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禅法师的佛教人生观

真禅法师的佛教人生观
　　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 慧 成
　　当代佛教的主流是人间佛教思想的弘扬与实践。许多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以及学术界的专家学者都积极投入这一主流。已故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真禅大和尚是其中倡导与实践人间佛教思想最为积极有力者之一，贡献很大，影响广泛。这既与他亲近现代高僧大德，广学多闻，对佛法的深刻领会有关；也与现代佛教发展的大势和中国佛教协会号召有关；又与他作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的最主要的佛教领导人有关。
　　真禅法师(1916—1995)，俗姓王，名鹤树，江苏东台安丰人。七岁出家，童真人道，功课经忏娴熟。但法师少有大志，并不得少为足，十六岁于南京宝华山隆昌律寺受具足戒后，四处游历求学，遍参诸大善知识。法师先后攻读于东台三昧寺启慧佛学院、镇江焦山定慧寺佛学院、竹林寺佛学院、上海佛学院，以及南京华严师范学院等学府，亲近过应慈、圆瑛、蔼亭、智光、南亭、常惺、持松、震华等大德高僧，后来并有因缘聆听太虚大师的讲学，参与虚云和尚的法会，大师们的言传身教加上自己的谦虚好学，奠定了真禅法师日后住持佛教、弘扬佛法坚实深厚的基础。法师多年恭侍号称华严座主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应慈老法师，亲聆教诲，颇受器重，得其心印，成为应老的人室弟子。因此，法师对华严、禅学、佛教史等有精湛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真禅法师所亲近的许多大德如圆瑛、太虚、应慈、震华等不但精通佛学，修行功深，而且都是人间佛教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如太虚大师还是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佛门领袖，这无疑对法师日后倡导和实践人间佛教思想产生巨大的作用。
　　真禅法师20多岁时即以其学养修为名噪一时，被镇江竹林寺和苏州狮林寺等地礼请为住持僧，并主持竹林寺佛学院，培养了大批佛教人才。其后一直研习教理，办理教务，但因时代因缘关系，影响有限。“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法师与教界其他大德一样，对佛教基本不能有所作为。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后，我国佛教事业进入了恢复与振兴的新的历史阶段，真禅法师养深积厚的德学和爱国爱教的热诚才得到充分发挥。由此可见，佛教的兴衰和个人的作为是与国家的命运和治乱密不可分的。
　　1979年，上海佛教界公举真禅法师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同年法师荣膺玉佛寺方丈。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长赵朴初居士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报告回顾历史，结合中国佛教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经验和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任务，回答了“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两个当代佛教中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并号召中国佛教界“信奉一个思想，发扬三个传统”。即，“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农禅并举、注重学术研究、进行国际友好交流。通过这次会议，人间佛教思想被确定为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发展的长期指导思想，成为中国大陆佛教现代化的基本方向，极大地推动人间佛教在大陆的发展与实践。
　　《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之后，上海佛教协会作为分会积极响应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真禅法师以巨大的热情领导上海佛教界积极倡导和努力实践人间佛教思想。真禅法师在各种场合，以社会活动、公开讲演、著书立说等方式，主要从佛法与人生、佛教与爱国、佛教与慈善事业、佛教教育等方面，通过对佛教禅、净土、华严等宗派思想的发挥，大力阐述和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全面贯彻执行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和决定。真禅法师实践人间佛教思想的有为事功卓著，史实厉厉俱在，社会上多有表彰，此不赘述。本文仅对法师通过阐述佛法人生观来倡导人间佛教思想的致思路向揭示一二。
　　真禅法师在《放下身心，才能养身》、《佛法与人生》、《佛法与做人》、《佛法与修性养生》等文章中对佛教与人生的密切的关系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
