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青海塔尔寺的宗教,文化和教育影响

　　试论青海塔尔寺的宗教,文化和教育影响

　　赵荽贞

　　内容提要：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自明朝开始兴起，由于明王朝对佛教的扶植使塔尔寺有了进一步发展，后经过清王朝的大力支持使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塔尔寺自创建以来，其宗教、政治、文化影响对其所属的六族以及整个藏区乃至内蒙古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加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联系西藏与中央王朝的枢纽。总之，塔尔寺对促进地区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并且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以及蒙藏地区的稳定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塔尔寺也为明清中央王朝对西藏和蒙古的政治统治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辨证地分析塔尔寺的影响对于制定藏区民族政策、发展藏区社会经济及文化。从而达到稳定的目的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塔尔寺宗教供施关系影响

　　奠定塔尔寺地位和影响的首要因素是因为这里是格鲁派鼻祖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因此塔尔寺既受格鲁派自身的重视，又受僧俗教众的重视。同时又受中央王朝的重视，所以其影响逐步扩大，塔尔寺地位和影响的提升是格鲁派地位及其影响提升的一个缩影。以下我从宗教、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对塔尔寺的影响作一分析。

　　一、塔尔寺的宗教影响

　　(一)塔尔寺是安多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

　　安多地区，是藏族历史上颇负盛名的佛教后弘期之策源地，尤其格鲁派跃居藏传佛教的统治地位后。安多地区便成了格鲁派的重要道场，寺院林立，形成了以青海的四大佛寺和以甘肃的拉卜楞寺为母寺的寺院网络系统。从而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清代皇帝对格鲁派采取既尊祟和又利用的办法。在清代一些大活佛受到朝廷的册封。这些宗教上层不仅在青海而且在北京、五台山、甘肃、西藏都有较大的影响，中央王朝的重视无疑有利于塔尔寺的发展，并可以抬高塔尔寺在全国的地位：格鲁派自身也对塔尔寺非常重视，因为这是格鲁派鼻祖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由于甘青藏区宗教首领都以塔尔寺的法台为他们心目中的崇高职务。世俗首领和群众都以崇拜塔尔寺为无上荣幸，由于格鲁派自身对塔尔寺非常重视，这就大大提高了塔尔寺在所有藏区的宗教影响，有很多高僧大德来这里讲经说法。使塔尔寺的宗教影响逐渐扩大。

　　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创建显宗学院，首开法会起，于每年正月、四月、六月、九月举行四次纪念释迦牟尼的全寺性盛大法会。法会期间，寺僧们除诵经辩经外还举行“晒大佛”的宗教仪式，规模宏大。僧俗都来参加。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建立塔尔寺的跳神院。翌年春节，七世达赖照例宴请塔尔寺法台、经师则敦夏茸、青海和硕特蒙古察汗丹津亲王、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蒙藏僧俗首领，在塔尔寺举行规模宏大的正月祈愿法会，会上首次在跳神院表演法舞，从此塔尔寺每年四大观经时都举行跳神法舞活动。届时，来自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等地的广大藏、蒙古、土、汉族男女信徒云集会场向法王和马首金刚顶礼膜拜。远近前来朝佛的群众难以计数。这说明塔尔寺在藏传佛教信教民众中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5月15日，九世班禅大师赴塔尔寺，驻锡尺巴禅堂。20日登殿诵经，并亲赴对山参加晒佛大会，喇嘛约3560名，俗人男女不下二千。当年10月28日，塔尔寺全体呼图克图及僧众。要求在宗喀巴的降生胜地。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大师(九世班禅)即命高僧等分别筹备第八次时轮金刚法会，五色宝石绘画坛城，诵经灌顶如法施与。共计一月光景，蒙藏王公、千百户、僧俗民众远近参加者不下八万余人。

　　1937年十二月九世班禅大师在玉树圆寂。1949年8月10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座床大典在塔尔寺普观文殊殿前大讲经院隆重举行，塔尔寺张灯结彩，法乐齐奏、鞭炮轰鸣。到有青省府官员及蒙藏大活佛暨青、康、甘千百户、头人等五千余人。

　　可见塔尔寺在整个安多地区乃至整个藏区都有巨大的宗教影响。到目前塔尔寺依然香火缭绕，僧俗前来朝拜的人络绎不绝。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其宗教影响还在继续扩大。

