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者与盂县》之六:李长者行迹考迹

　　《李长者与盂县》之六:李长者行迹考迹

　　作者：侯讵望

　　李长者之离世时间，是开元十八年？还是二十八年？按照照明序言的记载，他离世的时间很明确。“终在开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卒”。从最早的唐碑记载看，他在盂县共是十一年，即高家三年，马家谷五年，韩庄三年。到开元十八年故去，时间正好。但有的史料载，他离开盂县，然后到土龛写论。“辞如滴玉，辨似悬河，旋制旋书，契含真意，启馀五闰，约集万言”（见唐碑），说明在土龛又是五年。从他开元七年到盂县，到写成有关论著，那就是十六年，应该是在开元二十三年故去的。可在《居士分灯录》中，说他“开元庚辰三月间，一日出山”辞别，开元共历二十九年，庚辰年是开元二十八年，这样时间就对不上了。但有的记述把在马氏古佛堂旁的时间说成是十年，那么在盂县的时间是十三年，加上写书五年，共是十八年。如果是开元七年到盂县，到他圆寂，应是开元二十五年，这样看来，就是一笔糊涂账了。由于去世时间的不确定，他的年龄也有96岁、95岁的不同记载。在唐碑上，却没有准确的岁数，只写“九十有龄，颜如花笑”。唐碑是在李长者逝世177年后王居士所立，这中间已经经历了武宗的灭佛事件，一些庙宇、碑刻及文字记录都有散佚，所以不确切就在所难免了。我认为，既然有最早的《华严经决疑论序》其弟子比丘照明的明确记载，他的去世时间应该不会有错———即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其他的记载可能属于笔误。

　　关于东方山与逝多林兰若。在盂县境内，称方山的地方有几处，在寿阳县境内还有处名后方山的地方。那么，东方山在何处呢？是不是现在的寿阳神福山就是东方山呢？

　　有资料说：方山位于寿阳的东北二十五公里的寿、盂（错为孟字）交接处，因山势四面正方而得名。据唐王居仁《神福山寺灵迹记》，晋时赐名福秀神山，故名神福山。宋政和二年又赐名方山。清嘉庆时，有牧羊人在东峰发现一断碣，书名“神蝠”，祁隽藻认为山形似蝠，福为蝠之伪。那里山势雄伟，苍松翠柏，山上建筑甚多，庙宇依山建筑，亭台楼阁，玲珑精巧，十分壮观。

　　清光绪刻本，曾任山西布政使的胡聘之所编《山右石刻丛编》对唐碑有一段说明文字：“按：《通志·金石记》神福寺灵迹记，天祐四年，王居仁撰，王崇裕书。旧《通志》方山寺在方山，一名神福山，有上寺下寺，为唐李长者通元建。后化龛中。《寿阳新志》李长者遗迹有宋张商英（张无尽）、僧宗胜二碑，不录此碑（即唐碑）。仅见秦东来唐碑诗及长者传注。或原石佚。而志又采其文甚多，俟考（以上节录《通志·金石记》）。”“按：《通志》未见拓本，故尔云云。今检《寿阳志》，祁文端隽藻灵迹诗注：唐天祐四年，神福山寺灵迹记，王居仁撰，王崇裕书，即此碑诗，有唐石粗若绢之语。是不仅见秦东来诗及长者传也。碑言先帝涛汰真宗，灰烬佛门……又言……武宗朝沙汰僧尼，山中梵刹，拆毁几尽，宏募资邻县，无间寒暑，近山民左庆等德之，为施庄田数十顷，乃重新山寺，立长者像，命弟子取经西竺。与碑所云檀信归依，竭成殿宇，塑尊容，取经西国等语合。《五代史》天祐四年，梁篡唐，晋王克用父子奉唐，朔称天祐。盂县属太原府，为晋地，故犹系唐年。”通过这段文字，我们约略知道方山寺的修建情况。

　　现寿阳方山有上下寺，上寺名方山寺，下寺名昭化院，此两处皆在方山之山凹处，即山之西也。相距不远，山顶现为玉皇阁。唐碑记载，现在的上寺所在地，“即今所置院基，旧是逝多林兰若”，此论是错误的。首先，我们看比丘照明的署名，他明确写着：东方山比丘照明，而不署方山比丘照明者，说明当时确实分为东方山和西方山。按照方位来讲，同属一个山凹的上下寺，不可能把上寺所在地称为东方山。如果能称东的话，也只能称为东寺，而不是东方山寺。应该说，这里并非东方山之逝多林兰若。作者在寿阳昭化院找到了进一步证据，在署为明万历岁次戊戌新正甲寅下旬六日立的“造经碑”上，发现了“盂邑西方山寺僧人普济”等字样，说明昭化院所在的地方为西方山无疑，同山凹的上寺当然也在西方山了。