　　佛法就是释迦牟尼成道后所说的一切教法，它包括了各种教义，以及这些教义所表达出来的佛教真理。人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对于生活应该持有的一种态度。换句话说，就是人生在世，究竟应该怎样生活?也就是说，一个人究竟应该如何立身处世?应该如何对待周围的环境?应该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
　　人身的存在是人生的前提，人身观是人生观的一个重要方面。真禅法师的《仁者寿》等引经据典，强调佛教认为，人身难得，人身可贵，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六道众生，唯有人道最易修行成佛。学佛之人，就是要学习释迦牟尼佛。我们凡夫众生都必须藉假修真，因此还须有寿命，有福德才能学佛。从世间法来讲，做利生事业，必将得到丰硕的果实。
　　基于对人身的这样一种认识，真禅法师提出一套养身、养生观念。《放下身心，才能养身》一文中，法师先肯定养身(包括养生)方法因人而异，论述到一般人都了解的按时作息、劳逸结合、生活淡泊、饮食有节、适当锻炼等原则，述及拜佛、参禅、打坐对养生的意义。法师特别强调佛教的无常、无我观，六度和慈悲的菩萨精神对养身(生)的重大意义。佛教认为，一切都是缘起的，都是由各种因素、条件构成的，不是一厢情愿能主宰解决的；一切都是无常的，都是顺着条件的改变而转化的，不可能永久不变。我们的身体、生命，我们拥有的一切，概莫能外。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过分执著我们的身体、观念及所拥有的权势、名利，就不会太在意我们遭遇的顺逆；我们就会保持乐观豁达，坦荡无优的思想情绪，处于顺境时不盲目狂妄而是居安思危，处于逆境时不悲观绝望而是振奋精神；当我们遭到别人误解、委屈时，更要有修持禅定的功夫和忍辱的精神，但这要般若智慧观照，远离一切相，不著一切相，才能做得圆满，做到“人不知而不愠”，“无故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而不惊”。而且有此佛法修养时，去除我执和法执，就能身心泰然，在为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奉献时，在修学佛法，为佛教事业献身时，毫无勉强，反而身心都感到无比的愉快和踏实。人于修学佛法时，真切体会，活学活用，不仅是修出世解脱，而且能大有益于养生健身，有益于成就世间有为事业。了解真禅法师的人都知道，这些对他来说并非抽象的道理，而是法师实践得来的切身体会。因此，法师得出结论说，“真正做到养身，要先放下。放下身心，不执不著，无我我所，离欲离染，如此才能滋养生身和净化色身。这是幻化空身即法身的养身辩证法，即是禅家的本地风光。否则，当一名守尸鬼，永不见佛”!
　　这里，真禅法师把佛法、养生和人间事业冶为一炉，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者见深，浅者见浅。现在人重视养生，但对身心的互依重视不够；重视进取，但对巧用因缘，进退适时重视不够。不是偏于忽视糟蹋人身人生，就是偏于执著人身人生，这样的人应能从法师的论述获得启迪，使身心安乐，人生自在。
　　如果说《放下身心，才能养身》一文中，真禅法师从个体人生的角度概论人间佛教的人身观和人生观，那么法师《佛法与人生》一文则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综述佛教的人生观。
　　真禅法师说：“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佛法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广度众生，利益人群。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佛法主要是解决人生问题的，并不是在人生问题之外，另外再去解决什么问题。”在此，法师把人生问题提到“佛法最根本的目的”的高度，而这里的人生不是遗世独立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生，而是人间的人生，人群中的人生，度众的人生，利群的人生，所以这个人生佛法就是人间佛法，人间佛教的思想。也由此可见法师倡导人间佛教的力度!法师谈人生问题，在坚信生死问题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地提出以下几点：
　　首先，佛法要求我们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国家，正确地对待人民群众，因而提出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基本教义。所谓“庄严国土”，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在今天来讲，就是要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所谓“利乐有情”，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给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利益和快乐，也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其次，佛法要求我们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人民群众，因而提出了“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的教义。这“五戒”、“十善”，就是要我们不做任何坏事、恶事，我们佛教叫作“诸恶莫作”。能够做到这样，就是净化了自己。
　　所谓“四摄”，即布施摄(若众生乐财则施财，乐佛法则施佛法)、爱语摄(随众生的根性善言慰喻)、利行摄(做利益众生的种种事)、同事摄(亲近众生，同其苦乐，随机教化)。这是为了摄受众生，使之生起亲爱之心而皈依佛教应做的四件事。
