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城:黑水死城之二
黑城:黑水死城之二
作者:Е·И·鲁勃·列斯尼切

摘要:西夏的艺术成就与佛教在西夏国的盛行有着密切关系。黑水城出土的大量佛教画像塑像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西夏人的星相崇拜又反映了他们对天体的认识。明朝初年,黑水城历经战乱,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水源枯竭,逐渐被人们废弃,成为一座神秘的死城。
关键词:西夏艺术;佛教;星相崇拜
中图分类号:K928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5)02-0016-10
六、西夏的艺术
佛教在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藏传佛教在10世纪时从吐蕃传到了西夏,最初是在党项贵族中间流行,后来才开始在民众当中流行起来,它逐渐替代了党项人早期所信奉的原始宗教——苯教。佛教承认现实社会的不公平,宣扬为拯救灵魂而超脱尘世,它很快就被急欲巩固自己统治权力和显示其统治地位合法性的新兴的西夏统治阶级所接受。西夏人在其境内修建了众多的佛教寺院,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都城兴庆府附近的高台寺和甘州境内的卧佛寺。马可·波罗曾参观过卧佛寺,他在《马可·波罗行记》中写道:“这里有很多的佛寺,每座寺庙中都有很多造型各异的佛像,有的达10步高,佛像的制作材料有木雕、泥塑和石雕之分,且所有的佛像上都有镀金,塑像刻画得个个都栩栩如生……人们向佛像奉献隆重的祭礼和各种各样的贡品。”①
由于佛教徒、首先是以西夏皇室成员为代表的西夏贵族佛教徒的贡奉,西夏的佛教寺院中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有一所佛寺在题记中曾经记载:“一座佛塔修缮完毕以后,皇室拨款黄金15两,白银50两奖励有关人员。并赐轻柔丝绸、塔夫绸、仿锦缎织物、70对各式旗幡、钱1千缗,用于给赏寺院普通僧众。除此以外,还赐钱1千缗,谷物1万斗(斛)供寺庙日常度用。”克恰诺夫《西夏佛教历史问题研究》,载《远东》论文集,1961年,莫斯科,第185页。经查,汉文内容如下:施舍给佛之常住:黄金十五两,白金五十两,表里罗帛六十段,锦罗杂绢幡七十对,千缗钱;僧之常住:四户官作,千缗钱,千斛粮食。原文见《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此外,各个佛寺中还收藏有大量的文化艺术珍品。著名的佛塔中就发现了如此丰富的藏品,而它只不过是边远州府规模不算宏大的佛寺中的一个藏宝库而已。
黑水城著名的佛塔中发现的佛教画像,大多属当地画师的作品,这批藏画对于我们研究中亚佛教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俄国杰出的东方学家、无与伦比的佛学研究大师С·Ф·奥登堡对黑水城发现的各类神像画进行了描述,并指出了这批藏画对研究中亚佛教的历史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奥登堡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总结和揭示了西夏绘画不同于吐蕃绘画和中原绘画的风格和特点。在这批藏品中有很多所谓的旗幡画,这是一种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张挂的画像,上面绘着佛传故事和传法故事。黑水城发现的旗幡画大多是绘制在粗麻布上,很少有绘制在丝绸之上。与现代的西藏画师一样,西夏的画师先把画布绷在画框上,再在画布上涂上一层厚厚的胶和粉,然后很小心地把底色打磨光滑,再用针在画布上刺出画像的轮廓。西夏的佛像画严格遵循着佛教造像仪轨的要求,因此画师在绘制佛像时,会使用图案模板。绘制佛像时,一个小小的疏漏和失误,都会被看作是很大的罪过,认为这样的画像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圣洁和法力,科兹洛夫的西夏藏品中就有一块这样的图案模板。有时候画师们也会使用圆点漏印图案模板,就是上面钉有小孔的图案模板,画师往小孔中撒上颜料,在画布上留下轮廓的印痕,然后画师用红线或黑线把针刺出的点或颜料的印痕连接起来,勾画出佛像的轮廓,之后,才开始用颜料为画像上色。通常先描绘出主尊佛像,然后再描绘次一等的肋侍神像和背景图案等。画面上特别重要的部分,比如说佛的面部,要选择特别吉祥的日子来描绘,还必须要有僧人在场高声诵读经文祈祷。佛像画好以后,用红、蓝、黄三色的布料或丝绸给画像镶边,这三种颜色的镶边就象征着天上的彩虹。
西夏的佛像画在结构和外观上都十分的有趣。它在结构上讲究严格对称,且较为程式化和概括化。通常,画面上有三个形象,中间绘一位主尊,上方和下方都绘有边饰,佛像的姿势或立或坐,面朝观众,画面上的形象都非常的鲜明突出。为了严格遵循佛教造像仪轨,西夏的画师们十分注重佛像画的准确性,他们用鲜艳的色彩涂饰佛的形象和所描绘的物品,画面上没有中间的过渡色调和阴影,从而使创作出的佛像画色彩非常艳丽,极具装饰效果。
