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夹装对中国册叶装书籍形制的影响

　　梵夹装对中国册叶装书籍形制的影响

　　叶筠筠

　　内容摘要：梵夹装是古印度的佛教经典所采用的一种装帧形制。是中国古代纸本书籍唯一借鉴的外国书籍装帧形制。梵夹装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人承袭千年的展开式的阅读方式，逐渐影响了早期中国纸本书籍的纸张组合方式和装订方法，促进了中国纸本书籍装帧形制由卷轴制向册叶制的演变。本文通过对梵夹装和中国书籍装帧形制重大历史性变革时期(唐至五代时期)的旋风装、经折装、粘叶装、缝缋装的介绍，以说明梵夹装对中国汉地书籍装帧形制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梵夹装、贝叶经、旋风装、经折装、粘叶装、缝缋装

　　公元前后，佛教传人中国后，印度梵文佛经逐渐涌入，随之带来了一种新的，并且是当时中国没有的佛教书籍装帧形制——梵夹装。梵夹装是用印度古文字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教经典所采用的夹板式以穿绳绕捆的装帧形制。中国古人对这种承载佛经的装帧形制有两种名称：一个名称是梵夹装，顾名思义是指“夹着梵文的佛经”，强调梵文佛经的装帧方式；另一个名称是贝叶经，意思就是“用贝多罗树叶书写的佛经”，强调书写的材料以及书籍的性质。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说：“梵夹者，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谓之梵夹。”隋代杜宝在《大业杂记》中写道：“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而厚大，横作行书，……牒牒然，今呼为梵夹。”《续高僧传》卷一记载南朝梁末陈初“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二百四十夹，并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大唐西域记》尚书左仆射燕国公序中称赞玄奘说“于是词发雌黄，飞英天竺，文传贝叶”。

　　贝多罗树属于棕榈科的一种热带性植物，以印度、锡兰、缅甸、中国西南地区为多。在古代，古印度以及地处热带的南亚，都用贝多罗树叶作为书写载体。《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恭建那补罗国(属印度)条记载：“(那补罗国)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广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根据傣文经书《尼赕坦帕召》(关于佛祖历史的经书)和《坦兰帕召》(佛祖的经)记载，贝叶经在历史上的使用及传播，已有二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现今南印度及中国南传佛教地区仍有人继续使用贝叶经。

　　贝叶经的制作方法，是将修长硕大的贝多罗树叶裁成狭长形的书叶并晾干，将梵文佛经书写其上，然后将写好经文的贝叶依段落、多少和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由于贝叶晒干后容易破损，不能弯曲或折叠，因此，上下需要用木制夹板保护。然后连板带经叶在其中间打一个或两个孔，再用一头打成比圆孔大的结绳连板带经叶穿起来，余绳捆绕夹板和整个贝叶经，这样“梵夹装”就形成了。(图1)

　　贝叶经的传人，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阅读方式。从现代书籍设计的角度看，贝叶经已具备了现代书籍的雏形，与当时中国的简策装、纸书卷轴装相比较更为先进。

　　第一，通观中国早期书籍装帧的历史，到九世纪唐代中叶为止，构成中国书籍材料的各个单元都是被联成长串而形成书籍(如简牍的编扎、纸的粘接)；而来自印度的贝叶经则是由一张一张的贝叶叠置在一起，垂直打孔穿绳绕捆而成。其整体造型为长方体，上下两块护板装饰精美，相当于现代书籍的封面和封底。这种“积叶成书”的方法所具有的优越性，逐渐促使中国传统书籍纸张的组合方式和装订方法开始发生变化(书籍展开的形态由“平面”逐渐转向“立体”)，并随着时代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中国传统书籍最终演变为成熟的垂直装订的线装。

　　第二，贝叶经给中国书籍设计引入了“叶”的概念。我们现在把古书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统称之为“册叶装”，其中“册” 字通“策”，来源于中国上古的简策，为众简相连之意；“叶”之称呼则极有可能是受到印度贝叶的影响。《书林清话》云：“吾尝疑叶名之缘起，当本于佛经之梵贝书，释氏书言西域无纸，以贝多树叶写经……此则以一翻为一叶，其名实颇符。不然，帅木之叶，于典册之式何涉哉!”

