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出家修行的僧俗紧张关系值得关注

　　围绕出家修行的僧俗紧张关系值得关注

　　——兼论《中国宗教改革论纲》的现实意义

　　严明法

　　提 要：一位僧人告诉我，他是绝食一周后，母亲眼看着自己快死了，才同意他出家的。从更大的范围看，更多的僧尼是瞒着父母亲友剃度的，父母知道后大多痛不欲生，有一位部队团级干部甚至动用警察企图抓回出家的女儿……出家人与父母亲友的紧张关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应引起重视。佛教界及其出家人中有许多新情况值得我们去认识，去思考。只有通过宗教改革，当父母不再反对子女修行，人们看到僧尼不再好奇的时候，中国佛教才会有光明的前景。

　　严明法，浙江金华日报社主任编辑。

　　主题词：僧俗关系 宗教改革 独生子女 和谐社会

　　经友人推荐，笔者最近从某宗教网站阅读了一本记述125位知识分子学佛的书籍《智海浪花》，其中有知识分子的自述，也有作者的叙述和点评。这是一本正面歌颂佛教的书籍，笔者读后心情却有些沉重，书中记述的佛教与世俗的关系实在太紧张了，也可以说出家人与其父母、子女、爱人、恋人的关系太紧张了。由此，笔者想起了《东方》1994年第4期刊载的何光沪先生的《中国宗教改革论纲》，其中关于“修行而不遁世出家”的观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出家引发的佛教与世俗的紧张关系

　　先看看这本书中几位比丘、比丘尼的自述。

　　一位工学院本科毕业的比丘自述：爱人听说我想出家后，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仿佛时间在我俩之间已经凝固一样。末了她哽咽着说：“……你能不能等女儿18岁以后再出家?她现在还小……”看着她难受的样子，我只好以谎言来安慰她，不过在心里我却一直在暗自伤痛，暗自斗争。一年之后，我终于……。

　　一位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的比丘尼自述：丈夫是位音乐教师，人品非常好。……当我终于决定要离开自己温暖的家时，心里真像打翻了五味瓶，我意识到这次的离开可能就是永远的告别了。刚刚两岁半的女儿甜甜地笑着跑到门口说：“妈妈去学习……要早早回来看我啊……。”

　　一位获电子专业硕土学位的比丘自述：就在此时，一位在办公室当文秘的姑娘又向我表达了爱意。她真的是很善良，也很乖巧，很惹人怜爱，我们彼此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甜蜜的爱情恐怕是修行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了，因为它牵着你在六道轮回打转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我在没跟家人打招呼的情况下就不辞而别了。原因很简单，我根本不想再给自己、给家里添麻烦。如果告诉他们的话，没准儿他们会来将我押解回去。

　　一位毕业于财贸管理学院的比丘自述：父母恐怕是安排不好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我这个孝顺的儿子去当“断子绝孙”的和尚。无奈我只好骗他们说我要去美国小姨家，并说朋友在北京已把护照办好了。……这8年来，我每隔几天就往家里打一个电话，告诉父母我在外求学经商，一切都好。

　　一位财经学院本科毕业的比丘自述：我曾三次委婉地向父母提出我想出家的要求，结果每次均惨遭扼杀——父亲的反应是倒吸冷气、惊愕至极，整个面部表情异常痛苦；母亲则痛不欲生、日夜哀号，最后竟至以绝食相要挟；六亲眷属则昼夜给我做工作，苦苦哀求，似乎人生最大的悲剧在我家上演了一样。……我总觉得要想战胜自己的无明与贪执，战胜来自各方面的违缘，那就必须抱定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

　　一位建筑学本科毕业的比丘尼自述：再见了，爸爸妈妈。你们醒来时就看不到女儿了，但愿我留下的那封信能让你们感伤的心有所释怀。

　　限于篇幅，笔者不能摘更多的例子，书中令人心寒的叙述比比皆是：有出家8年后大学时的女朋友还在一往情深地等待的，有妻子往返近万里泪流满面请求丈夫回心转意的，有父母企图以跳河自杀来阻止儿子出家的，有父母及亲友包租车子把出走的女儿强行塞进车里飞速驶离的，有部队团级干部动用警察抓出家的女儿的，有亲友跪泣哀求孩子不要出家的，有外婆拄着拐杖天天在门口等出家的外孙回家的，有母亲因儿子出家而引发高血压的，有小女孩摆手摇头请求师父不要给母亲落发的……这一切，无论谁对谁错，都体现了佛教与世俗社会的紧张关系。

