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

　　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

　　八思巴(1235—1280年)是忽必烈的帝师，著名学者。吐蕃萨斯迦人，本名罗克罗思监藏，八思巴[1]是尊称，意为“圣者”，生于款氏贵族之家。八思巴自幼聪明颖悟，《元史·释老传》说：“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八思巴。少长，学富五明，故又称

　　班弥怛。”

　　窝阔台汗时，蒙古军进入乌思藏地区。1244年，八思巴的伯父萨迦班智达奉蒙古阔端太子之诏，北上赴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代表乌思藏各僧俗首领向蒙古表示归顺，八思巴从行。在凉州生活期间，八思巴继续从萨迦班智达学习西藏佛教。同时，他在阔端宫廷还接触到各族各界人士，接触到蒙古族、汉族、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1250年，他在凉州撰写了生平第一篇著作《怙主赞颂》。

　　1253年，八思巴在六盘山谒见忽必烈。忽必烈从八思巴接受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藏传佛教的一种受戒仪式)，以八思巴为上师，执弟子之礼，这是元朝设立帝师制度的滥觞。

　　1258年，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在开平主持释道两教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八思巴站在佛教一方参加了辩论。八思巴在这次辩论中崭露头角，显示了渊博的学识和出色的雄辩才能。据藏文史籍《萨迦世系史》记载，“当八思巴在王宫中传法时，有信奉太上老君的道士多人，执着邪见，对自身及他人俱有妨害。遵照皇帝的命令，八思巴与17名长期修道、精通道教的道士辩论，驳倒了他们，使他们削发为僧，接受了正见。”[2]八思巴为了纪念这次辩论的胜利，还专门写了《调伏道教大师记》。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命他统领天下释教(佛教)。至元元年(1264年)，八思巴统领总制院，管辖全国释教和吐蕃僧俗政务。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为皇帝、后妃、宗王、皇子们传法授戒，传授灌顶。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五记载，“帝(指忽必烈)诏十高僧内殿供养，帝端坐不动，诸大德亦复默然，帝乃云此是真实功德”。“帝万机之暇，自奉施食，持数珠而课诵”。“帝诏：遍天下，每一岁中行布施度僧，读大藏经”。此外，八思巴还经常组织僧众为皇帝举行法会。

　　八思巴向忽必烈推荐了许多人才。例如藏族人胆巴，朵甘思丹麻人，幼年时依附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被派往西印度参礼高僧古达玛室利，尽得其传，至元年间，经八思巴推荐，亲见忽必烈，受命住持五台上寿宁寺，后到大都及南方潮州为王公授戒，赐号为“金刚上师”，死后追封为“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成为一代名僧。又如维吾尔族人阿鲁浑萨理，随从八思巴学佛，通晓多种民族文字及汉文经史百家之学，也经八思巴推荐，官至集贤馆学士、平章政事。

　　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了蒙古新字(后人称为八思巴字)，忽必烈下诏颁行。诏曰：“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3]忽必烈多次以行政命令推行八思巴字。《元史》记载，至元六年七月，“立诸路蒙古字学”。至元七年四月，“设诸路蒙古字学教授”。至元八年十二月，“诏天下兴起国字学”。八思巴字在元代广泛使用，并曾用八思巴字刻印《蒙古字孝经》、《大学衍义择文》、《忠经》、《蒙古字百家姓》、《蒙古字训》等书籍。明人叶子奇所著《草木子》说：“元朝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品三品用两台银印，其余大小衙门虽大小不同，皆用铜。其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师所制蒙古字书。”又说：“元朝止行钞法而不铸钱，独至大[4]官里行至大二等钱，当五以蒙古字书，小钱以楷书。”近十余年来，内蒙古、青海等地发现的元朝中统宝钞，贵州发现的牌符，西藏档案馆所藏元代文书，均使用八思巴字。因八思巴字在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牌符、钱币上被广泛使用，故它又称为“国字”。

　　至元七年(1270年)八思巴升号为“帝师”、“大宝法王”。从此，元朝在朝廷常设帝师一职，帝师去世，则新立一人继任，帝师因事长期离开朝廷，则任命一人代理。有元一代，先后有14任帝师，其中除3名代理帝师的出身情况不明外，出身于八思巴一家萨迦款氏家族的7人，出身于八思巴的弟子门徒的4人。帝师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

　　八思巴受封帝师前后，在大都主持了一系列的宗教活动。除组织内廷佛事外，八思巴还在大都、上都组织了有僧俗军民参加的佛事活动，这种活动被称为“游皇城”。[5]八思巴撰写《说根本有部出家授近圆羯摩仪轨》，规定僧人出家授戒的仪轨。忽必烈下令将这一戒本译成汉文，“敕镂版印造帝师八合思八新译戒本五百部，颁降诸路僧人”。八思巴在大都期间与各族佛教僧侣广泛接触，为他们传法授戒。八思巴总计为尼泊尔、印度、汉地、西夏、蒙古、高丽、大理、畏兀儿、河西等地的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6]四千人授戒剃度，为425人担任过授戒的堪布(佛教寺院的一种高级职称)。元朝击灭南宋之后，八思巴又派他的亲传弟子持律师却吉衮布到江南，一年之中为947人授戒剃度，由这些弟子又传出无数比丘、僧伽(即僧众)，使佛教在江南也大为兴盛。[7]

　　八思巴十分注意收集整理藏文古籍和佛教经典。仅在朵甘思的赞多新寺，由近侍顿楚为首的众人在一天之内就向八思巴奉献了1 500函珍贵经籍。[8]八思巴每得到一种新的图书，总要命人抄写，保存在萨迦寺(佛教萨迦派的主要寺院，在今西藏日喀则地区萨嘎县)。有些重要佛教经典，往往要用黄金、宝石研成粉末，和汁书写，以求长期保存。1271年(阴铁羊年)，八思巴为写造《大藏经》的《甘珠尔》115函，用去纯金四千二百七十一两三钱[9]。在八思巴的影响下，以金汁、银汁、诸宝写经，在元朝皇室十分流行。在八思巴的文集中，有数十篇是他为忽必烈、真金、阔阔真、奥鲁赤、忙哥剌等蒙古帝王、后妃写造佛经而写的题跋赞颂。由于八思巴的关注和重视，元代的萨迦寺成为规模宏大的藏书中心。

　　对于藏族文学的发展，八思巴也作出过重要贡献。八思巴曾命萨迦派译师雄敦、多吉坚赞，将印度戒日王所著的歌舞剧本《龙喜记》翻译成藏文。受此影响，约在70多年之后，第二十三任萨迦本钦南喀丹巴，命印度人苏玛罗室利和萨迦派僧人绛曲孜摩、南喀桑波，在萨迦寺翻译了印度大诗人迦犁陀娑所著的诗剧剧本《云使》。

　　总之，八思巴在文化方面有许多贡献。他有《彰所知论》等多种著作。所制八思巴字，以描写语音精确见长。他把西藏的宗教文化介绍给蒙古皇室和汉地，又把中原文化传播到西藏，使汉蒙藏各族的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因此，他不仅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代宗师，也是蒙元时期极有影响的文化名人。

　　注解：

　　[1] 八思巴，亦译作八思麻、发思巴、八合思巴。

　　[2] 转引自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第82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

　　[3] 《元史》卷二二《释老传》。

　　[4] “至大”为元武宗在1308—1311年间所用年号。

　　[5] 《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国俗旧礼》。

　　[6] 比丘，男子出家受戒之称，女子出家受戒称比丘尼。沙弥，男子初出家受十戒之称，女子初出家受十戒则称沙弥尼。

　　[7] [8] [9]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第204—205页，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