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顶山”名考释——“宝顶”就是“金刚顶”

　　“宝顶山”名考释----“宝顶”就是“金刚顶”

　　大足石刻是我国著名石窟之一，于1999年12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蜚声中外，遐迩闻名，著家风起，游客云集，大足县已成为观光、考古胜地。

　　大足石刻内容极为丰富，造像五万余躯，铭文十万余字，佛、道、儒造像俱全，县境内各级政府公布的石刻文物保护单位达七十余处。中国是以“大足石刻”之名，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山造像为代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所以“大足石刻”和“五山”名，现已成为国内和国际的法定名称，其沿革，其含义，皆不容含糊，其使用亦不能混乱。宝顶山摩岩造像是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历代学者著书立说最多，争议问题最广，国际影响最大，观光者也最多的一处摩崖造像，但其名称的含义造像后未见人解释，在历代的文献和碑碣中，使用也较混乱，如有“宝峰”、“宝岩”、“宝鼎”、“宝顶寺”等称谓。本文将从造像所属的佛教宗派，所承持的教义和现存于宝顶造像区内的碑碣铭文诸方面加以论证“宝顶”就是“金刚顶”之意，从而辩明“顶”是和“鼎”非以及“寺以山得名”等附带问题。

　　（一）

　　有关宝顶山造像的历史文献，宋、元、明时代传存至今的不多，有代表性者，如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61潼川府路昌州条记：“宝峰山，在大足东三十里有龛岩，道者赵智凤修行之所”。明曹学佺《蜀中广记》记：“宝顶寺者，唐柳本尊仿吴道子笔意，环岩数里，凿浮屠像，奇谲幽怪，古今所未有也”。两文用名皆不够准确。至清代“宝顶”和“宝鼎”不分的现象最为普遍，近代也有此现象，因历代文献繁多难征，传抄刊印错误难免，今特将现存于宝顶山造像区中的历代碑碣铭文列表于后以为根据：

　　以“宝顶”为名的碑碣（表一）

以“宝鼎”为名的碑碣（表二）

　　根据两表对照；山名的使用情况可见一斑，总体讲使用“宝顶”者，多余使用“宝鼎”者。凡出自大家名流之手者多用“宝顶”，出自民间僧俗和地方官府者多用“宝鼎”。众碑之中尤以宋碑，最为可靠，因它与宝顶山摩岩造像同时，所以最能说明问题。

　　南宋魏了翁所书“宝顶山”碑，刻于大佛湾圆觉洞口石岩上，字径60公分，至今清晰可见。署名“临邛魏了翁”，但无书写年月。魏还书有“毗卢庵”三字刻于大佛湾千手观音像左侧石岩上。署名“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魏了翁书”，据其署衔应为嘉定十六年（1223年），（1）此时正是宝顶造像的重要时期。朝请大夫权尚书兵部侍郎杜孝严所书的“宝顶山”碑，刻于广大宝楼阁图下部，字径65公分。此碑也无书写年月。据考杜孝严与魏了翁为同榜进士，同朝为官，所以书写年月应为相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魏书“毗卢庵”，杜书“宝顶山”二碑在造像画面构图中，均属有机组成部分，绝非造像后的改刻或添刻。

　　宇文屺诗碑，立于华严三圣像下，现碑存字可见，跋文“宝顶赵智宗刻石追孝心可取焉”（2），署衔朝散郎知昌州军事兼管内劝农事□□二江宇文屺书，仍无书写年月，据考宇文屺应是嘉定十六（1223年）守昌州。（3）以上三碑皆为宝顶造像同时代题刻，使用的名称皆为“宝顶山”。

