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文美学到梵藏玄言

　　从艺文美学到梵藏玄言

　　与汤用彤身后得到的待遇不同，吕澂迄今为止既无人替他立传，也无研究专著和纪念专集刊行。像他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大学者，发生这样的情况似乎有些不正常。

　　高山杉

　　《近现代中国佛教论：高振农佛学文集》

　　高振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12月第一版

　　321页，22.50元

　　《中国佛教的多民族性与诸宗派的个性》

　　杜继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7月第一版

　　253页，32.00元

　　《20世纪的中国美学》

　　吴志翔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年5月第一版

　　341页，45.00元

　　中国近代佛学史家中，其著作能列入世界学术之林者，恐怕仅有两人：一为汤用彤（字锡予，湖北黄梅人，1893-1964），另一即吕澂（号秋逸，江苏丹阳人，1896-1989）。苏渊雷序《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1月第一版）说：

　　近今学者，若杨仁山、谭嗣同、欧阳竟无、章太炎、梁任公诸氏，或取材海外，或会通西学，皆学有本源，多所论列；而吕秋逸、汤用彤二子，巨著煌煌，疏通知远，得致广大而尽精微者，尤见卓荦。

　　与汤用彤身后得到的待遇不同，吕澂迄今为止既无人替他立传，也无研究专著和纪念专集刊行。像他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大学者，发生这样的情况似乎有些不正常。我想，传记史料的混乱缺乏，佛学梵文之艰深难治，再加上吕澂著述的精致深邃，应该是令很多研究者“知难而退”的主要原因。

　　在1943年4月12日写给熊十力的一封信中，吕澂对自己前半生的治学经历作过一番描述，属于第一手史料：

　　论齿兄则十年以长，论学弟实涉历较多。弟初值竟师，既已寝馈台、贤五载（弟于宣二读内典，民三遇吾师）。及知左右，又已尚友唐人十年。自兄去院，搜探梵藏，涵道味真，复余一纪。为时不为不久矣。平生际遇，虽无壮阔波澜，而学苑榛芜，独开蹊径，甘苦实备尝之（弟于艺文美学、梵藏玄言，无不自力得之，此兄所深知也）。人世艰虞，家国忧患，伤怀哀乐，又异寻常。而刻苦数十年，锲此不舍者，果无深契于身心性命，而徒寻章摘句之自娱乎？弟切实所得处，殆兄所未及知。（《辩佛学根本问题——吕澂、熊十力往复函稿》，《中国哲学》第11辑，第170页）

　　像这样简单的一段话，若不稍加笺释，非专门研究者，不一定全能看懂。

　　吕澂早年曾治美术理论、美术史和美学，“艺文美学”就是指此来说的。读吴志翔新作《20世纪的中国美学》第五章《吕澂：学科化的〈美学概论〉》（第136-159页），可以粗知其大概。“梵藏玄言”指梵文、巴利文、藏文、汉文佛典对勘比较批评之学，属于吕澂的“专业”。近刊吕澂学生高振农的《近现代中国佛教论：高振农佛学文集》，还有杜继文的《中国佛教的多民族性与诸宗派的个性》，都收有数篇有关吕澂研究“梵藏玄言”的回忆文章和研究论文，有一定参考价值。

　　高振农（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和杜继文（当时在内蒙古大学）于1961年和张春波（北京中科院学部哲学所）一起，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派遣，去南京跟随吕澂（当时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学习佛学。这个佛学班为期五年，杜继文中间因故离开，高振农和张春波则坚持读完。在那个时代，高、杜、张三人学习佛学，属于“听党的话，服从组织上的安排”（高振农《佛学有缘》，《近现代中国佛教论》第2页），和吕澂在1949年以前所教学生一般都是自发对佛学有兴趣且入学前已有一定基础有相当大的区别。杜继文在《我听〈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一文里回忆说：

　　1961年到1963年，吕澂先生为佛学研究班讲授了三门课程，所谓二史一论。一论是《佛学基本问题》，它的提要发表在《现代佛学》上，后经修改，收入《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三；二史之一是《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另一种就是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这两本佛学史略，是由记录稿整理而成。当时我们三人听课，都做笔记，下课整理后，第二次上课时交先生批阅。先生将三人笔记一一审订，包括错别字、语法、标点等，都分别给以改正，然后发还。这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科学严谨的学风，表现在先生做人做学问的各个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我听完二史一论的课程后，回到内蒙古原单位，着手系统研读佛教原典。每读完一部，总要写数万字的理解性笔记，寄给先生请教，先生同样用细小的笔头纠正种种错谬，并及时寄还。这种教授无任何代价，也为他人所不知。我认为这是一种牺牲，在先生或许当做一种义务。我从先生那里获得不少知识，但使我更加难忘的，是他的品格和学风。今天每对学子，想起先生，总是自愧、自励。（杜著第159页）