　　第三，梵夹装的书叶是正反横向书写，并且是叠叶式装帧，极大发挥了书籍对文字的承载量，对佛教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四，梵夹装是采用“逐叶翻阅式”的阅读，这和现代阅读方式类似；而中国的纸书卷轴装则是“展开式”的阅读，相比而言，前者便于阅读。

　　虽然贝叶经的装帧形制有诸多优于简策和卷轴的特点，但在魏晋时期大量传人汉地之后，并没有被汉地佛教书籍所沿用。一是因为书籍制作材料的不同，魏晋时期的纸质轻薄柔软，若一味模仿梵夹装，穿洞时会毁坏纸和文字；二是贝叶经还有不足之处——靠线绳穿捆，一旦线绳断损，则全书散架，次序紊乱；三是中国人尊重自身的文化传统。

　　唐至五代时期佛法大盛，此时梵夹装已经传入汉地几个世纪，中国人在阅读佛经的过程中越发体会到贝叶经的优越性，于是逐渐对承袭千年的卷轴装进行改革。在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发生重大历史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佛教书籍与世俗书籍的交互影响，在民间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书籍形制由卷轴向叶子和折页逐步演变，为后世书籍形制的演变提供了经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纸本书籍装帧的发展。保存至今的汉文典籍中，佛教典籍是数量最多的，从装帧角度看，其种类也几乎包括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过程中的所有形制。在至今留存的自三国至北宋800多年间的敦煌遗书中，唐至五代时期的装帧形制最为丰富，是研究中国书籍装帧史的宝库。其中的旋风装、经折装、粘叶装和缝绩装等形制，都是在贝叶经传人之后发展演变而成的，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一、旋风装——标志着中国传统纸本书籍装帧形制“积叶”的开始

　　旋风装大约出现于盛唐(约公元8世纪)时期。旋风装的出现，与唐代诗歌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诗歌的创作促使备查掌故使用类的书空前发展，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用的韵书广而流传。这就要求有一种既能够大大增加文字的承载量，又同时方便随时翻检用的装帧形式，旋风装就是针对这类书籍的使用特点而对卷轴装改进形成的一种装帧形式。

　　其具体做法是：以一长条卷子纸作底纸，然后将单面书写的首叶全副粘裱在底纸的右端，接着将双面书写的第二叶的右边无字空白窄条处粘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粘好后的第二叶从左向右翻开，晾出底纸，再以第三叶的右边无字空白窄条处粘于第二叶右边粘缝左下的底纸上。接着再将第三第二叶同时向右翻开，继续晾出底纸，用同样的方法依次粘连，直至最后一叶。据李志忠先生在《中国典籍史》中介绍，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是现存中国古代典籍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全书共五卷二十四叶，首叶单面书写，其余双面书写，共四十七面。打开时可逐叶阅读两面的文字，卷收又如同卷轴无异。因打开后里面的书叶层层叠加，错落相积，每个下叶都比自己的上叶向左长出一条，若鱼鳞状， 又像旋风似的逐叶旋转，故将其称为“龙鳞装”或“旋风装”。(图2)

　　在敦煌遗书中，也出现多件类似的装帧形制，而且形式更加灵活多变。其书叶有的双面书写，有的单面书写。最外面一张最长，裹在里面的纸张逐张缩短。所有纸张都或以左侧为准集齐，或以右侧为准集齐。书叶集齐后，逐叶粘牢，或粘在木棍上，或用竹条夹好，或用线连订好。卷收时以书叶集齐的一侧为轴心，卷起收藏。《敦煌遗书总目案引》所录S5444号，是唐末写本《金剐般若波罗蜜多经》，粗厚麻纸双面书写，开本比现在的32开略小，横用竖写，是一位82岁老人的手写本。其装帧可以说是对旋风装的改进，接近册叶装了。旋风装固有的长条卷子底纸被大幅度缩短，短到与书叶大小相同，变成册叶的封底，同时大大缩小开本，使原来较大的旋风叶，变成较小的书册叶。原来卷起来的旋风装，变成不用卷舒而更易翻检的形式。除了书脊、书口尚呈相错的鳞次状外，其余与册叶装已无区别了。