公元前6世纪,诞生于印度的佛教在经过漫长时期的发展以后,演化出了庞大的诸神群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神灵是从其它宗教信仰中借用过来的,西夏人也同样在佛教诸神灵当中添加了一些本民族信奉的神灵。
在西夏的佛像画当中,诸神周围都绘有花纹图案或鲜花组成的彩环,以显示神佛的圣洁。莲花象征着佛的诞生,并充当佛的宝座。佛的姿势称作“阿散那”,佛的手势(或手印)称作“穆德拉”。这些都必须严格遵循佛教造像仪轨和度量经的要求,并各有其隐含的意义。例如不同的手势象征着不同的意义,如沉思、教导、仁慈等。佛的手中持不同的标志物——法器,如象征雷电的金刚杵、紫金钵盂、颅骨碗、弓箭、矛、书籍等等。佛的身色、服饰的颜色和法器都具有其象征意义,甚至具有某种神奇的法力。
佛教中最主要的神即是佛,佛教教义说: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降临人间,宣讲佛法真谛,普渡众生。西夏佛教对世间佛极为尊崇,佛像画中对这些世间佛的形象也多有描绘。据说,这些佛曾经在人间生活和修行,人间的最后一位佛是释迦牟尼佛,他在人间以乔达摩王子的身份出现。西夏佛教还认为,五方世间佛对应于五方天佛,每位佛都有其特定的姿势、手势和颜色。
黑水城发现的佛像画中以释迦牟尼佛像为最多。释迦佛的画像一般都是描绘佛大彻大悟后,获无上觉、得成正果时坐在金刚宝座之上,因此他又被称为“金刚座佛”。这尊佛像的身体一般描绘成金色或黄色,内穿红色僧衣,右肩袒露。为了强调佛的禁欲特征,佛身上无任何装饰物,他外穿百衲僧袍,腿上放着降魔金刚杵,头顶上方通常绘有五尊小佛像,下方有一排跳舞的女性神灵形象,下边角处还绘有坐着的僧人。
黑水城出土的佛像画中常常会见到药师佛的形象,吐蕃的医药僧人对这尊佛特别的尊奉,大概额济纳地区当时也有不少这样的医药僧人在活动。药师佛的身色为蓝色,他手持榄仁果(也称作“药稞子”)和药碗,佛的两侧侍立着日神和月神,佛上方绘有七尊同道小佛像。
黑水城出土的佛像画当中还有一些菩萨画像。按照佛教教义,菩萨只需再经过一次转世,即可成佛,他们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渡众生。他们的形象就像是世俗世界中印度的王子,头戴冠冕,手上和脚上戴着臂环和脚钏。轻柔透明的饰有绣花的服装一直掩盖住了菩萨的双脚,肩披围巾或羚羊皮。菩萨当中描绘最多的要数观世音菩萨,他是五方天佛中西方佛阿弥陀佛的弟子。阿弥陀佛的身色为白色,头戴冠冕。根据传说,此菩萨是与一朵莲花一同降生人世的,为的是避免人世间的痛苦。他声称,在众生没有进入最高觉成为佛陀之前,他拒绝转世为佛。有一部佛经在讲述观世音菩萨的使命时说:“他拥用广大智慧,他发现人间有无数的痛苦和悲伤,因此他成为救世主式的神,在人间救苦救难,渡化众生。”[1]在著名的佛塔中发现了几幅“十一面观音”画像。观世音经过最后一次的转世,已获得了最高觉,就可以成佛。但他回首人间,看到人间还有无数的苦难,觉得十分震惊,他因怜悯众生而痛哭过度,头颅崩裂成了十块。他的导师阿弥陀佛用每一块头颅碎片为他各塑了一个头颅,再照自己头颅的样式为他又塑了一个新头,于是他就成了十一面观音。
佛像画中还有弥勒菩萨的形象。弥勒菩萨被描绘成金黄色,头顶上戴有一座小塔形的装饰物,他是人间最后一世佛——释迦牟尼佛的继承人,也就是未来佛,释迦佛选他作自己的继承人,并把自己从天上降临人间之前所戴的冠冕戴到了他的头上。按佛教理论,弥勒佛在人间出现时,他将重新传播佛法。还有一个传说,弥勒出世时,为显现奇迹,劈开耆舍崛山上的狼迹山,取出了藏在山下的释迦佛的僧迦梨和紫金钵盂。
黑水城佛像画中还有很多其它的菩萨像。有一组女性神灵的画像,有象征慈爱的度母像,有象征爱和财富的作明佛母像,她手持一把彩色的弓箭。
佛教诸神当中,除最为主要的佛和菩萨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神灵。他们常常有很多的头和手臂,看上去非常可怕、狰狞。大概,把这些神灵描绘得如此可怕与古代广泛流传的迷信思想有一定的关系,神既然能够创造美好的东西,他拥有了四支、八支甚至上千支的手臂,就能够相应地增加自己的法力。佛教中的护法神和天神都属于这一类神灵。传说,天神居住在宇宙的中心,他们守护着四大部洲通往天国的大门,阻挡住恶魔和鬼魂,防止他们进入天国。他们被描绘成凶神状,身披铠甲,全副武装,他们的外形凶猛而具有震慑力。
北方天神毗沙门天王的形象是骑狮子、穿金甲、戴金盔,手持虎头旗和吐宝兽,他周围的侍从们骑着白马。