　　那么真正的东方山之逝多林兰若在哪里呢？

　　如果到现场实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从现存的遗迹考证，东方山在盂县一侧。从现在的寿阳方山林场盂县一侧往北，有一条可以开进汽车的山路。车往北走一段，不往山北的下坡走，而是在即将下坡的地方往东拐，会来到一处山顶上。山顶有数十亩的一处建筑遗址，有古塔基等遗迹。作者考察时，曾从上面捡拾到南北朝时的瓦罐残片（阳泉文物专家鉴定结论）。从这里望下去，就是盂县南娄镇的西南庄村。询问村民得知，这里叫大西梁，上面有泉水。村民知道这里原来有古庙建筑，但早已经荒废了。此处才是过去的逝多林兰若所在地。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把西方山和东方山混淆起来呢？除了时代的久远以外，主要是因为在东方山寺毁败到西方山寺建立，中间曾经发生过重要的历史事件，即唐武宗的灭佛运动。

　　会昌四年(844年)三月，唐武宗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赵归真乘机向武宗宣传佛教是外来宗教，佛寺广置田产，蠹耗生灵，于国不利，请求武宗尽早下令除去佛教。这就是武宗灭佛的导火索。会昌四年武宗下令将道场所存佛经付之一炬，将佛像毁折，令持念僧各归本寺。在道场之内安设太上老君像，又从本年的庆阳节起，不再召僧人进入皇宫设斋做佛事。

　　到会昌五年，天下所有非保留的寺院，限期由所在官府拆毁，朝廷派遣御史分道监督。所有废寺中的铜像、钟、罄诸物，上缴盐铁使，用于铸钱，铁像交本州官府，用于铸造农具。衣冠士庶之家所有的金、银、铁制成的佛像，限在诏令下达后的一个月之内缴纳官府，如有抗命不交者，由盐铁使依禁铜法治罪。武宗的废佛，是唐朝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被称之为“会昌法难”，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废佛并称为“三武灭佛”。东方山上寺院就这样被毁了。

　　西方山的寺院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唐碑《神福山寺灵迹记》记载：作者在描述了方山的景致后，说“顷因先帝涛汰真宗，灰烬佛门，尊容弥灭，厥有殁故大师，讳灵彻，俗姓张，辽郡人也，师顿悟真空，早怀悲悯，访求知识，广利人天，骤钵云林，顿锡严薮，缅思佛地，方愿修持，丈室才成，化缘将毕。今有上足门人法宏……绍继山门，光拂梵宫，不陷师德，化缘两县，檀信归依，往返如轮，竭成殿宇，塑尊容一铺，妆护金粉……”同时在西北上方，“凿辟悬龛，倚万丈之峻峰，立一尊之丈八相如满月……”云云。

　　按祁隽藻诗注：“又碑所言大师灵彻暨门人法宏皆见《寿阳县志》。志言，法宏师灵彻有道行……”“宏募资邻县，无间寒暑，近山民左庆等德之，为施庄田数十顷，乃重新山寺，立长者像，命弟子取经西竺。”现在的方山上寺实际上为法弘到邻县募资，当地山民又施庄田数十顷，然后新建的。

　　在现在的寿阳昭化院，我们终于找到了那通唐碑，在碑的侧翼，见到了当地山民左庆手书的文字。上说：“左庆年老孤单，两房并无子孙，□□有愿施与寺家……”等语，这些文字主要是说明左庆把哪些地方捐给了寺庙，东到哪里，西在何方，南北距离。哪些是建寺的地，哪些是寺院用来收地租的。为了他的本家后代不与寺院打麻烦，他亲自写了碑文，让后人如有不清楚的地方，以碑为准。我们知道，天祐四年，已经是在李长者去世170多年后了。按照30年为一代人的话，已经经历了近6代人了。碑文所记，建立在方山山凹里的上寺寺院，是在李长者去世后170多年，由有道行的僧人灵彻最早开始修建的，是他的弟子法弘继承其师傅的未竟事业，在天祐年间最终完成的。而且还修塑了许多塑像，在山上凿了丈八高的石像等。建好后，王居士写了这个《神福山灵迹记》的碑文。

　　而昭化院的建立已经到了宋代。我们查乾隆版《平定州志·建置志·坛庙》寿阳“方山寺”条知道，“宋元祐三年，提点河东刑狱张商英访遗像，立古殿三间，长者堂三间。邑人改建于集贤岭下，名昭化院，为下寺”。

　　来源：阳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