　　旋风装的出现，大大增强了卷轴装书籍对文字的储存功能和使用功能。

　　元代王恽在其《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鳞次相积，皆留纸缝。”“鳞次相积，皆留纸缝”虽然不是完全的积叶成册，只是向积叶成册演变的开始，但却为以后的册叶装做了有益尝试。将数张叶子鳞次相积于一张长纸上，大大地扩充了卷轴装的文字承载量，这样弥补了卷轴装的一书多卷、不易检阅和容易遗失等弊端。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邰《彩选》之类是也。”这段记载显示出卷轴装的韵书等参考书在使用过程中的“卷轴难数卷舒”的弊端，“故以叶子写之”。可见从唐代开始，书籍装帧的形制依照书籍的不同种类和功能而分类，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书籍的内容以及特殊功用都是装帧时需要考虑的。

　　旋风装有自己独立的形态，但又未完全摆脱卷轴的制约。在中国正统的卷轴装中贴上鳞次相积“叶子”，不仅弥补了梵夹装易散落遗失的弊端，而且使卷轴装的使用功能得到了提高。旋风装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卷轴装形制从唐代起开始向“积叶成册”演变；阅读方式开始由单叶“展开式”向多叶面“翻阅式”转变。旋风装是中国古代书籍文化吸收外来佛教文化的产物，是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叶”。

　　二、经折装——标志着中国传统纸本书籍装帧形制“成册”的开始

　　经折装又称折子装，流行于9世纪中叶以后的唐代晚期。唐代佛教盛行，佛教徒盘坐诵经，卷轴装佛经舒卷不便的弊端便暴露出来。于是将长条的卷轴装佛经，依一定行数左右连续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较厚的纸，做为护封。由于是改造佛经卷轴装而成为互相连属的折子装，故名经折装。此后凡仿此装帧形式者，不论其内容是否为佛经，都以经折装称之。

　　经折装是吸收梵夹装和对卷轴装改造而来的。它的出现标志着纸开始被折叠成哲也不仅可以展开阅读，还便于翻检和取放。元朝的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舒卷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薄帙。”清代的高士奇在《天禄识馀》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薄帙，以便检阅。”

　　经折装吸收了梵夹装的元素，外观与梵夹装非常相似。从现存最早的经折装实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敦煌遗书中的唐写本《入楞伽经疏》，为现存最早的经折装，共计21 1叶，相当完整。其形态比例狭长，非常接近贝叶经，文字紧密，文字中间还留有象征性的穿孔的位置。(图3)

　　从唐代开始，经折装成为佛、道两家典籍的正统装帧形制。宋雕版《崇宁藏》，在佛教大藏经中首次采用经折装，并采用每版6个半叶(或5个半叶)，半叶6行，行17字的行款。两条边栏贯通整个版面，将版面上下划分出三块，上大下小，使版面重心趋下方，稳定安静。经纸厚而坚韧，一般都经过染潢，开卷古朴高雅，色调尊贵，已完全是中国化的书籍了。(图4)《崇宁藏》为后世的大藏经建立了形制及书写规范，正式确立了经折装在中国汉文佛典中的地位。从宋代至清代，中国佛教大藏经一直延续经折装形制。方广铝先生写道：“卷轴装是中国书籍的正统，梵夹装是印度佛典的正统，由两者结合而产生的经折装，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佛教典籍最正统的装帧形式，绵延千年。”

　　从外观看，经折装已完全脱离卷轴，类似梵夹，成为方册，中国的纸本书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封面和封底。虽然经折装展开后仍保留着卷轴装的元素，但其外形已迥异于卷轴装，开纸本册叶装之先河，是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史上重大的一步。

　　三、粘叶装——标志着中国传统纸本书籍形成“册叶装”形制

　　粘叶装，可以称为宋代蝴蝶装的起源。敦煌遗书中发现的粘叶装手抄本，制作年代为唐末五代时期。《敦煌遗书总目案引》所录S5451号，是一位83岁老人于公元906年抄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件藏品，开本较现代32开本略小，较64开又略宽，粗厚麻纸书写，首叶背面右半面不写字，以作封面，末叶背面左半面不写字，以作封底。其余各叶都双面写字，对折后形成四面有字，然后将折边对齐依次排好，再将折边各叶彼此粘连在一起，成为书脊，这本佛经就算装订好了。(图5)