　　(二)塔尔寺重要的地理位置是它通过宗教扩大影响的关键。

　　(1)塔尔寺是“汉藏黄金桥”的中间站

　　藏文史籍《安多政教史》中提到“汉藏黄金桥”这一词：“土兔(己卯)年，圣者三世达赖于前往康区之际和汗王会商决定：为了联系汉藏黄金桥等，留科力齐、青巴图尔及其属部与青海湖畔；派遣东科尔云丹嘉捎为代表，前赴蒙古地区”，从汉藏关系的历史发展看，“汉藏黄金桥”大多指安多地区藏汉关系发展中所处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安多地区是内地和卫藏联系的中间站，是通向内地和卫藏的黄金要塞，诸多的贸易和战争都发生在这一地区，安多地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而显示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成为联系西藏与中原王朝的枢纽。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塔尔寺处在这个“藏汉黄金桥”的中心位置。塔尔寺形成的区域性的政教合一制度使其成为安多地区文化、经济、政治、宗教的中心。

　　(2)外国传教士和考察家对塔尔寺的描述对扩大塔尔寺在世界范围中的影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俄国考察家科兹洛夫在《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这样写道：“公本(即塔尔寺)寺院有有利的地理位置，作为佛教徒门景仰的宗教巾心，公本寺(即贡本)在著名的节日里，把整个中亚汇集而来的拜佛者吸引到自己的神殿中，在这里不仅可以见到居住在蒙古南部和库库淖尔的人，甚至可以看到来自蒙古北部和西藏的人。许多朝圣者队伍认为，在去神圣拉萨的途中，应该朝拜一下同宗喀巴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圣地，在这座好客的寺院中休息2～3个月，然后山发去走此后那段艰苦的路程”。同一时期，美国考察家芮哈特也对塔尔寺的宗教文化地位进行了记述：塔尔寺为中亚细亚喇嘛寺中最著名之一，五十年前赫克曾一次，以对于喇嘛寺之美无法描述，而名之日：“极乐美图”其魅力之程度即可想象也。

　　19世纪，还有很多外国传教士、考察家们曾都驻留过塔尔寺，其中有法国的古柏察、德国的威里璧、俄国的科兹洛夫、美国芮哈特等在他们的记述中他们眼中的塔尔寺(公巴寺、贡本寺)，扩展了塔尔寺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

　　由于塔尔寺处于联系内地和卫藏“汉藏黄金桥”的中间地位，因此在格鲁派兴起之后，曾利用这一通道与中央王朝紧密联系，从明朝初期到明朝末年，藏传佛教格鲁派由创立而至发展壮大，随其势力在西藏的扩张，再继续向甘青藏区发展，塔尔寺也是理想的枢纽之地。到十六世纪后期，黄教势力即已延伸到青藏高原以北的蒙古地区。清王朝出于“辑藏安边”“安众蒙古”的目的。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对宗喀巴及其创立的格鲁派(黄教)上层喇嘛大加赐封和敕授名号。历史上，历代达赖、班禅和其他西藏高僧，凡进京觐见皇帝和去蒙古、或返藏途经青海时，都来朝 拜塔尔寺并在这里驻锡。从这些方面讲塔尔寺所起的枢纽作用是巨大的，在政治和宗教方面又成为西藏和内蒙的传播站。当时中央王朝积极扶植塔尔寺，这一举措为稳定蒙藏地区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

　　二、塔尔寺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格鲁派与其他教派不同，在寺院经济方面采取广为施主的办法。打破了以往某个教派只和某一地区的某一封建势力相结合而形成二为一体的政教不分局面的局限性。即避免了各教派以争夺世俗割据势力之间的利益而导致的教派冲突。从而格鲁派势力在整个藏区的封建势力广泛联系的同时，还和蒙古族、汉族、满族的封建统治者建立联系。塔尔寺在宗教上成为青海藏、蒙、土等少数民族信仰的中心，信徒们都不远万里以朝拜塔尔寺为荣，它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极高。在全国享有盛名。在历史上由于藏蒙在信仰上的认同，使得藏蒙民族的联系也为此加强。塔尔寺对促进民族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等方面塔尔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塔尔寺与蒙古族之间的关系