西夏人与以后的蒙古人和藏族人一样,每一个佛教徒都有一尊自己的本尊保护神。他们在选择自己的本尊神时,有的终身不变,而有的为了达到某个目的,会临时选择一位护佑神。要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祈祷护佑神大发慈悲,保佑自己。如果在宗教仪式中,护佑神能携同其配偶一同出现的话,那就更会法力大增。画像中,金刚通常是与其配偶明妃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些神灵能驱逐给人类带来各种灾难的恶魔,因此这些神的外貌和姿势都较为可怕:多头、多臂,束虎皮裙、戴冠冕和骷髅饰物。他们面目凶恶,呲牙咧嘴,头发蓬乱竖扎,背景图案多为火焰或坟墓,野兽撕裂着死尸。这些天神常常踩在仰面朝天、伸展四肢躺在地上的恶鬼身上跳舞。
与护佑神画像相类似的还有保护信仰的护法神。护法神也被描绘得形象可畏,身上缠着毒蛇,戴骷髅饰物,其中最为常见的是金刚亥母像。她被描绘成一位极其丑陋的红皮肤女性,除了拥有人面以外,她还有另一幅蓝色的猪面,她脖子上挂一串颅骨项链,一手持用儿童腿骨制成的、顶端饰有颅骨的天杖,一手捧盛满鲜血的颅骨碗,另一只手挥舞着剥皮刀,踩在恶魔的身体上跳舞。
按佛教的理论,人如果在这一世造孽,来世就会变成饿鬼,他们因为贪婪和吝啬会受到惩罚。他们的喉咙会变得窄细如同稻草杆一样。黑水城还发现了一幅很有意思的“饿鬼图”,但可惜仅残存一半,并不完整。蓝色的饿鬼形容枯槁,大大的肚子,呈蹲坐式,手持碗、勺,碗里盛有米饭,他徒劳地想把饭吃到嘴里,以解除饥饿,但他却无法下咽。饿鬼的故事成为僧人手中用来恐吓信徒,勒索供奉的强有力武器。
在佛教历史上法师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创立了众多的教派,佛教徒尊敬他们,因为他们知识渊博,生活纯洁,在民众中积极弘扬佛教。高僧大德的画像如同佛像一样受到佛教信徒的供奉。
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关于西夏佛教流派及其创立者的相关情况,所以我们无法把黑水城著名的佛塔中所发现的一幅富丽堂皇的法师像同历史上的哪一位具体人物联系起来。画面上,法师坐在圣洁的莲花座上,座椅两侧有大象作支撑状,象背上各立有一只金色尾巴的鹿,这使人想起了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初传佛法时的情景。这幅画用精细的笔法描绘了法师的面部特征:薄薄的嘴唇,轮廓分明的鼻子,秃头顶,高额头,稀疏的胡须。使人感觉到这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法师,他聪慧,睿智,意志坚定。画像下角绘有一对祈祷的夫妇,大概是富有的西夏供养人的形象,是他们发愿捐助绘制了这幅法师像。
在著名的佛塔中还发现有坛城——曼佗罗。坛城的大圆圈内画一个方格和一个由很多形象排列构成的T形图案,方格内还画有一个小圆圈。按佛教徒的理解,坛城就象征着宇宙,圆圈的中心即是宇宙的中心,这里通常绘有某尊神及其肋侍天神,该坛城即是为这尊神所修造。在按照宗教仪轨祈祷作法时,僧人焚香、念咒、献祭、恭请神灵。在进入宗教颠狂状态以后,法师认为他已是神灵附体,就开始传递神的教诲。
佛塔中发现缂丝制作的装饰画“绿度母像”,可称得上是藏品中的一颗明珠。这幅作品是中世纪纺织艺术品中独一无二的稀世珍宝。度母的形象早在西夏建国之前就已成为藏传佛教中主要的女性神灵,传说她是从观世音菩萨的泪滴中生化出来。由于怜悯人类,她能带领人们越过无尽的轮回而达到彼岸,因此她被称作是“慈爱度母”。她同观世音菩萨一道保护着人类,只要信徒念动咒语,就可以请她出来,消灾避难。根据传说,空行母喜欢住在金光闪耀的布达拉山的第五重高峰上,她从那里可以看到人世间的悲苦。有一首古老的诗歌唱道:空行母能红如太阳,兰如宝石,白如海上的浪花,灿烂如同黄金。而度母像中以绿度母的形象最为普遍。按藏传佛教的理论,绿度母以尼泊尔公主的身份来到人间,成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妻子。在度母像上,她坐在安放在蓝色壁龛中的莲座上,壁龛上端垂有珠线,度母一腿下垂,踩着莲花,手中持一朵莲花,画像中部绘有以山林为背景的五方天佛,下部织有另外两个女性神灵,站在无忧树下。画像的上、下两端都缝有花纹镶边,上面织有佛教中的一种低级神灵——空行母,站在莲花之间嬉戏、跳舞。“绿度母像”的制作工艺十分精细,工匠使用了十多种颜色的丝线,可惜现在已经大为褪色了。颜色以兰、绿和黄色系列为主,符合藏传绘画中度母像的造像仪轨。这幅缂丝作品大概是工匠仿照吐蕃或西夏的佛像画织成的,它很可能先是作为贡物献给了西夏王室,后来流落到了黑水城附近的一所寺庙中。
在科兹洛夫的藏品中佛教雕塑作品也占有相当的比例。西夏的佛教雕塑,有的是用粘土雕塑、有的是用木料雕刻、有的是用青铜浇铸。而大部分运回俄国的塑像是用粘土塑造的。
黑水城发现的泥胎塑像,基本上是用木料作骨架,上面缠以麦草绳,然后在上面涂上几层泥,为了结实起见,泥里还掺有棉花或麦草。塑像身体的某些部分,如手、耳、装饰品等,先利用模具塑造出来,然后再与塑像拼合起来。佛头上的第三只眼,它象征着佛的智慧,称作“乌尔纳”,通常用琉璃或仿宝石制成。制作好的塑像经彩绘以后,供在祭坛上面。
佛教诸神的塑像也是严格遵照佛教造像仪轨和度量经的要求来塑造的,他们的大小规格、姿势、所持的法器、头和手臂的数目,甚至脸上的表情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允许有所更改。黑水城发现的诸神雕像,与佛像画中表现的诸神基本上是一致的。