　　笔者认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那么多高学历、高智商的年轻人要瞒着父母或不顾父母的反对、告别年幼的孩子，“抱定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勇往直前。这是人间悲剧，是与和谐唱反调的。

　　佛教与世俗的紧张关系，作为新闻也屡屡见诸报端。2007年3月《新京报》、 《广州日报》等报刊报道，北大2002级哲学系佛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邓文庆(显庆师)出家。显庆师父的母亲说，显庆是瞒着家人出家的……后来，他们夫妇在福建广化寺找到儿子。

　　2007年7月《华商报》报道，现任陕西宝鸡金顶寺住持明舒法师，俗名舒雪松，1992年在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完成学业，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他不顾父母反对，怀揣着本来应去重庆市教育局报到的派遣证，到了广东乳源县云门寺，在到达云门寺的第七天剃度出家。

　　据某宗教网站刊登的宗教界人士自述，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的明海法师，也是瞒着父母出家的。他说：“后来父母又找到我，我的心是不动的……他们一定会理解我，因为我的父母是真正爱我的。”

　　笔者近几年去了一些寺庙，也接触了一些出家人的父母，对佛教与世俗的紧张关系感触颇深。一位比丘尼的母亲曾对我说：“我和老伴都快要60岁了，住房、汽车、金钱，什么都可以扔掉，就是这个独生女儿放不下呀!她很漂亮，小学中学的老师都说她作文写得好，上大学后却出家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位高校教师出家后，他母亲声泪俱下地说： “自己是知青，把儿子培养到大学毕业，总算实现了梦想。……如今一生的心血白费了，生不如死啊!”一位僧人则告诉我，他是绝食一周后，母亲眼看着自己快死了，才同意他出家的。

　　出家人与父母亲友的紧张关系是佛教与世俗社会紧张关系的一个缩影，中国佛教与世俗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此，2007年3月22日的《南方周末》在介绍画僧史国良时有一段议论：……放弃父母、爱人和子女，撕裂与这个社会全部的联系。在本土宗教中，佛教与现实的关系最为“紧张”，也许，正是这种“不近人情”的决绝，使得出家事件远比信仰其他宗教更能引起关注和冲击。大多数人对佛教的理解被真正的信仰者称为误解。世俗认为出家是悲观厌世，佛说出家是最积极的人生；世俗认为出家者无情，佛说出家是大孝；世俗认为出家是逃避，佛说出家是进取。

　　佛教的着眼点应该是提高众生的道德素养

　　赵朴初于1981年撰写的《佛教常识答问》一书指出：“且不说今后成佛不成佛，就是在当前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这就告诉我们，佛教应该是人世的，佛教的着眼点是提高众生的道德素养。然而，中国佛教的实际是：寺庵神秘莫测，僧尼独处冥思。长期以来，人们看出家人都是怪怪的。由于佛教与世俗的关系总是那么紧张，人们总是用异样的目光看待佛教和出家人，出家人的父母亲友老是站在佛教的对立面反对子女和亲人出家，佛教也就达不到提高众生道德素养的目的。佛教无所作为，也就难以改变被边缘化的趋势。