　　所谓“六度”，即布施度(对治悭贪，消除贫穷)、持戒度(对治恶业，使身心清凉)、忍辱度(对治嗔恚、使心安住)、精进度(对治懈怠，生长善法)、禅定度(对治乱意，使心安定)、智慧度(对治愚痴，开真实之智慧，即可把握生命之真谛)。这是大乘佛教六种成就佛道即从生死之此岸到达涅檠之彼岸的方法或途径。
　　这“四摄”、“六度”，就是要我们广作利益人群的一切善事、好事，我们佛教叫作“众善奉行”。能够做到这样，就是利益了人群。
　　第三，佛法要求我们以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人间乐土，因而提出了“农禅并重”的教义。“农禅并重”，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农”系指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劳动，“禅”系指宗教学修。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我们佛教徒，在进行宗教学修的同时，要发扬古德提倡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其他为社会服务的劳动。作为我们佛教徒个人，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工作，做到自食其力。作为寺庙，则要依靠生产、服务收入和其他收入，做到以庙养庙。
　　同样，在进行生产劳动的同时，作为佛教徒，还必须坚持早晚课诵、过堂用斋、修禅学禅、讲经说法、半月诵戒、冬季打七以及在佛教传统节日举行法会等。通过种种修持，来净化自己的身心。这种“农禅并重”的教义，主要是对我们佛教徒讲的，但其基本精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适用的。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工作，做到自食其力等等。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到的。
　　第四，佛法要求我们发扬大乘佛教慈悲众生的精神，因而提出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教义。所谓“四无量心”，就是“慈无量心”，即考虑如何为众生做好事，给众生以欢乐。“悲无量心”，即考虑如何拔除一切众生的苦难。“喜无量心”，即见到众生离苦得乐，感到喜乐。“舍无量心”，即对众生无憎无爱，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本是佛教徒为普度众生而应该具有的四种精神，但对一般人来说，这种精神也完全适用的。如果我们的社会，人人具有了慈、悲、喜、舍的精神，都能为别人做好事，给别人以欢乐，千方百计解除他人的痛苦，见到他人离苦得乐就欢欣鼓舞，对待一切人都不分亲疏，那样的社会，该是多好啊!
　　第五，佛法要求我们广作资生福利事业，因而提出了“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的教义。所谓“四重恩”，即父母恩、众生恩、国主恩和三宝恩。所谓“三涂苦”，即火涂苦(地狱道苦)、刀涂苦(饿鬼道苦)、血涂苦(畜生道苦)。这里所讲的“报四重恩”、“济三涂苦”，都是资生福利事业。《法华经》说：“资生业等，皆顺正法。”《大智度论》也说：“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这都是说，以一切衣食住等资助他人之生命者，就是佛所说的正法，也就是成佛之道。
　　资生福利事业，不仅直接利乐众生，而且有助于道德的提高和完善。我们佛教徒救济伤残、衰老、孤儿、寡母等不幸者的义举，不仅是佛教慈悲情怀的流露，也体现出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舍己为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展现了人性的美好与尊严。所以，资生福利事业，是内益于己，外益于人，生益于时，死益于后的伟大事业。它既体现了佛法的根本精神，也适应了新时代的道德要求。因为，通过这一利生实践，有助于形成有难共当、有苦共担的社会风尚，有助于创造和乐共处、相亲相爱的社会氛围，可以引导人们向善、向上，从而使整个社会变得更文明、更美好。
　　另外，真禅法师佛教出家僧人并非对国家、社会漠不关心，而是以“出世的精神，作人世的事业”。佛教界的许多高僧大德包括法师本人每年要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政、议政，参加各种会议，共商国家大事。常常要出国弘法访问，对发展中外文化交流，增强国际间的友好和团结。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佛法对国家和人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真禅法师在这篇文章中较全面地概述人间佛教的一些具体内容，对其中某些方面做了既契合佛陀本怀和佛教经义，及佛教优良传统，又适应新时代，具有时代特征的解释。如法师把“庄严国土”解释为建设国家，把“利乐有情”解释为为人民服务；把“农禅并重”中的“农”发挥成一切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劳动，“禅”系指佛教的宗教性学修。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这样，法师就通过对佛法人生，即人间佛教的阐述把佛教的爱国和爱教两者有机地结合一个整体，人间佛教思想也由此凸显得非常具体、丰富而又深刻。
　　真禅法师不愧为华严座主的高足弟子，对华严有着精湛的研学修习，一个“养身”，一个“人生问题”，一个“人间佛教”到了他这里就个人与社会、佛法与世法、人世与出世无不包括无遗，圆融无碍。真是一即一切，事事无碍的华严境界啊!
