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孟知祥墓的棺床为佛座说试证

　　王建、孟知祥墓的棺床为佛座说试证

　　解放前后，成都市出土的两座五代前后蜀帝王墓：一为1942年发掘的西门外抚琴台的前蜀王建墓(永陵)；一为1971年在北门外磨盘山出土的后蜀孟知祥墓(和陵)。另外，1971年底，金牛区保和乡光荣大队在农田基建中发现了一座五代后蜀孟昶广政十一年(公元984年)的张虔钊墓，也是一座大型的券拱砖室墓，墓的规模仅次于王建及孟知祥墓。前蜀王建墓是建于地平面上，是一座长方形的大型券拱石室墓，分前、中、后三室，中室为棺室。'后蜀孟知祥墓是建于地下，为石室墓，有阶梯式砖砌墓道通向墓室。墓室1为三个并列的穹窿顶，中为墓室，两侧各一耳室。张虔钊墓，为多耳室砖券长方形墓，分前、中、后三室，门外有左右一道八字墙，有阶梯式墓道。前后蜀的这三座大墓在建造上虽略有不同，但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在墓室中皆有一座造型较大、雕刻精美的棺床。本文的目的即是对这三座五代前后蜀的大墓的棺床，作初步的探讨。

　　标本1：前蜀王建墓的棺床。

　　棺床为红砂岩石建筑，位于中室的正中而稍偏后。……床作须弥座式，高 o．84，长7．45，宽3．36米。床上铺珉玉版一层，周边用47厘米见方、厚5厘米的玉版正嵌，中心则用较小的玉版(36厘米见方)斜嵌，镶心四角及中心则兼嵌绿色珉玉。须弥座的方涩厚11．5厘米，东、南、西三面皆刻龙戏珠。南面刻二龙；东、西两面各刻三龙，并问以云气纹，北面仅刻云气纹。罨涩厚约6厘米，雕仰莲一周。

　　床身东西两面各雕壹门十，内刻伎乐，壶门柱子皆雕莲荷花；南面雕壶门四，中刻伎乐，壹门柱子上刻有鸾凤；北面(即床后面)亦雕壶门四，壹门中与壹门内柱子皆刻莲荷花。床脚上部刻宝装覆莲一周，束腰部分则刻单枝条仰、覆相间的莲荷花，牙脚刻宝装覆莲。

　　雕刻的全部均敷色，主要部分(如龙)曾贴金，在初出土时尚隐约可见。

　　《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

　　又在棺床的东西两面排列着十二神。《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说：

　　棺床东西两侧列置十二神，每侧六人，东一、东六、西一、西四为单置，余皆两两相并。神像仅刻半身，股以下则埋于地中。自股至顶高约50-60厘米。神身着甲，头束发或戴盔，雕刻极为精细。盔甲上原皆敷色贴金，但大半已脱落。

　　十二神所披之身甲为前后两方，于肩上革带扣系，腰束带。背甲作连锁状，或者亦即所谓锁子甲。胸甲则各不同，其属铁甲的有鱼鳞式的胸甲、有札甲，另也有皮甲，披膊亦各不同，有作鱼鳞式，亦有皮甲式者。

　　十二神像中有六人戴冠，计为东二、东四、东六、西二、西四和西六，冠形仅绕额一周，头顶则露髻于外。其他六像皆着盔，计有东一、东三、东五、西一、西三和西五，视其样式，似为皮制。此十二神中，戴冠者与戴盔者相间，在造像上必有一定意义。

　　各神像皆以双于置手棺床之下，似将棺床抬起拥护者然。标本2：后蜀孟知祥墓棺床。

　　后蜀孟知祥墓(和陵)是一座建筑规模浩大，结构独特的墓室。墓室全用青石砌成，呈并列的三个圆锥形穹窿顶结构，颇似三个并列的佛塔。三室中以中室较高大。中室的穹窿顶以蟠龙封顶，为棺室，两侧为耳室，有门道与墓室相通，为放置随葬品之用。棺室内横置为红砂石所砌的棺床，长5．1、宽2．75、高2．1米，为须弥座，底坐下为仰莲，上为覆莲。底坐前、后各雕刻有裸身、卷发、圆脸、鼓眼的力士五人，力士双手放置膝上，表现出用力负重的形象，作跪地负棺之状，力士头上脚下各刻有一圈云气。

