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神秀研究述论

　　宋代神秀研究述论

　　李帮儒

　　神秀是我国禅宗史、佛教史，乃至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大弟子，被武周和唐王朝最高统治者尊为“三帝国师，两京法主”。神秀所开创的禅宗北宗，在唐末逐渐衰落以后，慧能所创立的禅宗南宗日益兴盛，受禅宗南宗灯史的影响，宋代的神秀研究和评介，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就宋代神秀的研究做简单论述。

　　宋代，禅宗灯录十分流行。灯录是一种介于僧传与语录之间的文体，即是史籍中的谱录，又是禅宗的思想史。宋代最早出现的禅宗灯录当为景德元年（1004）道原的《景德传灯录》。从《景德传灯录》的内容和体系来看，他是统集唐代《宝林传》和《玄门圣胄集》而成的。随后出现了《天圣广灯录》（1029）、《建中靖国续灯录》（1101）、《联灯会要》（1183）、《嘉泰普灯录》（1202）。宋淳钓十二年（1252），普济又将以上五书编集为《五灯会元》一书。《五灯会元》的各个部分，除《普灯录》有“叙佛祖”作为引子，从菩提达摩叙起以外，其余或从七佛或从释迦牟尼叙起，次及西天宗师、东土宗师，再次是惠能以下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大系。它按南宗禅的五家七宗的派别分卷叙述。以上的禅宗灯录，是属于禅宗南宗系灯录的。因此，它们都坚持慧能为禅宗六祖、袈裟说、南宗为顿悟、北宗为渐修，而神秀则为旁出或者庶出，是北宗之祖。尽管，敦煌本的《六祖坛经》、神会的言论、《祖堂集》等早在宋之前已经遗矢了，但是，宋代的禅宗灯录，显然，是他们观点的重复。

　　《景德传灯录》被编入大藏经之后，《景德传灯录》所继承的《宝林传》《祖堂集》的佛教祖统说，即慧能以前的禅祖传承是直从佛祖而来，菩提达摩为二十八祖，慧能为三十三祖的观点，也逐渐流布天下。但是，这一禅宗祖统说，与早于它的北魏昙曜、吉迦夜译的《付法藏因缘传》中所持的佛祖传承说相矛盾。《付法藏因缘传》认为，佛传大迦叶，后至二十四祖师子尊者，而后无传。而天台宗以第十三祖龙树“高祖”，天台宗则以禅宗的菩提达摩为二十八祖说为禅宗之伪造，加以攻击。禅宗学僧契嵩则对《宝林传》《付法藏因缘传》进行了对比研究，对《景德传灯录》和《天圣广灯录》给予了的“校正”。

　　但是，契嵩在对于神秀的问题上，仍然是坚持了早期南宗的观点。“自大迦叶至于达磨，凡二十八世。达磨传可，可传璨，璨传信，信传忍，忍传能为六祖。”他排除了神秀为禅宗六祖的地位，将其列为庶出。并强调说：“评曰。圣人之法一也。安用南北而分其宗乎。曰然。一国所归有岐路焉。不分何正。一姓所出有的庶焉。不分孰亲。”

　　除了契嵩的考订禅门祖师之正脉法统的著作以外，另有绍昙撰的《五家正宗赞》和宗鉴的《释门正统》、本觉撰的《历代编年释氏通鉴》（简称《释氏通鉴》）以及子升、如佑的《禅门诸祖偈赞》，都基本上与南宗的观点相一致。

　　天台僧侣志磬所撰的《佛祖统纪》，在对神秀的传承、禅法特点等的评价与南宗的观点相一致外。他却对神秀与慧能被唐王朝最高统治者征诏年，有不同于早期的观点。他提出了“载初二年说”（690），载初二年说（690）与张说、杜朏、《历代法宝记》、刘昫所记的久视年（700）以及净觉所记的大足元年（701），相差的太大。