　　何光沪先生在《中国宗教改革论纲》中对佛教的改革设想是“修行而不遁世出家”。他认为：“‘修行’指实践佛法度己度人，非指必须拘守僧尼戒律，‘不遁世出家’指不回避人间疾苦与对家庭社会的责任，非指完全抛弃宗教之出世的精神和超越的价值。……就佛道言，鉴于其长期处于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又鉴于其对广大信众长期缺乏教理解说，并实行侧重于出家遁世和法事道场的组织制度，故重点应在学术化(从低层次向高层次，从法事道场向教理解说，从维持礼仪形式向研究学说义理转变)以及人世化(如允许僧道婚娶家居，并吸纳在家信徒讲经，以淡化僧俗之别；接受现代社会规则，增加社会服务工作，以进入并影响世俗的社会文化等等)。”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德国学者韦伯曾对佛教救赎的局限性作过评论，他说：“在实践的态度上，佛教将救赎局限于真正走上究极之道而成为僧侣的人，至于其他人，亦即俗人，则基本上无所挂怀。笔者认为，佛教这种以僧侣出家修行为基础而对俗人无所挂怀的态度，限制了自身的社会功能，致使佛教在其本土上一度彻底消失。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历史上，“佛教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并未赢得支配性的影响力”。如果何光沪先生的设想成为现实，那么，佛教的社会功能，佛教的社会地位，僧尼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都将得到较大的提升。

　　长期以来，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佛教意味着离弃此世，出家修行，这是对佛教的误解，而何光沪先生提出的人世修行，与佛教普度众生的精神是相符的。

　　笔者认为，佛不避世，对佛教教义作有益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解读，允许僧尼婚娶，让僧尼做有血有肉的人，主动走进人群，积极投入社会服务，参与公益活动和慈善事业，为提高众生的道德素养作出应有的努力，这是中国佛教的出路所在。只有当父母不再反对子女修行，年轻人修行不必再瞒着父母的时候，人们看到僧尼不再好奇的时候，中国佛教才会有光明的前景。

　　梁漱溟先生说过：“宗教是社会的产物，一切无非出于人的制作。”10多年前，在中国佛教看似发展势头强劲的时候，像何光沪这样的学者能想着中国的宗教改革，这是十分难得的。笔者认为，在宗教改革这一复杂的课题面前，任何人都难以“制作”出十全十美的方案，《中国宗教改革论纲》的意义，不在于其改革方案是否已经完善，而在于作者关注了现实社会，提出了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人性化的改革设想，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致的，必将得到民众的拥护和历史的肯定。中国宗教改革的主体、主力当然是宗教教职人员，但学者的意见、民众的呼声可以使教职人员认识到“中国宗教若不进行改革以发扬其真精神，是没有前途的”，宗教改革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以求得宗教与社会的和谐，从而也求得宗教自身的稳固与发展。

　　僧尼及出家人家庭的现实苦难日益显现

　　笔者曾经问过很多出家人的父母及亲友：“你们为什么反对孩子出家?”普遍的回答是：“孩子太可怜了，他们失去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权利。”的确，僧尼也是人，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我们首先要把僧尼当普通人来看待，给他们以人的权利。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条件“自度度他”。然而，僧尼是最不幸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病了没有医保，贫穷的没有低保，年老的没有养老金。除了不再托钵乞食以外，很多寺、庵还保留着过午不食的传统，僧尼一天只吃两餐，身无分文。他们的精神生活也很贫乏，绝大多数寺、庵没有与社会联网的广播电视、报刊。除了佛教书籍，几乎没有人阅读文学作品，更不用说看电影、看戏了。当然，他们都是自愿的，这是他们的信仰，是他们的追求。然而，如果有人自愿，有人信仰，宗教界就可以不思改革，那么中外宗教史上就不可能出现禅宗的惠能、新教的马丁·路德，宗教也就不可能逐步人性化了。因此，笔者希望专家学者在研究佛教的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应该研究作为佛教实体的僧尼的不幸，研究子女出家，尤其是独生子女出家给其父母亲友带来的痛楚和苦难。

　　目前学者对宗教的研究，往往从哲学、教义的层面去发掘其意义，而对宗教现状有所忽略。如果你深入到出家人的父母、爱人、子女及他们的亲友中间，就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正痛不欲生，佛教的确给他们带来了现实苦难。佛教应该如何缓解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简单一点说就是出家人如何缓解与父母、爱人及子女的关系，值得佛教界思考，也值得宗教学者思考。

　　过去，笔者总以为家庭的巨大不幸是年轻人出家的原因，如贫穷、父母离异等。去寺、庵调查后才知道，其实目前这种情况很少，多数出家人的家庭条件都不错，有的父母是公务员、有的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的父母是企业家。有的出家人本身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读的都是重点学校。现在很多寺、庵对僧尼起点学历的要求是高中毕业，初中毕业生想出家是非常难的。这说明佛教界及其出家人中有许多新情况值得我们去认识，去思考。

