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士与佛的碰撞

　　儒士与佛的碰撞

　　刘娟

　　摘要：韩愈一生不遗余力“觚除异端，攘斥佛老”。退之反佛要旨在于佛教对社会政治、经济所产生的危害，不涉及其精微义理。因退之反佛流于外在形式，其成效不大。

　　关键词：儒士；韩愈；斥佛

　　唐元和十四年春(公元819年)，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宪宗，谏迎佛骨，表曰：“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柞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粱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俄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此即为著名的《论佛骨表》，其辞犀利，其意甚明——事佛致人亡政息!宪宗览后大怒，认为韩愈有诅咒自己短命之嫌，欲加退之以极法，后经裴度、崔群等纾解，愈方得不死，但终被贬为潮州剌史。那么，在宪宗朝“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疯狂崇佛浪潮中，一介文弱书生韩愈为何要一意孤行不顾身家生命地坚持辟佛呢?他的斥佛行为又有何特点?要阐明此问题。我们首先得从韩愈的成长环境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谈起。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童仲舒之渐，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在大历、贞元年间，文人多尚古文、尊奉儒学。其中独孤及、粱肃学问最为渊博，而二人又与韩会交好。据<韩会传>记载。“当是时，李华、萧颖士有文章重名，会与其叔云卿俱为萧、李爱奖。……为《文衡》一篇曰：‘盖乘性而万变生。圣人知变之无齐必乱，’乃顺上下以纪物。为君为臣，为父为子，仰皆有经，辩道德仁义礼智信，以管其情，以复其性，……学者知文章之在道德五常，知文章之作以君臣父子，简而不华，婉而无为，夫如是，则圣人之情可思而渐也。’……以道德文学伏一世，……弟愈三岁而孤，养于会，学自会发之。”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其受儒家精神的浸染是自不待言的。韩愈成年后又极力尊奉儒学，自视为正统儒家思想接班人。

　　在浓厚儒家思想的熏陶下，韩愈成为了“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的典型儒士。儒家强烈的人世精神养成了韩愈刚健有为的品格特征，为其一生坚持辟佛攘老莫定了基础。

　　韩愈生当佛老二教鼎盛时期。由于佛教学说发展成熟并已经完成中国化过程导致了佛教在中国的盛行。道教也因为自身的发展及其与李唐王朝的特殊关系而在社会上蓬勃发展，在一般民众中产生很大影响。经过长期积蓄力量和上层统治者的扶持，佛道二教在隋唐之初迅猛发展，并与儒学形成鼎足之势。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迅速由盛而衰，韩愈生活的中唐更是面临着重重统治危机。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专权，社会动乱不安，天子形同虚设，中央集权统治面临严重威胁。

　　鉴于历史上前朝外族乱华和本朝安史之乱的教训，韩愈在反思的基础上把中唐社会危机和思想文化问题归罪于来自于夷狄之地的佛教和“外天下国家”的佛老对儒家中国的侵蚀，认为这是统治者背离儒道而尊崇佛老的后果。特别是佛教的蔓延。

　　为了国家的安定，为了社会的稳定。为了维护儒学，作为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大无畏勇气的儒士，韩愈义无反顾站出来“攘除佛老”。尤其是对儒学地位构成最大威胁的佛教。

　　关于韩愈斥排佛老之因由，陈寅恪先生曾说：(退之)“呵诋释迦，为的是申明夷夏之大防；而排斥佛老。为的是匡救政治之弊害。”申明夷夏之防是退之斥佛的武器之一。韩愈斥责佛教是夷狄产物，认为“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同，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指出佛教不合民族传统和先王礼法。“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作为未教化人的宗教，佛教不能凌驾于中原正统思想之上，否则华夏子民将沦为夷狄禽兽之列。(《原人》“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这等于说夷狄与禽兽无异)

　　作为外来的宗教，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孔孟之道背道而驰，韩愈认为佛教的传入破坏了中国千年来遵守的儒家文化礼制，“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在韩愈看来，佛教的这种只追求个人解脱以达到清净寂灭境界的行为违反了封建宗法制度，其结果必然导致君不君、臣不臣、子不子，从而最终导致社会的混乱，国家的覆灭。这是韩愈所无法容忍的。

　　韩愈之反佛其不仅仅在于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也不仅仅是因为佛教伦理道德与儒家纲常礼制相悖，其还在于佛教传人及鼎盛对中唐社会政治和经济造成了极大危害。“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目盗也?”中国传统社会由士、农、工、商四民组成，现在却多出了佛道两家。韩愈尖锐地指出正是因为佛教徒和道教徒的不事生产，消耗民财，导致百姓生活困苦，从而引发了社会危机。韩愈认为由于崇信佛教，人们放弃了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日，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韩愈指出佛教教人弃尘出世、清静无为，追求个人超脱，使君、臣、民不能各司其职，从而破坏了中国千年来的休养生息之道，扰乱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经济生活秩序。

　　无论是佛教对儒学地位的威胁，还是释迦对儒家伦理纲常的侵扰，抑或是它对国计民生的危害，对于有着强烈治世精神的儒士来说是绝不能忍的，因此，韩愈一生不遗余力坚持辟佛。“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或许可以作为退之倾其毕生精力斥佛的最好诠释。

　　但是，正如朱熹所说：“韩公只于治国平天下处用功，而未尝就其身心上讲究持守耳。”“其排佛老，亦据其所见而言之耳。”即韩愈的排佛，只是从社会效用、现实厉害处立论，而不能涉及佛教义理的精馓之处。对此柳宗元早有评论，他说：“退之所罪者其迹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韩愈斥佛成效不大，在他之后，佛教依然盛行。这与他辟佛只是进行外在的批判，不能吸收改造释道哲理，进行内在的批判不无关系。

　　出自: 《东京文学 》 2010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