黑水城出土了一尊双头四手的镀金佛塑像,蓝色的头发,红色的服装。据说有两个穷人发愿,想请工匠为他们塑造两尊佛像来供奉,但穷人没有那么多的钱,于是画匠就为他们画了一尊双头佛像。没想到,穷人见了这幅双头佛像画以后,竟十分喜欢,于是就塑造了这尊双头佛像。
科兹洛夫在这里发现了不少的菩萨、度母、护法神、保护神、守护者以及法师、朝圣香客、供养人和僧人的塑像,而且艺人在塑造法师、朝圣香客、供养人和僧人等形象时,很少受僵硬的造像仪轨的限制。有一尊跪姿的僧人小雕像十分引人注目,但可惜雕像的头部已残。在这件作品当中,西夏艺人巧妙地表现了人身体的协调和匀称,准确地捕捉了这位佛门弟子跪拜时的动态神情。
黑水城出土的某些佛像画,带有明显的尼泊尔绘画的风格,它们以较为自由的对佛像的阐释和发挥、细致的细节描绘而著称。这些画像与当地画派在色彩和光线明暗的运用上都有所不同。有一幅画像的残断上,描绘一位呈坐姿的神灵和他的配偶明妃,这幅画即属于尼泊尔风格的代表作品,它有着高超的绘画艺术水平,显然是受小型彩画艺术风格的影响。
这些藏品在地处西夏北部的边远州府的寺庙中出现,证明了12—14世纪尼泊尔艺术已经传入到中亚和东亚的很多国家。它在13世纪时传入中国,有很多的尼泊尔工匠还在元大都定居下来。
七、佛国净土——极乐世界
如同西夏宗教文化的其它方面一样,西夏佛教也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如前所述,中国皇帝曾数次向西夏王室赐赠佛经和佛像,其中包括《大藏经》、佛像画和佛塑像。
汉传佛教有很多特点,它认为五方天佛之一的西方佛——阿弥陀佛是主要的佛,净土信仰广泛流传,认为阿弥陀佛的信徒会得以超生净土,过上幸福的生活。观世音崇拜在汉传佛教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中国,观世音菩萨逐渐地从男性菩萨演化成了女性菩萨,成为大慈大悲的女神,简称观音菩萨。从黑水城出土的很多观音画像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演化、转变的全过程。
黑水城出土的阿弥陀佛像在表现手法上截然不同于藏传画派的佛像,这些画像常常并不完全对称。佛像是在不用图案模板的情况下绘制出来的,佛的面部基本朝向观众,稍稍侧转,也有的面部是侧向一边,头微微下俯,衣服上的褶皱在身体上流畅地飘动,就好像佛是在临空漂浮一般,生长在海浪、云彩和薄雾之间的奇花异草环绕佛的四周。这些形象并没有用艳丽的色彩来描绘,而是用柔和的过渡色调描绘出来。
中国的汉传佛画像如同整个中国绘画一样,极为注重线条的运用,有很多画像,画师在安排景物描绘的时候,并不受佛教造像仪轨的严格约束。
中国汉传佛教画像中最为常见的一个情景,就是阿弥陀佛接引信徒的灵魂往生极乐净土。阿弥陀佛站在莲座之上,从他身上散发出一缕弯弯曲曲的螺旋形祥光,两位手持莲花的菩萨侍立在佛的两旁,信徒的灵魂在莲花上如同新生的婴儿。按佛教的理论,托载信徒灵魂的莲花飘飞到西方净土世界,信徒即可获得幸福,得大自在。西方净土即是未来幸福的保障,它有时被描绘成奇妙飞舞的乐器,根据西夏文献中的说法,这些乐器会不弹奏而自鸣。有些画像当中的极乐世界则描绘得更为详细,画面上有阿弥陀佛与两位肋侍菩萨,还有舞动的乐伎等,附近有一池莲花,信徒死后,他的灵魂或是形如婴儿,躺在莲花之上,或是形如僧衣。莲池上飞翔着各种鸟儿,其中包括传说中的双头命命鸟(或共命鸟),也即迦陵频伽鸟。这种鸟,如果它其中的一个头死去的话,那么它的另一个头也会立刻死去。天国世界里还生活着紧那罗,这是一种鸟足人身、单头或双头的神灵。
黑水城发现的佛像画对极乐世界的描绘,完全符合佛经中对阿弥陀佛净土世界的描绘:
净土国中七宝池,内有八种功德水,其中莲花大如轮,幽幽清香处处闻。还有各色美丽鸟,家鹅、野鹅和白鹭,仙鹤、孔雀和鹦鹉,还有迦陵频伽鸟,昼夜时时传妙音[2](327)。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在其中一幅净土画上发现,有三朵莲花是空的。大概,画师应发愿者的邀请完成此画,并为发愿者及其家人预留出了往生极乐净土的位置。
八、星相图
与古代许多民族一样,西夏人也相信人的命运与天上星体的运行位置有一定的联系。这种信仰夹杂以中国、印度的天文知识,就形成了西夏混杂的星曜崇拜。西夏有观测星象的术师,人们认为这些术师具有特殊的法力,能够攘除星曜带来的不幸和灾祸;西夏有很多大的从事星曜崇拜的场所,国家还设有专门的观测天象的“史卜司”,类似于中国宋代的“司天监”。
星曜崇拜就是对星宫和黄道星宫的尊敬和崇拜。西夏人认为,天上的星曜有11个:日神、月神、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以及传说中的星曜紫炁、月勃、罗喉、计都。后一类星曜是根据印度神话演化出来的神灵。
罗喉和计都星曾是一个恶魔,他因偷盗了不死之药,引起了天神毗湿奴的震怒,把他劈成了两半。这两半各自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星体,开始报复向天神告密的日神和月神。每当他们实施报复行动时,就产生了日食和月食。