　　1、蒙古贵族是塔尔寺重要的经济支持者。

　　在塔尔寺建寺之初受到了当地五族索昂和蒙古贵族的大力支持。各蒙古王公为了提高自己在本地区的威望。争作塔尔寺施主。其主要原因依然因为是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历史记载青海湖蒙古各部是塔尔寺的主要经济支持者。大金瓦殿最初规模不大，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经和硕特蒙古亲王达什巴图尔、郡王额尔德尼济农等捐助扩大成大殿；康熙五十年(1711年)，郡王额尔德尼济农再施黄金一千三百两、白银一万两千两，用镏金铜瓦覆盖殿顶，自始称“大金瓦殿”：乾隆十一年(1746年)河南蒙古王丹津旺舒克及其福晋艾克霞出资装饰大殿，安装了铜制镏金云头、滴水、莲瓣等饰物，塔尔寺僧众感恩施主功德，曾绘其肖像于大殿内壁；殿内主供的宗喀巴纪念塔，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由宗喀巴蒙古额尔德尼洪台吉作施主，改变塔形，以纯银作底。镀以黄金。镶嵌珠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达什巴图尔由施黄金百两、白银数万两再次扩建。始成现在规模。此外塔尔寺的大拉让、大经堂等其他殿堂的修建，都得到过蒙古族施主的捐赠。

　　2、塔尔寺的活佛曾长期在蒙古族中活动，享有很高的威望。

　　塔尔寺的色多、嘉雅除了在青海海西、海北蒙古族中有众多信徒。在内外蒙古亦有影响，历辈色多传教于内蒙土默特部，而嘉雅系统，特别是五世罗桑楚臣丹贝尼玛曾数次去外蒙古车臣汗部牧地传教。

　　3、有些活佛在蒙古族信徒中找到转世，无民族界限。塔尔寺的阿嘉、色多、嘉雅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4、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年)对塔尔寺额影响。他是公认的格鲁派领袖人物，他对塔尔寺的发展以及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贡献巨大。明朝时几次来青海塔尔寺，在第二次即明万里十年(1582年)来塔尔寺，对仁钦宗哲坚赞及当地申中、西纳、祁家爱、隆奔、米纳等藏族部落指示扩建塔尔寺，并赐赠供奉佛像，并进行各种建寺仪式，从此塔尔寺发展很快，先后建成达赖行宫，三世达赖灵塔殿、九间依怙殿、释迦殿等。明万历十二年(1584)春。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来青海弘法，来到塔尔寺，建立了寺内组织和法规。三世达赖的青海一行，使得格鲁派冲破民族界限迅速传播到蒙古族中。后来格鲁派上层认定俺达汗曾孙云丹嘉措为四世达赖，更使“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得如太阳一般”。十七世纪初，格鲁派在西藏受到藏巴汗政权的威胁，求援于固始汗。从此和硕特蒙古与格鲁派结成联盟。固始汗以格鲁派“护教法王”的姿态走向统一青藏高原的政治舞台。在青海建立起了一批以蒙古族为主要僧源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为格鲁派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清朝前期，清政府为安抚蒙古、藏族等民族的权贵，采用“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修一庙，胜用十万兵”，“因其教不易其俗”和“用僧导化”等政策，极力支持和崇信宗教活动，赢得了广大蒙古、藏族人民的信任，维护了祖国统一。塔尔寺在清政府和蒙古王公的积极保护、尊崇下，不断得到扩建和修缮。蒙藏的友好关系在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时期得到了继续发展与巩固。清代在内蒙古各地兴建喇嘛教寺庙贡一千余座，可见喇嘛教在清代已成为广大蒙古人赖以寄托的精神支柱，更成为蒙古封建王公利用其巩固统治的工具。

　　此外，蒙古各部王公和僧人入藏熬茶、礼佛、学经也在塔尔寺停留，蒙古地区的著名活佛大都在塔尔寺有活佛府邸而被列为塔尔寺一员。如土观、却藏、香萨等等。塔尔寺的驻京呼图克图及赛多诺门汗等还在内蒙有不少属寺，这就大大提高了塔尔寺的社会地位，使塔尔寺在西藏、内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由于塔尔寺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倍受蒙藏僧俗上层领袖人物和中央王朝的重视。