　　上层四周刻有双龙戏珠浮雕。

　　中层四方各凿有长方形孔数个，可能是作插放罩棺锦帐柱之用，四角各雕刻有身披甲胄，面部表情不同的力士一人，作跪地负棺状，为深浮雕。标本3：后蜀张虔钊墓的棺床。

　　棺床设在中室，为一红砂岩石建筑。床作须弥座式，长约6．9、宽3．6、高 o．82米。方涩厚10厘米，刻牡丹花。罨涩厚8厘米，雕仰莲。床脚上部刻覆莲。床身四周有十六个长方形柱子，每边各四个，高48、宽约28厘米，均刻力士像。力士卷发披头、高鼻、锁眉、大嘴、鼓眼、赤足。有的右手叉腰，左手托棺，或左手叉腰，右手托棺。柱子之间嵌镶壹门；南北两面各三，每方宽66、高46厘米；东西两侧各五，每方宽94、高46厘米；共计十六方(清理后仅发现十四方，其中一方已残)。南面自西至东刻马、狮、狮。北面自东至西刻獬豸、獬豸、■。东面自南至北刻口、口、羊、马、鹿。西面自北至南刻鹿、麒麟、貘、马、狮。残方为貘，嵌镶何处已不得而知"(参见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市东郊后蜀张虔钊墓》，《文物》1982年3期)。

　　根据上述的考古资料，前后蜀王建、孟知祥、张虔钊三座墓的棺床，皆作须弥座式，并饰以仰莲及覆莲。《佛学大辞典》："诸佛以莲华为座床"条云："诸佛常以莲华为座床者，盖取莲华藏世界之义。莲华藏世界者，报身佛之净土也。又智广论八曰：'以莲华软净，欲现神力，能坐其上，令不坏故。又以诸华皆小，无如此华。……梵天王坐莲华上，是故诸佛随世俗故，于宝华上结跏趺坐。'大日经疏十五曰：'如世人以莲华为吉祥清净，能悦可众心。今秘藏中亦以大悲胎藏妙法莲华为最秘密吉祥，一切如持法门之身坐此华台也。然世间莲亦有无量差降，所谓大小开合色相浅深各发不同，如是心地华台亦有权实开合等异也。若是佛，谓当作八叶芬陀利，白莲华也。其华令开敷四布。若是菩萨，亦作此华坐，而令华半敷，勿令极开也。'"又"莲座"条云："莲华之台座，谓佛座也。华严经曰：一切诸佛世界悉见如来坐莲华宝狮子之座。"又"莲华台"条云："莲华之台座也，为佛菩萨之常座。"由以上的引证可见莲花与佛教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诸佛皆用莲花以饰其座，所以，用莲花为饰之台座，谓之佛座也。仅从此点来看王建、孟知祥等五代前后蜀的大墓的棺床，即可知其受佛教影响之深厚也。

　　其次再谈谈王建、孟知祥等三座五代大墓在棺床座上或棺床两侧皆雕刻有力士的问题。孟知祥墓棺床底座前后各有裸身、赤脚、卷发、圆脸，鼓眼的力士五人，作跪地负棺之状。张虔钊墓的棺床四周的十六个长方形柱子上，亦均刻有卷发披头、赤足、鼓眼的力士。王建墓的棺床两侧刻有十二神，半身露于地面，亦作双手用力抬棺之状。力士出现在棺床周围，亦是与佛教的影响有关的。丁福保主编《佛学大辞典》；"力士：大力之士夫也，拘尸那城有力士之一族。长阿含经四谓之末罗，异译之大般涅■经下译为力士，佛萘昆时，此辈舁(音愚)棺"。又"力者"条云："昔拘尸那城诸力士舁佛棺，因而诸山之舆夫谓之力者"。棺床座上或其左右刻饰以力士或十二神，皆是来自佛教的典故，由力士扶棺。藉以表示死者享受与诸佛同等的礼遇，同时也为棺床为佛座之说增添了又一倒证。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王建、孟知祥墓的棺床建筑与佛教的关系，可以再列举几处佛教建筑中的塔与经幢的基座作法的实例，就更足以说明棺床造型的题材完全是来自佛教建筑。

