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禅生活的时代意义

　　农禅生活的时代意义

　　有些人认为出家人是等着别人的供养而轻蔑之，却无法体悟到佛陀的教团是强调“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在佛陀时代的印度，包括婆罗门等不同宗教信仰的出家人，皆称之为“沙门”，托钵乞食是必做的功课。佛陀及其弟子们透过这种方式，宣扬“耕耘心田，丰富生命，”之实践要领，正如《放光般若经》所说的： “汝若不分别所施及受者及果报，是则甘露施，便逮甘露果。”食物，财物等之布施是如此，法施也是如此。

　　佛教传人中国，由于风土人情差距甚远，中国佛教僧团并没有实践托钵乞食的大环境，也为了落实生活即是修行，并能自给自足，而逐渐以“农禅并作”的精神，作为中国禅者生活的风格，百丈怀海禅师便是一例。农林产品更为当地的寺院带来地域上的特色，如赵州茶等禅门公案皆是。

　　在佛陀的时代，教团托钵乞食是修行，参禅打坐也是修行，洒扫应对更是修行，从未离开人间的日常生活来谈修行。在印度佛教的历史中，周利盘陀伽因持诵佛陀教法能力很差，常被众人嫌弃。后来，佛陀教他在洒扫时不断念诵着“扫尘除垢”，终于从作务中证悟到内心尘垢亦当扫除而证得阿罗汉果位。

　　佛法传入中国之后，因风土人情截然不同，出家人不适合托钵行乞，但也没因此完全不再勤劳作务。据《高僧传》所述，道安法师初出家学道之时，也曾在农地里毫无怨言地工作了三年以上，后来“启师求经，师与辩意经一卷，可五千言。安斋经人田，因息就览。” (出自大正五O·三五一下)即利用工作休息片刻之余，涌持经典而终有所成就。到了唐朝，百丈怀海禅师更是以身作则，严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实践原则，继承了农禅并作、自给自足等精神，也确立了解行并重的生活风格。

　　佛法是一个讲究“自己要对自己思惟言行负责”之实际体证的宗教；而非等着任何神明对个人或家庭的恩赐。因此，佛教徒的修行不会局限于外相上的要求，反而更强凋在心地上用功夫的重要，此中的“心地”就是指众生个人的“心田”。要如何在吾人的心地上用功夫， 《大智度论》提到(大正二五·一五八下)： “持戒为耕田，天树从中出，天厨甘露昧，饮食除饥渴。”即知佛陀人灭前，交待大众“以戒为师”的深意。若不以“持戒”为修行的基础，种种惑、业，苦的轮回，就足以让人在生死的泥淖中不得解脱，更谈不上出世间的修行，正如《师子月佛本生经》所说的(大正三·四四五中)：“持戒得安隐，生处无患难，亦当见诸佛，受法得解脱。”因此，想要突破这样生死轮回的困境，要勤修戒、定、慧以提升心智的力量，才有可能拔除心田中贪、瞠、痴等的杂草。

　　总而言之，吾人想让自己开出什么样的生命之花，就要看自己播什么样的种子(心态)，用什么样适切的(实践)方法耕耘与不轻言放弃的信心与毅力。因此，身处现代高科技发展的人们。修行也不该只强调外相上的有无，仍应在心地上用功夫。只要能利益大众，就算是现代佛教文化产业的开发也是修行，才不失现代的农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