西夏人认为,紫炁星是木星多余的气体演化而来,是一颗福星;月勃星是土星多余的气体演化而来,是颗灾星,会给人带来灾难和不幸。
为了攘除天体带给人类的灾难,西夏的佛寺中每年要举行一次复杂的宗教仪式,僧人为此要准备坛城,坛城的中心绘有炽盛光佛,四周绘有星曜和护佑诸神,以及鬼怪和恶魔。然后向星曜神灵献上各种各样的供奉。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法师尽量把自己想像成佛,并向世界各处派遣手持武器的忿怒天神,这些天神将四处搜捕各方恶魔,把他们赶到坛城的西南角。在宗教仪轨中,法师依仗着佛的法力,消除灾星通过恶魔所表现出来的灾难和不幸。西夏人相信,通过法术攘除,所有的灾祸都会消除,幸福就会代替灾难,信奉者会多子多福,无病无痛,长寿延年[3](70)。
在黑水城的星曜崇拜图中,星曜诸神都具有人的形象,画像上通常描绘着西方佛阿弥陀佛或者手持法轮的炽盛光佛。作为人间佛的本源,这尊佛处于画面的中心位置,而且比其它形象要大,周围11星曜侍奉左右,佛上方的云彩上面立着的是日神和月神。
我们在一些神像画上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些神灵,这些神像画显然是受中国和印度绘画的影响,并且还具有古希腊和近东绘画的某些风格。
日神作为主要的星曜之一,他代表着光明和阳性的开端,他在画面上一般是以帝王或手持笏板的大臣形象出现,头冠上饰有中国古代象征太阳的三足乌。月神代表黑暗和阴性的起源,以手捧圆盘的皇后形象出现,圆盘中绘有一只玉兔,传说玉兔在月亮上炼制不死的丹药。
在星曜诸神中,土星占有重要的位置。按印度神话传说,他被描绘成一位令人尊敬的老者,通常绘成大地的颜色——黄色,因为土星即是大地之星,他穿着宽大的袍服。佛经上说他拄着长杖,手持象征法力的印信。根据印度的传说,老者头饰上面的公牛就象征着土星。
雪白如昼的金星起源于古代近东和希腊的传说,其形象完全符合佛经中的描述:金星形如女子,穿黄色衣裙,弹奏着琵琶,头冠上饰象征着淫荡的母鸡形象[4](481)。
在中国人的想象当中,木星被看作是掌管诉讼、大赦、惩罚的神灵,他可以保护国家免受鬼怪的侵扰。他被描绘成官吏的形象,其标志物是粗木棍和斩头台,头冠上饰有猪形,这是源于印度神话中木星的一贯性标志[4](485)。
火星为雷霆之神,他与金星一样,也经过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火星的形象是一名武士。佛经中强调说:火星带有铜齿钢牙,呈忿怒相,头冠上饰驴形,穿豹皮护甲裙[4](487)。在有的神佛画当中,火星呈忿怒的武士像,头冠上饰马头或驴头,手持利剑和敌人的头颅。依照中国的星曜学说,火星好比武将,他可助万事,对内执掌官府,对外统领军队。他手持枪、矛、利剑和弓箭,骑马驰骋,如闪电一般。他的旗帜尚在迎风招展,而他已经飞驰而去[4](488)。
水星的形象是一位手持书卷的女性,头冠上饰猴形。传说中星曜——罗喉和计都,形如力士,发间盘蛇,手持宝剑。紫炁星形如持笏的官吏,而月勃星形如长发青年,手提恶魔的头颅。
神像画中与星曜一起出现的常常还有黄道12星宫。有趣的是,在黑水城发现的神像画当中,这些黄道星宫与古希腊对黄道星宫的描绘比较相似,这又一次说明了绘画中融合东西文化的复杂特性。月宫带星宿是28位身穿中式官服的神灵。
在记述星曜对人生命运的影响时,西夏人将这些内容列入颂歌和咒语当中,其中有一首咒语出自《种咒王荫大孔雀经》,以下是其中的一个片断:
星曜拥有奇异而巨大的光茫,他们每天升起又落下。他们宛如手脚齐全的生灵,给世界带来兴盛与衰败。这些巨大而奇异的星曜啊,让他们虔诚地满怀着纯洁的信仰,为我们的神咒而欢喜[3](55)。
九、世俗情节、题材与宋朝绘画
黑水城发现的西夏艺术作品,同中世纪其它任何民族的艺术作品一样,都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在著名的佛塔中发现的数百幅卷子和书籍当中,绘有无数的佛教凶神和善神。佛、菩萨彼此之间有时仅仅以不同的姿势和手印相区别。严格的造像仪轨不允许画师对佛的形象有丝毫的更改,一切都必须按照佛教造像度量经所规定的形象去描绘。但是,绘画与现实生活又不可能完全隔绝开来,所以,画师们在画面上又添加了富有的西夏供养人的形象,他们通常身体矮壮而结实,鼻子轮廓分明,胡须浓密,身穿绿色或黄色的长袍,梳着党项人的典型发式,就是将颅顶头发剃光,额前蓄一绺刘海,两鬓处各垂一条小辫。大家知道,1033年西夏曾颁布过“秃发令”,命所有成年男子剃发,谓之“秃发”。
有些画像当中不仅会描绘神态较为刻板的供养人形象,而且还会表现生动活跃的舞蹈场面。根据史料我们可以知道,党项人是一个喜爱音乐的民族,西夏音乐广泛流传,甚至连威严的成吉思汗也喜欢听西夏乐。所以说西夏的神像画当中经常描绘一些乐器,如箫、笛、琵琶、弦琴、鼓等等就绝非偶然。有一幅画描绘了嬉戏舞蹈的西夏人,其中一人正随着舞蹈的旋律忘情地用手拍打着节奏,这些人似乎是刚刚来到这欢乐的场面,不远处可见到备有鞍鞯的马匹。