　　《佛法与修性养生》中真禅法师揭示出这样一个观念：“修习佛法中的禅定，能明心见性，趋向真如，也能修性养心，除病健身。”认为“修习佛法中的禅法，能够摆脱客观世界对精神世界的支配，能够超越自身生理机制对于情感欲望的制约，造成一种不受客观环境和主体情识左右的精神境界或心理状态。因此，禅法能显示出人的主观方面对于整个精神世界可能起到的巨大的能动作用，它有助于丰富人们对于认识主体的理解，全面估价主客双方在认识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修习禅法，有利于身心的协调发展，为健康的精神所必需。只要引导得好，可以使心理调节到最佳状态”，“现在国内外一些人士将禅法引人心理治疗，作为修性养生的一种方法，方向是对头的，方法是正确的”。这是对《放下身心，才能养身》文中观念一些补充。前面一篇是论端正知见、智慧观照对身心修养的积极意义，此篇则是论修习禅定对身心修养的积极意义。佛教讲定慧双修，不可偏废；又讲定慧不二，即定之时慧在定，即慧之时定在慧。因此，究竟处无不圆融完满。
　　《佛法与做人》中真禅法师介绍了圆瑛和太虚两位前辈大师对佛法如何教人做人，做人的标准是什么，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等等的阐述。法师从佛教缘起论的出发，说到社会成员之间互助互利，即世间所说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必要性。因为社会的任何一个成员“如果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民的奉献，就难以生存”。“既然社会与人民奉献于你，使你有吃有穿，有住有用，那么，你就应该考虑如何去回报社会，回报人民”。“在整个社会大家庭中，只有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广泛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他人，整个社会、他人，才会在你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义不容辞地伸出友谊之手，把温暖送上你的心坎”。真禅法师在此通俗地阐述了佛教缘起的人生观和报恩的人生观。从缘起无我角度看，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可说是互为恩人的关系，因此每个人都应树立起感恩和报恩的观念。从人生观角度考察佛教，法师认为“佛法就是教人如何回报社会，如何回报人民，如何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人”。“大乘佛法的根本精神，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去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缘起观念是佛教中的一个根本的普遍适用的观念，自然也适用于人生。这种缘起报恩的人生观也就是大乘佛教所提倡的“自利利他”。要做到“自利利他”，首先要“利他”，即要把个人的力量，毫无保留地献给大众的利益。社会上每个人都能够“利他”，即都能为他人利益而献出自己一切的时候，也就达到了每个人的“自利”目的。要做到“自利利他”，要为别人作奉献，要在人生道路上更进一步，就必须努力工作。佛法中有句名言，叫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可说是佛法教人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从整个人类社会着眼来论佛法人生观，则人间佛教的思想就是佛教的做人观了。
　　如果说真禅法师在《佛法与人生》中直接叙述佛法要求我们对社会如何尽责任，那么《佛法与做人》则是通过佛教缘起理论的大致分析告诉我们为何要对社会尽责任。两文正可相互补充，相互阐发。知见很重要。如果道理上不能说服自己，做起来可能就有些勉强；一旦道理上说服了自己，做起来就理直气壮、心甘情愿。所以真禅法师在分析了缘起报恩的佛教人生观后说，“我们要把工作视为一种人生的必需，这样才能主动地、积极地去干各项工作。才会感到干任何繁重的工作，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所谓乐在其中”。
　　真禅法师的这些文章从佛法的立场既阐述了养身的观念，又阐述了修心的观念；既阐述了个人修养的观念，又阐述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既阐述了如何做人，又阐述了为何这么做的道理；既从理论上做了阐述，又在实践方面提出一些纲领性的要求。佛教缘起无我的观念、无常变化的观念，菩萨大悲利人的精神等都决定了佛法的人生观是重视而不执著的人生(含人身)观，是平等缘起的人生观，是互助报恩的人生观，是利人而自利的人生观，是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的人生观。“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是佛法人生的理想，也是实现理想的通途。国土是个人的国土，更是众生的国土；有情既指个人，更包括一切众生。个人与众生、国土与有情都是互为缘起的。佛法的人生观虽不反对求生他方净土，但更提倡建设人间净土。这些是真禅法师的佛法人生观的基本观念。法师其他有关人间佛教的思想都可由此出发展开论述，如爱国主义思想属于报恩的人生观，热心社会公益福利事业正体现菩萨大悲利人的精神，等等。
　　真禅法师的佛法人生观，也可称为佛教人生观，是继承近代以来一些高僧大德的观念，响应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顺应时代的要求，结合自己的修学而加以阐述和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可贵的是其佛教人生观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停留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法师也许说不上有太多、太高深的独创，有很严密庞大的体系。但是，佛法不贵标新立异，不贵谈玄说妙，而贵在切实地自利利人，如何“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才是根本!作为佛教徒，不违佛陀利生本怀和自身信仰，又能根据因缘时节，弘扬佛教普利人群，这是最有意义的事业。真禅法师最后的十几年正是从事着这样最有意义的事业——倡导和实践人间佛教思想。法师的事业正被其后继者所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泽被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