　　(二)藏族与土族携手共进

　　藏族与青海土族之间没有民族渊源关系，土族，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之一，人口约16万人。15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逐渐传入土族地区。据史载宗喀巴的大弟子，释迦也夫，于明永乐和宣德年间，两次朝觐明廷路过青海时，大举宣扬格鲁派教义，并在今青海民和县马营等地修建了灵藏寺和弘化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在互助地区兴建了黄教寺院郭隆寺(即佑宁寺)，成为这一地区显教讲院之始。之后，土族地区的黄教寺院一个接一个地兴建起来，出现了“番僧寺族星罗棋布”的景象，说明土族群众也已大多改信了格鲁派。《宗教流派镜史》也曾谈到格鲁派的盛行：“昔时安多界内虽有少数萨迎及噶举教派，现已完全转成格鲁一派矣”。到了清乾隆以后，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土族地区达到鼎盛时期，清廷在这一地区黄教寺院中，先后授封了七个呼图克图和四个堪布，使得格鲁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成为土族的全民信仰。

　　土族在信仰上与藏族相同，因为长期与藏族相处时，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并且在塔尔寺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土族高僧大德，有很多僧源也来自土族。因此塔尔寺为土族与藏族的友好交往起到了纽带作用。

　　另外，共同的信仰把大量的汉族也带到塔尔寺，在塔尔寺不仅有很多汉族僧人，而且更多的汉族有信佛者。共同的信仰使得青海的很多民族在民族认同方面有很多接近的地方。这反过来又为本地区民族之间的友好发展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使得几百年以来在民族杂居的情况下各个民族能友好和谐相处。

　　三、塔尔寺对文化、教育影响

　　(一)塔尔寺是藏传佛教的文化宝库，是藏汉文化融合的典范

　　塔尔寺的文化价值是多方面的，历史上，明清两代统治者及民政府的都十分重视塔尔寺。塔尔寺是蒙藏各民族与中原汉族展开文化交流的中间站。重视这些文化遗产对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繁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维护祖国统一等多方面，都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塔尔寺不仅以宗喀巴诞生地、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产生地而闻名中国，而且它以收藏珍贵的民族历史文献著称，该寺现存藏经版数上万件。除了大量佛经外。尚有哲理、史地、音韵、天文、医药方面的著述和诗歌、小说、戏剧、传记等藏语文学作品。

　　塔尔寺的各类志书完整地保存了塔尔寺发展和建筑史，塔尔寺与甘青地区及西藏、四川、蒙古各寺院、部落之间关系来往、明清朝廷对塔尔寺的赐偿扶持等。而《青海塔尔寺维修志》及其全部档案，反映了塔尔寺在共产党和国务院的关怀和支持下所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维修的全貌。对研究党的民族宗教政镱，古建筑维修、文物保护重大技术难题的解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

　　塔尔寺的艺术，“艺术三绝“及雕塑、音乐、舞蹈等，体现了藏文化的博大精深，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各民族的非凡智慧和创造精神。研究这些艺术的各个方面，对我们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艺术，设计营造富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建筑，发展民族工艺美术产品，丰富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都有很大的的现实意义。

　　(二)建立了独特而完整的寺院教育体制

　　格鲁派寺院教育组织体制都自成系统，以中心寺院为领导，每个寺院又有各自的组织。格鲁派的寺院教育以拉萨的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及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六大寺院最为完备，其规模较汉地寺院大，为藏区最高的教育中心，各地数以万计的寺院就是各地的中小教育中心，千百年来，藏族地区曾用寺院佛学教育代替社会学校教育，寺院即学校、喇嘛就是教师、佛经就是教材。在藏族封建农奴制社会教育机构中，除了一小部分管办的学校及私塾外，其余大部分就是藏传佛教的寺院教育。历史上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不仅具有鲜明的特色，而且对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培养人才诸多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丛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学校教育的一种形式。或者说它具备了学校教育的某些特征和作用。

　　格鲁派把寺院教育发展到有完整的教育体制、教学管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位制度等。并一直影响至今。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塔尔寺不仅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教育体制，而且在培养人才、保存古籍和弘扬藏族的传统文化等诸方面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1、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体制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在教学体制、内容、方法、学位、考试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制，尤其是到了格鲁派时期。这种制度发展到极其完善的地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严谨的教学体制。塔尔寺对各级学僧都有不同的管理制度。一般对刚进入寺院的僧人，寺院不考虑他们的年龄和学历，一律分到各自所属的康村。开始不能马上学习，除替老师干杂活外，还要为寺院出各种杂差。在此期间，新僧必须出席康村一日早、中、晚三次集体诵经和扎仓每日一次的集体诵经，并不得有迟到和早退的现象，一旦出现缺席，则必遭开除处分。经过一阶段的考察，寺院认为合格后，才对新僧进行详细登记造册。按照寺院的规定。学僧由康村指定老师，也可以自己找。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藏文字母、拼音、常用词汇、文法和短小的经文。通过启蒙学习后，成绩突出的僧人，由寺院推荐到具有一定条件的寺院学习深造。凡进入塔尔寺的僧人，不管年龄、学历如何，寺院一律以扎仓为单位，将他们编入预备班中学习。由预备班升入正式班时间的长短，由每个僧人的老师决定，时间短的只需几个月，时间长的则要数年。

