直接推动了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由大乘般若学向大乘涅槃学的转向，最终促成了二者的融合，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由上可知，学者对法显为中国佛教经典的梵文直译本传播桥梁作用加以肯定。对于法显取回6部经典的具体研究还稍显不足。法显西行途经西域，西域诸国佛教的盛、衰等方面的探讨还待加强。

　　四、《佛国记》研究

　　《佛国记》又称《法显传》，是法显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所撰写的著作，其行文质朴，内容广博，保存了许多当时南亚地区自然环境、人文社会和佛教活动的珍贵资料，在佛教史、南亚史、地理环境等方面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学者对这些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由于《佛国记》珍贵的历史和文献价值，中国历朝历代曾经对《佛国记》进行多次刊印，外国学者也对《佛国记》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出现了英译本、日译本、印地文和尼泊尔文等不同译本，学者首先对《佛国记》中国历代版本及外国译本进行了研究。郭鹏《法显与历游天竺记传》列举了宋以后国内主要13种版本，以及关于法显及其《历游天竺记传》的中外评述，考证了法显同行僧众情况。薛克翘《关于<法显传>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旧谈了作者旅印期间见到该书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简要介绍了两种译本的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前者的得失。洪捷、岳峰《浅议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佛国记>译本》介绍了西方学术界提到和使用最多的理雅各的英译本，从值得关注的长篇序言、忠实严谨的正文翻译和详尽深入的评注三个方面分析了理雅各译本的鲜明特点，同时探讨了译本存在的两个问题。

　　有关《佛国记》的具体内容，学者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靳生禾《法显及其<佛国记>的几个问题》指出《佛国记》中对西魏后已经湮没在流沙中的鄯善古城的记载，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陈桥驿《法显与<法显传>》认为《法显传》详细地记载了公元5世纪初期从河西走廊、南疆直到南亚各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外国地理专著。

　　有些学者则看到了《佛国记》的语言学价值。邵天松《从<法显传>看佛典词汇的中土化》，结合章巽《<法显传>校注》讨论汉译佛典词汇向非佛教汉语文献扩散，即佛典词汇中土化的问题，由此引申出中土佛教撰述文献对于佛典词汇向一般中土文献的扩散有着重要的作用。胡竹安、张锡德《<法显传>词语札记》指出《法显传》以当时简明通俗的语言记载了作者去印度的沿途见闻，是研究晋代乃至中古语言难得的珍贵材料，对书中的部分词语如校芳、庄严、庄校、严，庠、序、要、正复、虽复、由延等进行诠释。

　　五、法显对世界文明传承贡献研究

　　法显西行到达天竺和师子国，即今天的印度和斯里兰卡，其著述《佛国记》中详细记载了当时有关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许多珍贵资料，其行为和记载为两国的文明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法显西行求法到达印度，《佛国记》为缺乏文字记载的古印度的文明传承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涂善厚《<佛国记>与古代印度史的研究》强调了《佛国记》对研究古代印度史的重要意义，对研究古代印度的社会经济、等级制度、政治区划、地理沿革、城市发展、交通往来与文物遗址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研究印度佛教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王璐、秀梅《法显与中印文化交流》认为在晋末宋初的西行求法者中，法显旅行所到之地最多、最远，而且真正到了印度。不但是4世纪时亚洲的佛经史料，也是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交通史料，还是中国现存史料中有关海陆交通的最早、最详实的记录。陈永祥《法显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㈣指出法显的印度之行，不仅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而且在中国航海史和中西交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古代印度的重要资料。

　　法显还是中国到达斯里兰卡的第一人，他对斯里兰卡的文明传承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邓殿臣、赵桐《法显与中斯佛教文化交流》认为《佛国记》是中国古代高僧以亲身经历介绍印度和斯里兰卡情况的第一部游记，《佛国记》中所载，除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佛教情况之外，还有大量有关社会历史情况，为后人研究公元5世纪初期斯里兰卡佛教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弥补了《岛史》、《大史》的不足，法显还为中斯文化交流开辟了一条道路。斯里兰卡人百浪达《法显在师子国》指出法显西行斯里兰卡是中斯两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法显详细记录了他在斯里兰卡的所见所闻，为研究斯里兰卡古代佛教、地理、社会风俗等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为中斯两国古代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从上述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法显其人及其著作为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及文化发展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为两国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提供了鲜明的证据，法显为世界文明传承所发挥的桥梁作用清晰可见。

　　六、法显是否到达美洲之争

　　法显回国时途经风雨，所乘之船停靠在一个耶婆提的地方，有学者认为耶婆提在美洲墨西哥，因此得出法显曾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的结论。这一结论问世后造成轰动，也产生了热烈的讨论。连云山《谁先到达美洲——纪念东晋法显大师到达美洲1580周年》是法显航渡美洲说的代表，他认为从上古时代以来，中国和美洲就保持着密切的海上联系，他系统详细地提出并论证了东晋高僧法显航渡美洲到达墨西哥。刘树人《法显比哥伦布早1080年到达美洲》支持了连云山提出的法显早于哥伦布1080年到达美洲的观点。

　　七、其他

　　有关法显和《佛国记》的研究，除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外，学者还从其他一些角度进行了研究。

　　首先是宗教史方面。张南南《甘肃炳灵寺第169窟法显供养人像及其意义》通过对甘肃炳灵寺第169窟题名为法显供养人像，结合史料中对法显西行求法路过西秦时间和活动的考察，断定题名中的法显即西行求法的法显，并由此进一步将第169窟的年代由西秦建弘元年(420)推断到了法显到达西秦并停留的年代(399－400)，往前推了20年。张箭《法显时代的印尼爪哇岛宗教》根据法显时代印尼爪畦岛仅存的两处碑铭和其他文献，可知5世纪初那里流行的是婆罗门教，法显旅行之后佛教开始传人，之后佛教与已有的婆罗门教长期竞争，互相影响。其次是史料学方面。靳生禾《<佛国记>在汉籍中的利用及中外之评述》指出，我国历代文史著作多有利用《佛国记》者，回顾了19世纪以来到1980年以前欧洲、日本、南亚及中国有关《佛国记》的研究和利用，指出世界各地大百科全书多列有“法显”条目。第三是地域文化方面，如法显与襄垣，段保庆《最先到达美洲的襄垣人——纪念法显横渡太平洋1590年》等。

　　综上所述：近30年来，学界充分运用全球化的视野，在史学、宗教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从文明传承、中西交流等角度对法显及《佛国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关于法显西行求法活动及《佛国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入。有关法显取回译出之典籍的具体研究及法显与西域文化和佛教的交流等方面则略显不足，有待今后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