在西夏书籍中常常能看到一些取材于生活的插图。有一幅插图上绘着一位剃光头发的高僧,端坐在座椅上面,他周围聚集着一些僧人,而寺庙的庭院中另一些僧人正在忙碌着,一位僧官头目在催促他们加紧工作。偶尔也有纯粹生活化的描写,如描绘党项人赶着牛耕田的“牛耕图”、描绘党项人骑马骑骆驼的形象、带枷锁的囚犯、刽子手处决犯人的情景、屠夫从事着他们在佛教徒看来是杀生造孽的营生。翻阅着这些年久月深,纸质发黄的书页,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800多年以前额济纳戈尔河两岸西夏人沸腾的生活气息。
黑水城发现的远东地区早期制作的版画精品也非常引人注目,其中一部分版画与民间木刻画——年画的发展历史有一定的联系。版画上的形象通常是诸如财神、武圣关帝和著名的仕女等。后一类型的版画,如“四美图”,从题款上看,是平阳城内的姬家制作完成的。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平阳是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国中一个著名的大型印刷中心。画面上四位女性身穿华丽的服装,背景是一座花园,有花丛、假山和拾阶而上的栏杆,每位女性的旁边都题有她们的姓名。它描绘的是中国古代历朝四位倾城倾国的美女:绿珠、王昭君、赵飞燕和班姬,有很多关于她们的传说故事,这四位美女的最终命运都较为悲惨。
王昭君的故事很有意思。中国古代皇帝有很多很多妃子,其中的一些人,皇帝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当时为了和亲,需要为匈奴单于选送一位妻妃,就选中了王昭君。直到临行出发以前,皇帝才第一次见到了她,并为她的美艳所倾倒,于是想索回昭君,留归己用,但强悍的匈奴单于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把昭君带走,留在自己身边。可惜的是,王昭君到了塞外不久就忧郁而终,她的坟墓上常年生长着鲜嫩的青草,即便是干旱时节也是如此。
“四美图”的出现说明了在12世纪以前,版画艺术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画面复杂而讲究,线条清晰而准确流畅,显然出自经验丰富的工匠之手。画中的人物身躯微转、低头抬手,整个画面显得非常生动形象。这幅版画具有显明中国画的风格,布局对称,人物形象排列有序,其姿势、服饰、外貌以及她们圆润的面庞和宽大的腰身,无不体现出中国唐宋绘画艺术的深刻影响。
黑水城还发现了几幅古典传统水墨画,其中包括花鸟和动物的形象,还有一幅宋朝时期的人物画,画面上描绘一位中年男子,穿着用厚重的高档织物制作的棕色长袍,束红色腰带,头戴高耸的黑色官帽。此画系一位无名画家的作品,画家运用了多种绘画艺术手法,精细地描绘出了人物的面部特征和神态表情,巧妙地刻画出了这位病容满面、形态僵硬的男子的内心活动。这位官吏的衣服和头饰是用水墨晕染描绘出来的。
十、西夏灭亡以后的黑水城
西夏在两个多世纪里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就,西夏文字的广泛传播,书籍印刷、绘画、版画艺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由于西夏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13世纪西夏沦陷在了蒙古人的铁蹄之下。1226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进行了他有生以来最后一次远征,彻底击败了西夏国的军队,占领了黑水城,1227年西夏国灭亡。史书中对这些悲剧事件只有寥寥数笔的简略记述:“蒙古主积怒夏国,亲将兵十万来攻。至秦川,德旺遣人撤桥梁拒之。蒙古宣抚使王楫夜督士卒运木石,比晓桥成,遂进兵沙碛,入河西,击散撒里特、勒赤闵诸部,攻黑水城,破之,蕃部死者数万。”[5](32)“得以保全性命者百不过一二,可谓是白骨遍野。”[5](196)那些幸存下来的西夏人,融入了蒙古、吐蕃和汉族之中,曾经强大的西夏国很快就因更为强大的国家的征服而灭亡。到了14世纪,唐古特(即西夏国)就只剩下一个地图上的名称而矣。
科兹洛夫所发现的藏品封存的时间应该是在1227年。在清理藏品时,考察者对现场的混乱情景所震惊:“著名的佛塔中所收藏的宝藏,如书籍、绘画、雕像和其它物品,都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越往上,越杂乱,书籍要么是成捆地堆放着,要么是零乱地一本压一本地胡乱堆放着,还有的是与卷在木轴上的画混杂在一起……只有在塔的底层可见到有些书籍是仔细地用丝绸织物包裹起来放置的。”[6](300)很可能是13世纪20年代,在蒙古人攻占黑水城的时候,西夏人仓促匆忙间把当地某座寺庙的宝藏搬进了这座佛塔。
庞大的元帝国(1280—1368年)建立以后,黑水城翻开了历史上新的同时也是它最后一页。此时的黑水城在文献资料中称作“亦集乃”,它又重新活跃繁盛起来,成为通往蒙古首都哈拉和林的交通要道上一个最为重要的中转站。