　　(2)固定的教学内容。塔尔寺的学僧在启蒙阶段主要学习基础文化和工艺技术，同时也学习一些礼仪，要求学僧必须掌握大小不同的宗教仪式、程序、经咒和法器等，这是极其严格和极其复杂的事情，一点也不能错乱。当把这些学到一定程度后，即按照格鲁派学习的内容进行修习。学习内容是先显后密，显宗学院是研习因明学、般若学、中观学、俱合学和戒律学的，课程以五部大论为主。密宗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有四门，即《事续》《行续》《无上瑜伽续》和《瑜珈续》。在塔尔寺还另外设有以学习医学、天文、历算舞蹈为主的专业班。这些专业班主要学习藏族的医学、天文、历算和舞蹈等内容，同时兼学声明学、韵律学、语法学、修辞学，并参加部分宗教活动等。总之，这些教学内容是固定的，不可随意更改。这种学习程序体现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

　　(3)独特的教学方法。塔尔寺的教学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二种。一种是先让学僧读背经文，在熟背经文的基础上再进行讲解和精心钻研。藏传佛教认为，背诵不是学习经典的目的，而在于对佛教典籍要义的理解。学僧们在学习过程中既要通过背诵来达到巩固知识的目的，又要通过精心钻研以达到对佛教典籍内容的深刻理解。因此，塔尔寺的学僧中涌现出许多背诵佛经的能手，有的僧人竟然背诵几千余页佛经而不会有丝毫错乱。这种强记熟背、融会贯通、崇尚精心钻研的学风，在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被广泛采用。另一种是立宗辩和对辩。立宗辩最常见的辩论方式是立宗人树立一宗，而且为此而进行辩论；对辩由二人进行，先由甲提问乙回答，告一段落。再由乙提问甲回答，回答的方式和立宗辩相似。只是不像立宗辩那样经常举行。这种学习方法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方面通过辩论和答辩的方式，学僧之间可以在学识上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另一方面讲辩可以激发思考、培养口才、增强记忆。

　　(4)严格的考试制度。塔尔寺通过辩经进行的考试制度。较为有力地杜绝了徇私舞弊。考僧如不能背诵指定的经文，不但考僧要受到惩罚，而且其指导教师也要受到批评。考场一般都设在大庭广场上，考僧和考官要在各级监考和全体僧侣监督之下进行答辩、释难等一系列考试。因此。要求考官要公正出题，考僧要有真才。实学，考试成绩低劣者即留级或调迁。总之，凡学僧学习期满，均要经过严格的学业考试，以看能否获得有关的学位。这种考试制度避免了考场作弊及违法乱纪行为的出现。

　　(5)健全的学位制度。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实行学位制。凡是进入寺院的僧人只要刻苦读书、勤奋学习，都有可能取得学位。各寺院的学位等级和录取名额有所不同。西藏三大寺的格西学位共分为四个等级，一等称“拉然巴格西”，意思是塔尔寺显宗学院的格西学位亦分为三个等级，一等称为“拉然巴格西”：二等称为“噶居巴格西”：三等称为“噶仁巴格西”。藏传佛教寺院这一整套学位制度的建立，对于吸引学僧埋头学经及保障寺院教育的实施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在许多学者搜集和积累的资料为基础。通过自己多次的调查，对塔尔寺所产生的宗教、政治、民族关系、文化教育影响作了初步的分析和总结，希望通过对塔尔寺影响的分析从中得出一些结论，既要认清塔尔寺宗教的长期性和群众性又要认识到藏区宗教问题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断从政策上加以因势利导，为祖国的统一和藏区的稳定发展做好应有的民族宗教工作，为藏区政治、宗教、文化的发展提供政策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