　　席存著：“赵智凤事实”碑，位于小佛湾用条石砌成的七佛壁下部，碑文漶灭，今仅能见到模糊不清的“承直郎”三字。《乾隆大足县志·隐逸仙释》载碑残文105字：“赵本尊名智凤，绍兴庚辰年生于米粮之沙溪，五岁入山持念经咒，十有六年，西往弥牟，复回山修建本尊殿，传柳本尊法旨，遂名其山曰宝鼎。舍耳炼顶报亲，散施符法救民，尝垂戒曰：热铁轮里翻筋斗，猛火炉中打倒悬。嘉熙年间承直郎昌州军事判官席存著为之铭”。 嘉熙年间（1237—1240）。此碑文是最早记录赵智凤造像事实的文献，很有学术价值，但也是本文论题的最大疑难。文记：“遂名其山曰宝鼎”，与前三碑的“宝顶”有异。据明代洪熙、宣德元年（1425、1426年）上石的刘畋人撰《重开宝顶石碑记》（一文两刻），文记：“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七月十有四日，有曰赵智凤者，始生于米粮里沙溪年甫五岁，靡尚华饰，以所居近旧有古佛岩，遂落发剪爪入其中为僧，年十六西往弥牟云游三昼，既还命工首建圣寿本尊殿，因名其山曰宝顶。发弘誓愿，普施法水，御灾捍患，德洽远近，莫不皈依。凡山之前岩后洞琢诸佛像，建无量功德”。碑文还记叙了柳本尊，出生、创教、传道史迹和赵智凤承持其教的内容。可见此碑文主要是根据宋代的席存著碑和祖觉撰《唐柳本尊传》碑而写成的。刘畋人撰文时离席碑上石仅百余年，应该说字迹是清楚的，故书“因名其山曰宝顶”。今见乾隆县志的席碑录文中的“宝鼎”，可能是至乾隆时（相距500年以上）碑字残损或不清，加之清代是“顶”、“鼎”混用最严重的时期，以至录误。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

　　（二）

　　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分为显宗和密宗或称显教和密教。密宗又称真言宗、瑜伽宗、金刚顶宗、毗卢遮那宗、开元宗、秘密乘等。是依真言陀罗尼之法门，修五相、三密等妙行，以其即身成佛之大乘宗派。密宗又分为金刚界和胎藏界。密宗视宇宙中一切皆大日如来所显现，表现其智德方面者称为金刚界，所持主要经典为《金刚顶经》；表现其理性（本来存在之永恒悟性）方面者称为胎藏界，所持主要经典为《大日经》。中国唐开元年间的“开元三大士”系指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位传授密法的名僧。善无畏所传为胎藏界，金刚智所传为金刚界，经不空至惠果承两界并传，广为流行，成为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之一。

　　据现存于宝顶山佛小湾的《唐柳本尊传》碑和大足县、安岳县内的大量有关柳本尊的石刻造像和铭文。柳本尊生于唐宣宗大中九年（855年），卒于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姓柳名居直，尊号柳本尊。出生于四川嘉州龙游县玉津镇天池坝（今乐山地区）。柳于唐末、五代之际弘传瑜伽密教，建道场于川西弥牟，并传之后世，在四川影响很大。《柳碑》称：“专持大轮五部咒盍瑜伽经中略出诵仪也，诵数年而成功”。大轮五部就是金刚界大曼荼罗。又称：“大日如来传金刚阿阇黎，金刚传龙猛阿阇黎，龙猛传龙智阿阇黎，龙智传金刚智，智传不空，不空传嵩岳一行禅师，称瑜伽宗传其法者……”。柳五代时受蜀主王建封号“唐瑜伽部主总持王”，至今柳本尊像前八个大字尤存。据此可知，柳本尊法系属唐密金刚界。再据宋席存著“赵智凤事实”碑和明刘畋人撰《重开宝顶石碑记》等，南宋时出生于大足县的赵智凤，系西往弥牟承传柳本尊法统后，才回家乡宝顶山大规模建造宝顶山摩岩造像和圣寿本尊殿等庙宇的，并命名其山曰“宝顶”。可见宝顶山造像是密宗金刚界僧人所造之曼荼罗。现在有学者认为宝顶造像的仪轨，题材与唐时的金刚界五部曼荼罗出入较大。笔者认为世间事物在传承过程中，因时尚所需，地域差异，发展创造，乃至修正曲解皆是常理中之事，正如汉密、藏密、东密等派均有差异，所以柳、赵属金刚界僧侣，宝顶山属密宗金刚界造像是不容置疑的（4）。吕建福在《中国密教史》中亦认为柳“当属唐密遗传弟子”。