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对此这样写道:“从甘州到黑水城有12天的路程,它处在唐古特地区的沙漠边缘。这里的居民是偶像崇拜者(指佛教徒),他们有很多的驼马牛羊等牲畜……此地居民不从事贸易,只从事农耕和畜牧。”马可·波罗强调了黑水城重要的中转作用:“在这里准备40天的食物后出发,向北走40天的行程,一路上全是戈壁,既无居民住户,也无栖身之处。”《马可·波罗行记》第84页,汉译本内容如下:“从此甘州首途,若骑行十六日,可抵一城,名曰亦集乃。城在北方沙漠边界,属唐古特州,居民是偶像教徒。颇有骆驼牲畜,恃农业牧畜为业,盖其人不为商贾也。行人宜在此城预备四十日粮,盖离此亦集乃城后,北行即入沙漠。行四十日,冬季酷寒,路绝人烟,亦无草木,惟在夏季始见有人。”
绿洲上恢复疏浚了旧有的水利灌溉系统,修建了新的灌渠。在我们发现的一份元朝都水监的正式公文中对此有一定的记载。也许,就是在这一时期修复了黑水城的城墙并改造了它的西北面城墙,使墙基结构变得又宽又矮。在元朝时期还改造了城内的城主宫殿、官府并修复了佛寺。
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黑水城有居民1550户,共计3980人,只是居民构成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蒙古族开始与汉族、党项族在这里共同居住。黑水城发现的公文大部分是用汉文书写,少数公文和经济文书、占卜书和启蒙教科书等是用蒙文书写。黑水城还发现了两本用回鹘文字拼写和印刷的蒙文书籍,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蒙文印刷书籍。在与西域的密切交往中,伊斯兰教渗入了黑水城,在城内的西南部建有一座清真寺。科兹洛夫在清真寺附近找到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写本,以及13世纪波斯文书籍的华丽硬封皮,写本主要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内容,其中一本书籍写有近东地区当时广为流传的故事集《七贤者》的片断。
基督教在黑水城地区也有所传播,13世纪黑水城出现了聂斯托里赫教派。它主要是由叙利亚人(粟特人)和其它民族的基督徒组成。13世纪70年代,聂斯托里赫教派长老玛尔·亚伯拉罕在由元大都去巴格达的途中曾与其同伴访问过唐古特地区(额济纳),他在记述这次旅行时说:“男人、女人、少年和孩子们都出来迎接,这里居民的信仰总是很强烈,他们的思想也非常纯洁。”[7](213)
科兹洛夫考察队在这里还发现了在天旱求雨时用粟特文书写的祈祷文写本残片(可知,额济纳绿洲的气候较为干燥)。对所发现的写本文献的分析证明,黑水城的聂斯托里赫教徒与七河流域(在前苏联境内)的基督徒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大约就是从那里进入了与其有密切商贸往来的黑水城。13世纪后半期亦集乃(黑水城)成为这一地区的行政中心和军事治所,称作“亦集乃路”。发掘黑水城遗址时发现有记录驻城卫戍部队在1309—1311年供给耗费的官方文书。蒙古统治末期,亦集乃作为蒙古14世纪著名学者和军事将领脱脱失宠时的流放地,又重新见诸于元朝官方的正史记载。
纸币是该城末期遗留下来的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之一。在几乎全部地停止了铸造铜钱以后,元朝皇帝下令制作纸币,力求使其作为庞大帝国境内流通的唯一货币。国家每年制作3700万纸币,当时欧洲的旅行家对这种情况大为吃惊,对这种他们尚未见过的钱币样式十分惊奇。马可·波罗这样写道:“大汗下令制造这样的钱币:令人收集桑树皮,用树皮和树干之间的嫩树皮制成厚纸状,按规格裁成不同的大小。这些纸片如此的重要和神圣,如同纯金纯银的钱币。制作好了以后,皇帝任命的造币官员,钤上印信,再加盖皇帝的朱砂印信,即可当作钱币使用。如果有谁胆敢伪造纸币,将会被处死。按照大汗的命令,制造的纸币在他统治的所有领地上流通使用。人们惧怕被处死,从不敢拒绝使用这种纸币。”《马可·波罗行记》第119页,冯译本内容:“在此汗八里城中,有大汗之造币局,观其制设,得谓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缘其制造如下所言之一种货币也。此币用树皮作之,树即蚕食其叶作丝之桑树,此树甚众,诸地皆满。人取树干及外面粗皮间之白细皮,旋以此薄如纸之皮制成黑色,纸既造成,裁为下式。……此种纸币之上,钤盖君主印信,由是每年制造此种可能给付世界一切帑藏之纸币无数,而不费一钱。既用上述之法制造此种纸币以后,用之以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