　　佛教传人中国2000多年来，在儒释道的交融中，其教义和哲理已有相当一部分融人中华文化和民族传统之中，曾经是一些人的心灵寄托。尤其在灾害频仍的年代，寺庙曾经是僧人求得温饱的地方。把年幼的孩子送进寺庙，曾经使无数饥寒交迫的父母感到庆幸，孩子毕竟有了安身立命之地。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反衬了僧尼及出家人家庭的不幸，他们的现实苦难正日益显现。

　　在今天的中国，为孩子温饱担忧的父母已经非常少了。尤其是东部地区那些“421'’式的城镇家庭，经济条件大都比较优越。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到父亲、母亲，再到一个独生子女，这孩子被寄予了多少期望!孩子出家给多少人带来牵挂，带来打击!父母把子女培养到大学毕业，对子女寄予厚望。子女出家对他们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他们自嘲是“没有明天的家庭”，有的闭门谢客，有的迁移住址。 《南方周末》就曾经报道，中科大毕业的神童宁铂出家后，他父亲害怕在江西老家住下去而移居到了浙江，“躲避着原本熟悉的世界”。在日子越过越好，社会越来越和谐的今天，佛教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人世苦难。

　　王志远先生在《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宗教改革刍议》对人世修行提出了反对意见：在这方面，光沪兄在《论纲》中提到的“人世化(如允许僧道婚娶家居……)”是十分刺眼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佛教决不能向日本佛教学。出家人的超越性，与其无妻无子无家有直接联系。也可以说，僧人如果婚娶家居，在“舍身奉法”这一点上失去了令人敬仰的理由，佛教僧团也就土崩瓦解了，甚至像一部分日本僧人那样成为职业化的骨灰守护人都没有可能，因为中国人并没有将骨灰人寺院保存的风俗。

　　对王志远先生的言论，笔者感到费解，都什么年代了，要求人家“舍身奉法”是不是太残忍了?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称为台湾革命僧的林秋梧就认为，佛法“图谋被压迫者的解放、不自由者的自由，苦恼者的救济”，出家人应该和社会运动者一样，肩负起启发社会大众，追求社会正义的使命。他呼吁僧侣要走人社会，了解时潮，反对死守戒律，拘泥形式，主张僧侣可以吃肉，可以结婚，“独身与结婚是任凭僧尼的把握如何而决定，完全属于私事”。在《从僧尼禁欲说到乌猫乌狗的出现》一文中，他希望“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的出家人，“大胆地出来提倡僧尼实行正式的结婚”。今天，全世界的宗教都已趋向世俗化、人性化，大陆很多学者在呼喊“走出中国佛学的现代困境”，台湾学者李元松也主张在“七情六欲中修行”，“重视世俗的责任义务”。王志远先生为什么不顾世俗的苦难，一定要死守教条呢?在自己日子越过越好，并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善良的人们对佛教改革、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应该有较大的心理包容度，而不应该死守对于佛教的传统认同方式，强调僧尼守戒、无妻无子无家、 “舍身奉法”。

　　叶小文在《“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题解一“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答问之二》一文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宗教是如礼如仪，司空见惯的东西。”的确，目前世界上多数宗教经过改革，都已经如礼如仪，融人社会。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教徒，对来世、对彼岸的追求都以不妨碍现世的幸福为前提，而中国佛教仍然要求僧侣以现世的苦行为代价。笔者从报纸上读到，辽宁的大悲寺，僧人穿百衲衣，不捉金钱，日中一食……僧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大部分是大学生，出家前有医生、记者、工程师、画家等，“这里很多僧人燃指供佛，有一位僧人燃掉了整个食指，骨头烧裂，骨髓喷出。读到这里，笔者不禁痛心疾首，灾难深重的中国僧人啊，你们何时才能构建起在世俗社会司空见惯、如礼如仪的高尚情操呢?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26日《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谈话》中说过：“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笔者认为，自残是宗教狂热的一个侧面，只有远离残忍，宗教修行、宗教道德才能度己度人，达到“即心即佛”的境界。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深人人心，佛教与世俗社会之间、僧侣与其父母亲友之间的距离将会越来越大。如果不改革，佛教教义将越来越不得人心。

