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做佛门闲弟子

　　且做佛门闲弟子

　　印严法师

　　专心修行、行云流水、浮生有闲一直是我向往的生活状态。但，一直以来肩担责任使我无法停下工作，每天陷在繁忙的事务中，而内心越来越向往简单的生活。

　　到今年4月21日，妙峰山一系列佛文化活动后，我总算松了一口气。研讨会上，我向与会的佳宾、朋友表达了要退隐下来的意向，所来参加活动的著名专家、教授们都感到意外和惊奇，其中有很多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对我甚了解，对我的决定他们感到非常惋惜。我还是按自己的想法做了，把寺院交付给顿海师住持，对常住声明退隐，鼓励大家大家安心办道。自己已走过一些业力幻化过程，所有的过程只是某阶段的不同示现而己。

　　我出家时，恩师本焕老和尚问我：为什么要出家？我毫不犹豫地答：“我此生要证阿罗汉果，明心见性。”受戒时，恩师想留我在深圳弘法寺，我坚决表示不住钱和佛事多的寺院。出家初期，为了修禅，专跑禅道场，如西安卧龙寺、扬州高旻寺等；1999年又闭关。虽然闭关时间短，但由于猛烈的修证心，冲击心境，出了较大境界，差点死在武汉。得遇当今大善知识本振禅师点化受用，于2000年初来鸡足山放光茅棚常住，并重新研习戒律，结夏安居等，使我认识到清净道场对个人法义增上的受用，认识到内心清净与佛境相印的真理，从此至今再没有外出参学朝山的习惯。

　　出家时，只想个人修行，曾发愿此生永不做当家住持之类职务，只想做精神导师。或命运弄人，2002年4月，当我从鸡足山回广州光孝寺看望恩师时，被恩师强命出任南雄市大雄禅寺监院，我上了一趟大雄禅寺看后归鸡足山安居，在安居期间反复考虑回不回去出任，最后想到恩师年龄己高，作为弟子遵师命是弟子的本分，故于8月底正式回大雄寺全权代恩师管寺务及寺院的建筑等，同时也公开表示：“在大雄禅寺最短二年，最长五年”。所以03年、04年恩师97大寿、98大寿庆典都是我在大雄禅寺住持，也是我出家以来第一次参加老和尚大寿庆典，并住持迎请了恩师在大雄禅寺方丈升座的仪式。其实，在住持老和尚升座前我就离开了大雄禅寺，因为其时寺庙规模越来越大我也感到越来累，越感到在将来的管理和规范越难，压力越大，又连续出些车祸，感到自己福浅德薄，无心于大寺院常住，故反复请师重任命监院，师不肯，于2004年4月初，安了位很“冲”的师弟作二当家协助我，我知师弟的修为，故乘师不经意的情况下把寺务权利下移给师弟，在没告诉恩师的情况下，找一个借口回云南想上鸡足山结夏安居调理身体。大雄禅寺的事务从离开后再没出过问过（除主持2004年11月恩师98大寿和方丈升座），但寺监院（大当家）的名分一直被恩师挂到2006年初由印彻法师出任，才改挂都监，也可见恩师对我的信任。

　　在离开大雄禅寺途经云南大姚时，被县委领导知道，一心想留我住持妙峰山。而我也通过七年的修行经验，也看到了社会发展，僧众多流于世俗化、商业化，真修行的师父很难找到清修道场。我一直想建一座没有商品气息、没有超度消灾等应酬佛事活动的以成全人修行为目的和传播佛教文化的寺院。正遇此缘，也就同意大姚县政府礼请住持。故在住持期间一直沿着弘扬佛教精神和文化的路走。历时五年多，妙峰山确实保证没有任何商业活动和佛事应酬活动，所以老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黄夏年两次来过德云寺，也曾讲：象这样的寺院，全国不超过十座。

　　我虽然建成这样一座较清净的清修道场，保持多久就是妙峰山的缘份了。但知道社会发展的力量，人心道德衰败的去向，看到外面很多寺院都趋向世俗化，出家修行人的素质一年不如一年，来寺院朝拜的人，不是功利型、就是盲目谜信的，很少有真正想改变自身而修证者。我也看到了未来佛教在世俗与精神的趋向，因此，在2005年就有功成身退闭关的想法。如今也算缘到了，妙峰山该办的事己办，未办的也帮顿海法师安排好了。闭关房在2006年已建好，虽然我没闭关，在前几天成全了明乐法师闭关。我依然决定选择退隐，过一种自修随缘结佛缘的生活。

　　我虽然活动多，大多与文化交流和精神传播多，在楚雄州曾参加过州政协会议，写的提案都是与佛文化文史以及妙峰山有关，从不发言，不是因为其它的，就是所言难契合，大家已不明白寺院真正的功能是僧人安心办道，修证自身，以人天师表形象教化有缘人。因此每次发言，无论政员还是其它师父，总是离不开香火旺盛、旅游开发等话头，听到心痛而无奈，所以从出家至今，从不参加任何佛协会议，并不是否定，而是认为解决不了个人和一些寺院实质同题。

　　虽然己定退隐，在五年中仍在妙峰山清修，并协助做一些禅修文化活动的实质事。也希望佛光普照，能让正法久住呀。也希望多一点人出来维护佛教正法脉延伸，拒绝打着为了香火发展旅游开发的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