这些有趣的记载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有一点需要说明,马可·波罗因不熟悉印刷技术,所以他无法分清造纸币的两道工序。它们先是用金属或木制模板印刷,然后钤上印信。纸币中最多的是至元时期的纸币,有2000、1000、100和30文面值的,发行于13世纪末(1288年),用以兑换面值低一半(经查,应是五分之一)的中统时期的纸币“元宝钞”。黑水城发现的元朝纸币上,是在厚实的灰色木浆纸上印上黑色制成。上边角横着书写有汉文题字:“至元宝钞,通行各地。”下面印有面值和面值图案。边缘用汉文和蒙古文书写:“流通各行省”。下端竖着写有造假惩治的律令条文:“伪造钱钞者处斩首,举报者赏五锭银钞(相当于9公斤白银)和罪犯的全部财产。”此外,通常还指出造币金库、印刷厂地名称,有的还印有印刷时间。马可·波罗所说的皇帝的红色印信,是用以确认货币的真实性。有些纸币的背面还钤有1350年元朝最后一次币制改革时的印信。
十一、黑水城的灭亡
1368年的人民起义推翻了蒙古王朝,明朝(1368—1644年)统治了中国。但在以后的数年间,黑水城仍为蒙古人所占领。黑水城出土的一份1370年的公文表明,这是我们已知的黑水城为蒙古统治的最下时限。1372年明朝军队攻占了黑水城,汉文史料中记载:“胜至亦集乃路,守将卜颜贴木儿亦降,次别笃山,岐王尕儿只班遁去,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马驼牛羊十余万。”[8](24)
黑水城历史的最后几年,战祸不断,绿洲上古老的商贸通道逐渐被人所遗忘。有很多关于黑水城灭亡的传说,科兹洛夫的版本是其中之一:黑将军在城池被围困时,埋藏起了自己的所有财宝,战死在了沙场。还有其它一些传说:明军无法攻下黑水城,就决定截断被围困城市的水源。完全有这种可能,因为古代中国军队不只一次地使用过这种办法来攻取被围困的城池。
黑水城的居民离开了这座城市,它于是被取销了建制,此后再无任何有关黑水城的消息。只有在一位好学求知的旅行家梁志仁的著作中记述了这座废城:“至今城中的宫殿还很坚固,雄伟壮观。它虽然已经颓废,但基本的轮廓仍然保存依旧。牧民不喜欢居住在这里,只是偶尔赶着畜群在这里过夜。”[9]死城逐渐地破败荒废了,流沙遮盖了它的废墟。但是,当俄国考古学家在这里找到无价珍宝的时候,黑水城又帮助我们揭开了中亚历史上最为引人入胜的一页。
参考文献:
[1]〔法〕路易斯西藏的绘画[M]巴黎,1925
[2]С·М·祖别尔黑水城发现的乐器[A]苏联国立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历史、文化和艺术部论文:卷3[C].列宁格勒,1940
[3]聂历山西夏语文学:卷1[M]莫斯科,1960
[4]С·М·卡切托娃黑水城发现的星曜图[A]苏联国立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历史、文化、艺术部论文:卷4[C].列宁格勒,1947
[5]戴锡章西夏记[M]北京,1927
[6]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及黑水死城[M]莫斯科,1947
[7]Н·В·彼古列芙斯卡娅黑水城和吐鲁番地区发现的粟特文和粟特—突厥文残片[A]苏联东方学研究[M]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
[8]明史·冯胜传[M]上海:中华书局,1935
[9]梁志仁靖边记略[A]全种丛书[M]
The History of Dead Black Water City(Ⅱ)
E.N.Lob.Liesnqink, T.K.ShafranovskyTranslated by CUI Hong-fen and WEN Zhi-yong
Abstract:The achievement of Xixia Art is closely relevant to the popularity of Buddhism in Xixia. A great amount of buddhistic pictures and portrags excavated from black water city have enjoyed high artistic value. Xixia people’s constellation worship reflected their realization. For the celestrial body. During the early year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black water city was gradually abandoned by people, due to its growing worsened ecotope and dried up waters resulting from many year’s conflicts and wars, thus becoming a mysterious dead city.
Key words: Xixia Art; Buddhism; Constellation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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