　　宗教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世俗化人性化的过程

　　王志远先生强调一部分日本僧人是职业化的骨灰守护人，其实是对日本佛教的一种偏见。在日本，佛教已融人社会，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日本佛教界办了不少大学，如大谷大学、龙谷大学、福祉大学、受知学院大学、花园大学、野山大学、大正大学、佛教大学、东洋大学等，此外还有不少佛教宗派创立了中小学。这些由佛教各宗各派创立的学校，除讲授宗教学以培养人才外，也广设文理其他学科以培养文教科技人才。同时，日本佛教学者通过到欧美、印度、斯里兰卡的留学考察，并通过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对佛教采取西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据《环球时报》关于日本和尚生活丰富的报道，“在日本，僧侣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业，被认为是睿智、博学的象征”，“日本和尚娶妻生子戒律不禁，也可以吃肉。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父亲就是和尚”。

　　日本佛教界所取得的成绩，与历史上日本佛教教职人员的睿智是分不开的。19世纪下叶，日本“明治维新”时，明治天皇颁布《神佛分离令》，“规定僧侣是一种职业，应称姓氏；解除官府禁止僧人食肉、娶妻、蓄发的禁令等”。据日本学者铃木范久《宗教与日本社会》一书介绍，“神佛分离”中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居住在神社里的僧侣全部还俗。当时，佐度寺院的佛像也被投弃到了池子里。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日本佛教界人士发起了新佛教运动，主张社会性，自由研讨，打破制度、仪式的旧习。《宗教与日本社会》指出：“新佛教运动和精神主义运动，是对‘葬式佛教’而礼仪化了的‘旧佛教’而进行精神、社会革新的运动，是受了基督教影响的运动。”

　　笔者认为，日本的新佛教运动，是直面社会变革的一种调适，可以为佛教自身的生存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中国佛教也曾有过改革，民国时期，“在西方基督教和日本佛教的启发下，杨仁山、太虚、欧阳竟无等大德，对中国佛教的积弊进行了反省批判，太虚、常惺、曼殊等青年僧和以张宗载、宁达蕴等为首的佛教知识青年，对传统佛教消极避世、低俗迷信之弊揭批尤力，太虚法师还提出了人生佛教的改革设想。但就总体而言，中国佛教界缺少的是调适，更多的是死守，以至佛教与世俗的紧张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日本佛教史上，还有更早的革新者，日本净土真宗的开山祖师亲鸾(1173—1262)就娶惠信尼为妻，有子女六人。据日本学者梅原猛著的《世界中的日本宗教》介绍：“亲鸾认为，既然不论什么样的恶人只要念佛就可以得救，那么，吃肉娶妻不是也没有关系吗?他还亲身实践了这一主张。这可是一次了不起的大革命尸由于“亲鸾留下的思想非常杰出”，“在后世逐渐成为净土宗的核心”。作者十分明确地说：“和尚能够娶媳妇，应当感谢亲鸾上人。由此可见，对人性化的革新者，后人是给予肯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佛教已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点，僧侣享受一般公职人员的权利，过着家庭正常生活。日本佛教已成为世界佛教中的一支，他们的做法也影响到了朝鲜和韩国。而今，日本僧人的子女上大学的已相当普遍，大学毕业后，孩子中有一位——通常是长子可以像父辈一样当教职人员，其他孩子则参加经济建设或出国留学。2007年5月4日，温家宝总理视察中国人民大学，与佛教学者方立天交谈时说“佛教是可以交流的”。近几年，韩国、日本佛教界积极参与了中、韩、日文化交流，三国佛教已结成“黄金纽带关系”。又有谁能说日本佛教不正宗，僧人的修行与佛教教义不符呢?