　　粘叶装的形式和蝴蝶装相似，但不是蝴蝶装。蝴蝶装出现于北宋雕版印刷成熟时期，其适应了雕版印刷一版一叶的特点，以印字的一面字对字地对齐，将折叶集为一叠，使折边逐叶彼此粘连，形成书脊，再用一张整纸对折，粘裹书脊，并作前后封皮。粘叶装是写本时期的一种装帧形式，随意性强，所用纸张较厚，翻阅时不易毁坏，每叶可正反书写，没有出现蝴蝶装书籍中两面空白相对的情况。它的特点是简洁明快，比卷轴和经折装书籍更易于携带和诵读。

　　粘叶装是最先从卷轴装中完全分离出来的书籍装帧形式，打破了承袭千年的卷轴装的缚束，为中国纸本书籍装帧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为北宋以后形成蝴蝶装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中国书籍装帧艺术已完全形成了“册叶装”形制。

　　四、缝缋装——标志着中国传统纸本“线装”书籍形制开始萌芽

　　敦煌遗书中还有很多用线缝装的手抄本小册子，出现时间也约为唐末五代到北宋初年之间。这些手写的经书二张或三张纸为一叠，一折为二，成为四叶八面或六叶十二面，类似于现代书籍的一个印张之折叠在一起，折痕向里，单口向外。有的是一叠对折的，在中缝处装订；有的若干叠合在一起，往往用细麻绳连书脊一起缠绕装订。

　　《敦煌遗书总目案引》所录S5646号，亦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公元969年抄写(图6)。全书用厚麻纸书写，双面 书写，有边栏界行。共52叶，104面，书高15.5厘米，宽14厘米。其装帧为两张纸折叠为二，四叶八面为一帖，数帖合并戳齐，书的外部包一张书皮，然后在书脊处打三个孔，用两根丝线横索书脊，沿书脊竖穿，最后再中间孔处打起蝴蝶结。敦煌遗书中类似这样的册本篇幅均比较小，大都为了携带方便而制作，书角一般剪为圆角，以免磨损翘起，其制作已相当完整精美。图七则是敦煌文献中最简单的用线装订的书籍，折叠的书叶非常简单地在书籍右上角处用线穿订在一起。为了延长书籍的使用寿命，这些小册子都是厚纸做成的，或者干脆用两层纸粘起来。

　　从这里可看出纸的形态直接影响到书籍形制。钱存训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分册中，转引克拉伯顿对敦煌纸张的研究结论：“早期的纸张不但薄而透明，而且几乎都是用充分打散后的浆精心抄制的，纸质细腻，不见针眼，没有厚薄不均的补痕，……8世纪中叶以后的纸，品质就急剧下降，显得厚而且疏松，质地不均，易于走墨。”根据李际宁先生在《佛经版本》中提供的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纸张厚度的数据显示：北魏、隋唐早期的纸仅约0.1毫米左右；公元836年，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所用纸张受藏纸生产工艺影响，粗厚而坚韧，厚度达0.25毫米宋开宝四年，纸张厚度为0.21毫米。厚纸不利于卷轴的舒展，却与贝叶的特征相似，因此，在唐末宋初，书籍的形制向册叶的转变是必然的。

　　这些早期的手抄本的出现，表明中国的线装书并不是起源于明代中叶，而是在唐末至北宋年间就已经在民间虔诚的念佛人中流传了。缝绩装的出现标志着用线装订的方式与纸本书籍开始相结合——明清时期盛行的“线装”书籍形制开始萌芽。

　　结语

　　东汉至北宋初年，从西域传人中原的梵文经典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也使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因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通过以上所举的四种装帧形制，显而易见，贝叶经对中国纸本书籍装帧艺术形成册叶装的影响是巨大的。自唐代开始，中国人便紧紧围绕着书籍的使用功能，充分发挥智慧，结合造纸术和自己的书籍文化，对贝叶经进行了大胆的吸收和改造，使典籍的装帧更丰富，更便于阅读，并且使书籍内容与装帧形制相和谐。虽然以上所举的每种装帧形制还保留着贝叶经的积极元素，但从整体看，已完全是中国文化的产物。

　　出自: 《装饰 》 200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