　　关于《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一书的文风，杜继文说：

　　当年，我们听课的人都缺乏基本的佛学知识。先生因材施教，深入浅出，由此形成《略讲》的一书的风格，在任何一种佛学史书中也难以找到。他没有以经解经，没有连篇累牍的引文和空泛的论议，而是用我们现在的口语，将晦涩艰深的佛理确切地表达出来，显得通俗易解。但言必有据，决无信口开河，其接触佛学问题之深，即使当代老宿，也能从中得到种种启迪。在文风上，先生也是我们的楷模。（杜著第162页）

　　杜继文那批每种“数万字的理解性笔记”，碰巧我手上有一些，比如读《摄大乘论·所知依分》（这是唯识的根本典籍）、《俱舍论·分别业品》等等的笔记，上面时见吕澂认真批改的痕迹。我以前还从上海旧书商手里买到过《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全本）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残本）的听课笔记，据说是高振农旧藏。

　　吕澂研究美术和佛学，都是受到他的长兄吕凤子（原名濬，1886-1959，画家、美术教育家）的影响和启发。据近年发现的一份吕澂亲笔所书《自传》（写于1959年8月16日）说：

　　兄弟姊妹对我思想上发生过影响的，只有大兄凤子。他早进了高等学校，带给我许多新知识……他本学西洋美术，这也影响了我，使我对美术理论发生了兴趣，并和他做过一些共同研究。

　　吕氏兄弟所做“共同研究”之一，包括一本《风景画法》（世界杂志社，民国3年11月初版；我手里有“丹阳吕凤子学术研究会”复印本）。此书版权页题“著述者丹阳吕濬，手录者阿凤，校阅者屠方、吕渭”。“著述者丹阳吕濬”指的是吕凤子，“手录者阿凤”指的也是吕凤子（“阿凤”是他早年用的号，《风景画法》是吕凤子手书交出版社石印的），而“校阅者吕渭”就是吕澂（吕澂原名钟渭）。吕澂曾在吕凤子创办的丹阳正则艺专担任教师和校董（《正则艺友集》，丹阳正则画院编，1989年6月第一版，第25、37页）。1948年7月2日和5日，吕澂在正则艺专讲演《佛教美术》，讲稿由郑草风记录。此文近年已由金陵刻经处肖永明先生整理出来（《法音》，2005年第1期，第21-26页），颇能反映吕澂对宗教与美术之间关系的看法，可惜《20世纪的中国美学》的作者未能加以利用。

　　吕澂于1909（宣统元年）至1911年在镇江中学读书，就学期间从吕凤子那里初次接触佛学。他在《自传》里说：

　　我之爱好佛学，也由于他（案：吕凤子）传达在宁所闻杨仁山先生的讲说而得到启发……1909年1月，我考入镇江中学，在校三年，于1911年底毕业……我在中学时，即对佛典有爱好……

　　复熊十力书中提到的“弟于宣二读内典”，指的就是这件事。从宣统二年（1910年）开始读佛典，到初次遇到欧阳竟无（“民三遇吾师”，民国三年即1914年），五年之间吕澂已读过不少天台宗（台）和华严宗（贤；华严宗又名贤首宗）的章疏（“既已寝馈台、贤五载”）。欧阳竟无此前杂治诸宗之学，并无专精，大约从民国三年开始才专门用力于唐代玄奘一系的法相唯识学。关于此事，可参考太虚法师在《〈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书后》（作于民国二十年2月）一文里的回忆：

　　（梅光羲）居士相宗著述颇多，覃研法相，几三十年，视欧阳竟无犹早——按：竟无初习贤首，民三以刻《唯识枢要》等乃研法相——况韩清净等乎？

　　吕澂与欧阳结识，恰在这一转变时期。《自传》对这个时期前后经过记述颇详：

　　1912年春，考入新办的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该校系私立，一学期后即停办。我赴南京，考入民国大学经济系。一年后，1913年秋间，该校移往上海（不久停办），我因而辍学……就学民大之一年间，不时去金陵刻经处购书，得识欧阳竟无（名渐）先生，颇获教益。他也很契重我，力劝深入研究。但我辍学后，家人不许在外逗留，乃考入私立民国监狱学校（案：以前曾听吕叔湘[吕澂堂弟]外孙、友人吕大年说起吕澂考入狱警学校一事），取得家中接济，仍留宁研究一年余。1914年冬间，欧阳先生办成金陵刻经处研究部，供给部员伙食零用，我即入部专攻，兼点校刻稿。在部两年，家人觉其无前途，又促归，筹画赴日本继续求学。

　　吕澂先在上海学日文，1917年10月至日本东京，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继续补习日本语文，同时自学美术。吕澂在东京时学日语成绩甚好，据他的学生李安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