　　宗教史告诉我们，西方宗教现代化、理性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世俗化，人性化的过程。正是基督教的现代化，产生了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新教伦理”。早在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新教路德宗的奠基人马丁·路德就发表了宗教改革三大论著《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基督徒的自由》，他所发起并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整个欧洲。路德认为：“修道士的生活不仅毫无价值，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修道士生活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正是由于他发起的这场改革，使基督新教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神职人员从必须独身，到可以娶妻生子，宗教变得人性化了。王志军在《论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一书中评价说，路德伟大的宗教革命“是人类朝着心灵解放方向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 “奠定了思想自由的深厚土壤，对后来德意志乃至欧洲思想都产生了相当重大、持久的影响”。路德的宗教改革不仅给了自己一个完整的人生，有了妻子、孩子，也使今天的基督教新教的神职人员有了幸福的家庭和光明的前景。我们知道，法国现任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就是神职人员的孩子，她于1954年7月17日生于汉堡一个牧师家庭。现在中国大学生去国外进修，常常有人寄宿在牧师家里。《金华日报》2007年9月29日发表了冯岩的《英国28天》。文中说，刚到英国的时候，他们两个男生两个女生，一起住到当地的一户大家庭里。这个家庭的父亲“在当地的一座教堂中当牧师。母亲则在当地的医院工作。5个孩子……”在西方国家，教职人员早已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伊斯兰教既是出世的宗教、也是人世的宗教，不主张脱离红尘也不提倡苦行，而主张两世兼顾，追求“两世吉庆”。《古兰经》28章77节中说：“你要借着安拉所赐给你的，寻求后世。你不要忘却今生的福分。你要行善，就像安拉对你行善一样。你不要在地上寻求作恶，的确安拉实不喜欢作恶的人。”这就阐明了“两世吉庆”的关系及其追求的途径。

　　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印度教也是非常人性化的。据美国学者休斯顿·史密斯《人的宗教》介绍，印度教把人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徒期，责任是学习；第二阶段是个人婚姻之后的家居期，要承担起对家庭、职业和个人所属社区的责任；第三阶段是退休期，是有了第一个孙子之后，才去思考生命意义、发掘“我是谁”的时期；第四阶段才是云游期。笔者认为，相对于佛教来说，印度教是完成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后再修行的，节奏既明快，又舒缓。难怪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大部分人选择的是印度教而不是佛教。据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介绍，1911年，印度有印度教徒2．175亿人，而佛教徒仅1070万人。笔者认为，佛教受婆罗门教(后演变为印度教)的影响，借鉴了婆罗门教“业报轮回”的教义，但没有重视婆罗门教所蕴含的人生责任和生命节奏，而是过分地强调了“死期不定”，使教徒内心充满焦虑情绪和紧迫感，当只有出家才能缓解焦虑情绪和紧迫感，使心灵得到平静的时候，青年人就义无反顾了，年迈的父母，悲伤的情人，年幼的孩子都无法阻止他们的脚步。

　　事实表明，宗教界对教义的解读和侧重，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有识之士的思考和论述对人间佛教、居士佛教有所侧重，再次打开了人们的思维空间。陈兵建议“打破以山林僧为主导、寺院为中心的格局，加强居士林建设，建立以在家众为主体的大乘菩萨僧团，实行短期出家制”。何劲松认为“将出家修行放在人生的晚期最为可行”，“在培养出家庭的继承者后再走进寂静的森林”， “等到退休之后，再自愿出家”，“佛教必须摆脱狭隘的禁欲主义，采取丰富多彩的传教方式，方能具有相应的竞争能力”。在目前世界性的宗教世俗化潮流中，中国佛教界理应广泛开展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交流，开展与其他宗教的对话，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做法，顺应潮流，给僧尼以婚娶的自由。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佛教自身发展的需要。

　　毛泽东同志1959年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我跟达赖讲过……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120万人里头，有8万喇嘛，这8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岣笔者摘取这段语录，是想说明“修行而不遁世出家”的主张并不是脱离现实的的异想天开，也不仅仅是何光沪、陈兵、何劲松等几位学者的想法，毛泽东同志在将近半个世纪前就有过类似的建议。只是在今天，由于佛教的快速发展，由于出家人中独生子女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由于佛教与世俗关系的日趋紧张，这个问题显得更突出，更急迫了。

　　(责任编辑：又小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