　　（三）

　　唐代释慧琳所撰《一切音义》是中国古代解释佛学文献音义十分权威的书，其卷十称“金刚宝者最坚人刚智谕焉。金字说文出五色金也，黄为之长久，埋不生百炼不轻……刚字说文云强也”。“金刚”术语，uajra梵语缚日罗，译言金刚。金中之精者，世所言之金刚石是也。……西使记曰“金刚赞出印毒”（印度）。梵纲经古迹上曰“金中精牢名曰金刚”。……大藏法数四十一曰“……华言金刚，此宝出于金中，色如紫英，百炼不销，至坚至利，可以切玉，世所希有，故名为宝”（5）。佛教“经论中以金刚宝石，来比喻菩萨所证得之金刚三昧，以取其最胜义”（6）。探玄记三曰“金刚亦二义，一是坚义，二利义”。金刚顶经疏一曰“世间金刚有三种义。一不可破坏，二宝中之宝，三战具中胜”。

　　“金刚界者，为显大日如来智德之曼荼罗，摧破坏烦恼之猛利智慧尤如金刚，故谓之金刚界，金刚顶经之所说是也……因之金刚界称为金刚顶宗”，“金刚顶、术语，金刚界诸经诸会之通名。金刚顶经慈觉疏一曰‘金刚顶者，是十八会都名也’，又曰‘言金刚者是坚固利用二义。即喻名也。坚固以谕实相不思议秘密理常存不坏也。利用喻如来智用摧破惑障显证极理’，又曰‘顶者是最胜义，尊上义。谓此金刚教于诸大乘法中最胜无过上，故以顶名之’”。（7）“尤如人身之顶部”、“盖金刚顶原系如来智德之譬喻，而金刚界十八会之说法乃开显佛智之法门，故对其会座与经典冠以金刚顶之名。若更深究之，金刚顶亦指众生本有之清净菩提心体，此本有之菩提常住不坏，能满诸德，实为无上尊胜者。”（8）

　　四

　　从上述现存于宝顶山碑碣铭文看，宋时使用“宝顶山”是统一的，明时亦未见混乱，至清初“宝顶”与“宝鼎”就经常混用。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二，其一，随着密教的衰落和宗派界线的模糊，时代越久，后人越不重视取名所据的义理和目的。其二，明、清以来禅宗在全国流传最广，明、清时宝顶山寺院及石刻造像皆为禅宗临济派主持，不可排除僧人为减少传承非议而有意将极具密宗特色的“宝顶”改为不具密宗特色的“宝鼎”的可能性。

　　从上述柳本尊和赵智凤是密宗金刚界僧侣的事实和金刚界所持的义理以及“金刚”和“顶”的含义。赵智凤“因名其山曰宝顶”的“因”，就很明白了。他认为他所造的石像曼荼罗道场及寺院和所在的山是金刚不坏的宝地，是佛顶尊之坛场，最胜至极之坛场，是大日如来智用的体现，能摧毁惑障，能开启众生佛智，能化魔成佛的金刚尊胜宝地。所宣扬传承之法门，是诸大乘法中最胜无过上者，故冠之以“顶”。所以“宝顶”的含意就是“金刚顶”。历史上出现的“顶”与“鼎”的混用至此谁是谁非已不辩自明，关于“宝顶寺”的问题，根据《唐柳本尊传》，刘畋人撰《重开宝顶山圣寿院记》等碑碣和其他文献都明白记述有寺院的名为“圣寿本尊殿”、“圣寿寺”、“圣寿院”的历史沿革，兹不赘述，笔者认为“圣寿”是其正确名称。称“宝顶寺”是民间因山而名所致。决不是“山以寺得名”。

　　以上论述谬误难免敬请方家、读者斧正。

　　注：

　　（1）（3）见陈明光《大足石刻探疑五则》。

　　（2）赵智宗即赵智凤。

　　（4）见郭相颖《略谈宝顶山摩崖造像是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再谈宝顶山摩崖造像是密宗道场及研究断想》。

　　（5）丁福宝《佛学大辞典》656页。

　　（6）《佛光大辞典》卷4第3532页。

　　（7）《实用佛学辞典》945、947、956页。

　　（8）慈觉《金刚顶经疏》卷一。

　　（9）引文原多无标点；现为笔者所加。

　　2003年3月于大足

　　作者：郭相颖，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名誉馆长、重庆市社科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所长、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