　　例一，"佛塔"；"山西灵丘县觉山寺塔是一座保存较完好的辽代密檐塔。……建于辽大安五年(公元1089年)。……塔下有方形及八角形两层基座，上置须弥座两层，第二层须弥座上有斗拱及平坐，须弥座的束腰部分在壶门内雕刻佛像，壶门之间及角上雕刻力士，平坐栏板饰以几何形纹及莲花，形制都十分精美。平坐以上用莲瓣三层承托塔身。"

　　又，"辽、金密檐塔大部分是八角形平面，但也有一部分方形的。造型的特点是在台基上建须弥座，上置斗拱与平座，再上以莲瓣承托较高的塔身，塔身雕刻门窗及天神等，塔身上部以斗拱支承各层密檐，顶部用塔刹作结束。这种形式的塔虽流行于辽、金二代，但其来源可上溯至唐末和五代。如唐咸通七年(公元866年)所建山西运城县招福寺禅和尚塔已使用斗拱与平坐承托塔身；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所建山西晋城县青莲寺慧峰塔则在须弥座和莲瓣上建八角形塔身；五代的南京栖霞寺塔以须弥座与莲瓣承托八角形密檐塔。由此可见辽、金密檐塔的形式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晚至明代仍在延续"(参见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

　　例二，"经幢"："公元七世纪后半期随着密宗东来，佛教建筑中增加了一种新的类型--经幢。到中唐以后，净土宗也建造经幢，数量渐多。……这时期经幢的形状不但逐渐采用多层形式，还以须弥座与仰莲承托幢身，雕刻也日趋华丽。经过五代到北宋，经幢发展达到最高峰。""赵县经幢建于北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全部石造，高15米余。底层为6米见方扁平的须弥座，其上建八角形须弥座二层。这三层须弥座的束腰部分，雕刻力神、仕女、歌舞乐伎等，姿态很生动，而上层须弥座每面雕刻廊室各三间"(《中国古代建筑史》)。

　　从赵县经幢须弥座的束腰部分中所雕刻的力神、仕女、歌舞伎乐等情况来看，这又与王建墓棺床的雕刻如力士、乐伎等安排，基本上是完全相似的。

　　1979年笔者参观敦煌莫高窟，所见(编号98)的石窟，为五代石窟，此窟为曹议金开凿。窟内佛座也是须弥座，并刻仰覆莲，佛座为两层；左侧上层壶门刻有盘内放置的贡品，下层壶门内为伎乐；共六组，有拍板，笛等，有的已模糊不清了。右侧下层伎乐，亦为六组，有弹筝、竖琴、箜篌、笙、排箫、笛。佛台后部有琵琶、毛员鼓。正面壶门的六伎乐，手执的乐器已看不清楚了，这又与王建墓棺床伎乐相同。窟顶为覆斗形，雕刻一龙。敦煌石窟中窟顶为覆斗形雕刻龙图案的，如(编号：100)五代窟窟顶覆斗形，刻单龙；(编号：055)的宋窟，并有力士，左手叉腰，右手托佛座。又(编号：62、63)窟，皆为宋窟，窟顶即雕刻一龙戏珠。由此可见，孟知祥墓(中室)亦为覆斗形，顶刻一龙，这与敦煌佛窟的顶部雕刻是完全相同的。而孟知祥墓室前的门楼上亦绘双龙(龙涂金)戏珠，其棺床上层四周皆刻双龙戏珠。此外，王建墓棺床须弥座上的东、西、南三面亦皆刻双龙戏珠图案。由此看来，证之以敦煌石窟内的龙戏珠图案，则又可知这类在墓内雕刻龙的图案，亦皆仿自有关的佛教艺术。

　　前后蜀统治者崇尚佛教，前蜀王建时，广招的人才中，即有许多僧道在内。如禅僧贯休，为当时高僧，来成都后，王建十分推重，并为贯休建龙华寺，如"永平二年二月，帝幸龙华禅院，召僧贯休坐，赐茶药彩段"(《十国春秋》卷十六)，并加官进爵，他在前蜀政权下地位崇高。

　　根据前面所引证的资料来看，前后蜀皇帝及其重臣的墓室内设置的棺床，皆系仿自佛座的造型而建筑。笔者试图利用地下出土文物(棺床)与地面文物(佛塔、经幢及石窟寺等)及有关文献相印证，提出"王建、孟知祥墓的棺床为佛座"之说，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前后蜀两帝崇佛之深，佛教对其影响之大了。因此，目前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王建、孟知祥等墓棺床的石刻艺术，应是五代时期蜀中最为精美的佛教石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