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琅琊山碑刻

　　滁州琅琊山碑刻

　　唐吴道子绘观音像碑

　　“观自在菩萨”画像碑最早起于唐代，存于琅琊寺内。史传载为吴道子所作，后刻石立刻。该碑现存于琅琊寺大雄宝殿后壁。碑高130厘米，宽57厘米。碑端有阴刻楷书“观自在菩萨”五字，碑面观音高邱厘米，足下有样云相托，人物双手交于腹前，神态生动安详，笔迹洗练劲爽，明净利落有飘逸之势。在我国碑刻中也是极为少有的。吴道子，唐玄宗和唐代宗时期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少从贺知章、张旭学书，未成，改习绘画，年未二十已有成就。曾当小吏，做过县尉。后被唐玄宗任以内教博士，改名道玄，在宫庭作画。擅画佛、道人物，长于壁画，所画衣褶飘飘欲举，人称“吴带当风”。为唐时著名画家。

　　宋苏轼书《醉翁亭记》碑

　　苏轼书《醉翁亭记》碑刻，现存于醉翁亭景区宝宋斋内，两块四面，碑高239厘米，宽98厘米，正文402字，标题4字，跋95字，共501字。

　　北宋元枯六年(1091)，王诏知滁州，见陈知明(字退蒙)所书的《醉翁亭记》字迹褊浅而小，恐难久传，遂请时任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市)的苏轼书之，并刻石立碑。苏轼书《醉翁亭记》共两种书体，宝宋斋内碑刻为楷书，其字端庄敦厚，神韵飘逸，其中饱含苏轼一贯的文风、诗风、词赋之风。明代冯若愚云：“宋碑文字最著者莫如欧公滁二碑。”

　　《醉翁亭记》碑问世九百余年来，历为书法爱好者慕仰之物，滁阳拥之，誉声逾传。惜碑石历风雨剥蚀，尤其是经过太平天国和“文革；时期两次破坏，碑上不少文字巳斑驳不全。1982年，琅琊山管理处按原碑规格进行了精心复制，今碑与古碑相比，除采用四碑单面刻之外，基本保持了原碑风貌。

　　宋苏轼书《丰乐亭记》碑

　　《丰乐亭记》碑与《醉翁亭记》碑为苏轼同时所书。北宋元枯年间所制《丰乐亭记》碑刻毁于兵燹。现存碑刻系明代天启年间所复制，存于丰乐亭内。两碑三面，另一单面为吴道子绘观音像。碑高210厘米，宽90厘米，楷书。该碑传至“文革”前基本完好，“文化革命”时遭红卫兵破坏，现已字迹斑驳，残缺不全。苏书《丰乐亭记》，其笔法为历代书家称道。称其字“神采欲飞”，“丰劲跌宕，中多偃笔”，“字口锋锷毕露…精采点点照人”。今以《丰乐亭记》碑较之《醉翁亭记》碑的书法造诣，书家多以有过之而无不及者。

　　明朱廷立《揽秀亭记》碑

　　明嘉靖十六年(1537)太仆寺卿赵廷瑞建揽秀亭，同年太仆寺少卿朱廷立为其作《揽秀亭记》并自书于碑。碑文对揽秀亭作了如下描述：“登斯亭者，诸秀可揽矣。乃名其亭曰揽秀。廷立曰，奇哉，琅琊之遭乎，前有醉翁亭，兹复有揽秀亭矣；”其碑今存于琅琊寺大雄宝殿后壁。碑刻面积：209x84厘米。楷书，字迹尚可辨识。

　　明胡杰《三友亭记》碑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南太仆寺少卿盛汝谦建三友亭于琅琊寺庶子泉旁。原亭侧有松、竹、梅“岁寒三友”，故为亭命名。时在滁州任职的太仆寺丞胡杰作《三友亭记》，同时自书于碑。该碑现存于琅琊寺大雄宝殿后壁。碑刻面积135x68厘米。碑系行草．章法严谨，风格轻松，气势如行云流水而又不失稳健，为较优秀的书法艺术作品。

　　明《金刚经》塔形碑

　　《金刚经》塔形碑今在琅琊寺大雄宝殿后壁上。该碑为明万历己未年(1619)滁人杨大化敬勒，碑文由其子杨桂秋所书。碑高198厘米，宽64厘米，碑中文字布局巧妙地构成一个完整的塔形，塔高173厘米，共七层，一部《金刚经》自塔刹至塔底正好书完，字为蝇头小楷，字大0。5x0．9厘米，清晰工整，不苟一笔，自上而下无隔无逗，一气到底。迄今370余年，字迹清楚可辨。据考证此碑在同形《金刚经》塔形碑中属珍贵之物，在我国现存碑刻中属于珍品。

　　明沈思孝《解醒阁记》碑

　　沈思孝，字纯父，嘉兴人，明万历十四年明冯若愚《宝宋斋记》碑

　　明代天启二年(1622)南太仆寺少卿冯若愚为保护苏书〈醉翁亭记》碑刻，在醉翁亭西侧建“宝宋斋”以存其碑。并撰写《宝宋斋记》碑。碑文曰：“宋碑文字之最著者，莫如欧公滁二碑。盖碑或常以字贵而文不必绝，唯此文与字并出于欧苏两公，不得强为优劣。丰乐碑毁于兵燹，醉翁碑犹为故物，历五百余季，睹此典型，顾露处墙屋外，常为游人系马之代，颇镜剥阙蚀。余始去其旁他碑，以椽履，而壁藏之，名曰宝宋斋”。表明珍惜和保护欧文苏字之心志。

　　《宝宋斋记》碑今存于宝宋斋内，共5块，高172厘米，宽80厘米，行书，保存完好，字迹清楚。

　　清薛时雨《重修醉翁亭记》碑

　　薛时雨，清全椒人。咸丰进士，授浙江嘉兴县知县，补授杭州知府，执掌浙江粮储道。为清代著名文学家，工诗词，擅长书法。去官后，在金陵主讲时，经常往来于滁州琅琊古道，因仰慕欧阳修的人品学识，倡募重建醉翁亭。光绪七年(1881)完成倏建工程，并作记勒碑。《重修醉翁亭记》碑现存于宝宋斋内，碑刻面积162x80厘米，楷书，字迹可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