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亲教师法尊上人》

法尊上人圆寂已二十周年，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不胜哀感！

　　汉藏教理院在太虚大师的倡导下，得到当时军政文教各界的支持，于1930年筹办，1932年正式开学。1933年8月，法尊上人自西藏留学回来，教授藏文佛学，并担任代理院长职务。1936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迁渝，太虚大师在重庆市罗汉寺设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常住北碚缙云山和重庆长安寺佛学社两处，并经常应邀出外讲学弘法，所以全面主持管理汉藏教理院各项工作的实际是法尊上人。

　　法尊上人在繁忙的院务中，白天除讲课外，还要译经，忙到深夜。他给学生教授的课程，有由他新译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论》、《了不了义善说藏论》、《现观庄严论》、《苾刍学处》等（分别为普通科和专修科的学生讲）。1938年，汉院在缙云山的双柏精舍成立了编译处，由法尊上人主持，专修科学生助译。经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备案，教育部每月拨给补助费400元。成立以后，历年经法尊上人编译脱稿的藏文书籍共四十余种，当时已出版者二十余种。其中的《汉藏合壁读本》、《藏文文法》、《藏文读本》等，被当时教育部采用为边疆教育学校的教材。

　　法尊上人常着红色喇嘛装，头戴黄帽，举止态度严肃，不苟言笑，但对人和蔼，对学生很慈祥。每次讲课时，先要领导学生读三遍藏文皈敬颂，然后开讲。讲时逐字、逐句、逐段地解释，而后总结大意，非常细致明确，声音清亮，一口北方的普通话。有时引证有趣的公案，发出爽朗的笑声，学生们也跟着笑出声来。由于上人以身作则，养成严肃的有规律的学风，学生们都能专心学习，研究教理。

　　1937年，抗战形势紧张，为发扬爱国护教精神，汉院举办了防护、救护训练班，对学生进行了为期半月的训练。开学时，太虚大师、法尊上人都亲临讲话，要学生们爱国护教，像菩萨金刚行一样的勤勇。学生们身穿圆领黄色军装，头戴黄色无檐军帽，胸挂佩章参加训练，从早到暮非常紧张。受到当时社会各界注意，被称誉为“爱国和尚”。

　　法尊上人德学并重，勤持戒律，给学生讲宗喀巴大师著述的《苾刍学处》，又于每半月在大殿为学生诵比丘戒，规定每天晚殿过程中，全体学生要坐半小时禅，以收敛散乱的身心，培养定力，有利修学。汉院在开办初期，由于主持教务的法师变动了几次，管理松弛，学生生活有些涣散。法尊上人自西藏回渝，见此情景，非常重视，于是向太虚大师报告，由太虚大师亲笔制订了约法三章，予以公布，其内容：

　　一、凡本院出家僧众，包括教职员和学生，一律穿僧装，不得穿俗服；二、一律素食，不得荤食，包括招待客人；三、女众（尼众、居士、客人）来院，要留宿时，一律住附近石华寺女众部。

　　经过法尊上人提出整顿，太虚大师采纳建议后，从此汉院增进了道风，学生从德学并重方面发展，使培养人才取得了显著成绩。

　　1938、1939年，日本飞机疯狂轰炸重庆，轰炸范围扩展到重庆郊区市县，北碚区受炸了几次，死伤居民很多；缙云寺汉院也受到威胁。但汉院因在山林，保持照常上课。有时晚间，听着北碚发出紧急的空袭警报时，学生和职工们到附近森林岩石下暂避，敌机飞过后回院。往往在这时，双柏精舍编译处的灯光仍然明亮着，法尊上人在灯下抓紧时间翻译。为了工作，他没有一次出外躲避，由此可见上人镇定不乱、一心为法的精神。

　　法尊上人翻译的《辨法法性论》出版后，当时住江津的支那内学院院长欧阳渐老先生提出异议，认为此书“非弥勒学”，并以“依他起如幻有，圆成实胜义有”的主张，驳斥中观的“毕竟空”义。在文首还讥讽法尊上人为“新贵少年法尊”，末段竟狂称：“侮圣人，凌先哲，是可忍也，彼何人哉！”以老气横秋、骄傲自大的口气训人。但法尊上人在答辩文中，保持冷静，只是平和地说理，并没有反唇相讥，足见上人坚持真理和谦虚礼让的态度，此事在汉院同学中传为佳话。

　　1938年，我刚满十八岁，法尊上人给我和同杰等三名学生传授沙弥戒，依西藏规矩，给我取法名“法幢”。上人指示我们说：“戒是根本，定要严格遵守；学好和守好戒，还要认真踏实地学习教义，具足正见，才有建正法幢、弘法利生的基础。”谆谆的教导，使我铭感在心，终生受用。

　　1950年，汉藏教理院宣布停办。正果法师陪法尊上人去北京，路过重庆，拟由重庆乘轮船先去武汉，我送他们到朝天门码头，登上轮船。时法尊上人身穿灰色的汉僧装，像往常一样慈祥和蔼，临别之际，他语意殷重地对我说：“新中国诞生，社会制度变了，佛法是随缘不变的，要因时、因地、因机说法利生，报答四恩。你呀，爱写爱说，但你还年青，写时说时千万要注意，要认清时代，随顺众生呀！”这是法尊上人当面对我最后一次的勉励、警惕。

　　法尊上人和正果法师到北京后，住在北海公园菩提学会，继续翻译和讲学。1952年我曾写给上人一信，报告我处的艰难苦境。上人回了一信，嘱咐我要克服困难，修忍辱波罗密，要冷静、要慎言，并给我汇寄了人民币五元作为补助。当时是上人从节省中积蓄的，使我感动流涕！后来在监狱中，我一直回忆上人的苦口婆心，具有远见。1980年秋我出监狱，原准备于1980年12月14日去北京看望法尊上人和正果法师，因故未能成行。不幸的是，上人于1981春就因积劳过度而示寂，使我顿失依怙，成为终生之憾！

　　1986年初秋，我随四川省佛教代表团参观西北各地，曾到五台山礼拜法尊上人塔。我写了一首诗：

西北风光任漫游，五台行脚正清秋；

礼师不见师容面，如海思潮无止休！

　　拜塔后又绕塔，无尽的怅惘和思念之情！回重庆时，在保存的相册中，看到法尊上人穿喇嘛装的遗像，曾写有一首《像赞》：

庄严复慈祥，好著喇嘛装，

念珠不释手，经卷胸中藏。

雪山夜月冷，拉萨贝叶香；

廿年修苦行，鹫岭见风光。

缙云勤讲学，菩提道论彰；

汉藏融显密，慧炬放光芒！

终生持宏愿，艰苦护道场，

中观阐了义，译典添新章。

负笈闻经教，恩情似海洋；

狂澜须力挽，演教整僧纲。

　　这是我对着上人遗像的追忆和发愿。往事已矣！我已年过八旬，不尽余热何以对师！

惟贤长老写于2001年4月23日，选自《慈云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