　　赞宁的《宋高僧传》，可谓是一部影响很大的佛教史著作。他在为弘忍、慧能、神秀所作的传记中，各引用对三人有利的材料。他一方面肯定了弘忍对于神秀的赞扬。“以法付慧可，可付粲，粲付道信，信付忍。忍与信俱住东山，故谓其法为东山法门。秀既事忍，忍默识之，深加器重，谓人曰：‘吾度人多矣，至于悬解圆照，无先汝者。’”但在同时，又肯定了袈裟说的成立。“忍虽均养，心何辨知？俾秀唱予，致能和汝。偈辞在壁，见解分岐，揭厉不同，浅深斯别。忍密以法衣寄托曰：‘古我先师转相付授，岂徒尔哉。呜呼！后世受吾衣者命若悬丝，小子识之。”赞宁是坚持慧能为弘忍嫡传的。他在《宋高僧传》卷八的《唐韶州今南华寺慧能传》之后评论说：“系曰：五祖自何而识一介白衣，便付衣耶？通曰：‘一言知心，更无疑贰。况复记心轮间如指之掌。’忍师施一味法，何以在家受衣钵乎？秀师则否。通曰：‘是法宁选缁白？得者则传，周封诸侯，乃分分器，同姓异姓别也。以祖师甄别精粗，以衣为信。譬如三力士射坚洛叉，一摩健那射则中而不破；二钵罗塞建提破而不度；三那罗延箭度而复穿余物也。非坚洛叉有强弱，但由射势力不同耳。南能可谓那罗延射而获赏焉。信衣至能不传，莫同夏禹之家天下乎。”当然，禅宗的南北分宗是中国佛教，尤其是中国禅宗研究者，都无法绕开的话题。赞宁认为禅宗南北二宗起于神秀与慧能之时。“初，忍于咸享初命二三禅子各言其志，神秀先出偈，惠能和焉。乃以法服付慧能，受衣化于韶阳。神秀传法荆门、洛下，南北之宗自兹始矣。”而神秀则是北宗之宗主。“天下散传其道，谓秀宗为北，能宗为南。南北二宗，名从此起。”至于神秀的禅法，赞宁是视为“渐修”。他在《宋高僧传》卷八的《唐荆州当阳山度门寺神秀传》之后评论说：“系曰：夫甘苦相倾，气味殊致。甘不胜苦则纯苦乘时，苦不胜甘则纯甘用事，如是则为药治病，偏重必离也。昔者达磨没而微言绝，五祖丧而大义乖，秀也拂拭以明心，能也俱非而唱道。及乎流化北方，尚修练之勤；从是分岐南服，兴顿门之说。”尽管，赞宁在为神秀作传记时，采用了张说、净觉等人的观点，但是，就其对弘忍、慧能的评介而言，显然，也是受南宗观点的影响的。可是，值得奇怪的是，赞宁却在同一部书中，为神秀作了两个传记，《宋高僧传》卷十九中，来源于《太平广记》中对神秀神化的《唐洛京天宫寺惠秀传》，也是记述神秀事迹的。很显然，赞宁也将神秀神化了。

　　禅宗南宗对神秀的评价，几乎成了宋代学僧们研究神秀的标尺。但是，也有与之不同的声音，那就是为神秀鸣不平。祖绣在《隆兴编年通论》卷十五中说：“旧史虽绝未谕吾祖之道，然其纪事有可称者，如秀被遇两朝，如此而力让曹溪，曹溪坚卧不赴，秀则不掩人之善，曹溪则拳拳伏膺师教惧人以而慢法，是皆贤者去就之大体也，今传灯不着前贤克让之美，颇载两宗相忌之辞，宜乎后世泛泛者略有位，则偃然自大视天下以为莫己，若着往往专务诋斥为胜，宗师化仪，轨范篾然亡之矣，后来着安所述哉。”

　　如果说，祖绣是对当时流行的僧人热衷于议论南北两宗相诋的状况，进行了驳斥的话，而慧洪对人们普遍诋毁神秀之禅法为“渐修”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至如北秀之道，顿渐之理，三尺童子知之所论，当论其用心，秀公为黄梅上首，顿宗直指，纵曰机器不逮，然亦饫闻饱参矣。岂自甘为渐宗耶。盖祖道于时疑信半天下，不有渐，何以显顿哉。至于纷争者，皆两宗之徒，非秀心也。便谓其道止如是，恐非通论。吾闻大圣应世成就法道，其权非一，有显权，有冥权，冥权即为异道，为非道。显权则为亲友，为知识，庸讵知秀公非冥权也。”

　　法宏、道谦等编录的《禅宗杂毒海》（又称《大慧禅师禅宗杂毒海》《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则对南宗所持“袈裟说”给予了讽刺，“七百高僧总会禅，眼空四海鼻撩天，黄梅若也无私曲，有甚衣盂到你传。”

　　宋代的神秀研究形成了一个模式，那就是慧能为弘忍的嫡传，神秀则为旁出；慧能为代表的南宗为“顿”，而以神秀代表的北宗为“渐”。是在“南宗灯史”影响下，运用神秀与慧能禅法的顿、渐判断来梳理和分析禅宗的南北二宗。“南顿北渐”，一方面强调了二者法门上的对立，另一方面突出了南宗在价值意义上也优越于北宗。

　　注：该文系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帮儒，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郑州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出自: 《飞天 》 2010年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