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隋唐瘗窟形制的演变及相关问题

　　敦煌隋唐瘗窟形制的演变及相关问题

　　倪润安

　　内容摘要：本文在推定莫窟北区隋唐瘗窟具体建造年代的基础上，将其形制演变的过程分为四期，并与同时期的龙门瘞窟进行比较，总结其异同点，另外还探讨了瘗窟出现的过程和逐渐消亡的原因。

　　关键词：莫高窟北区；瘫窟；隋唐时期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4106(2006)05-0056-07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经过数年的大规模发掘，辨认出25个瘗窟，使敦煌瘗窟的研究成为可能。从发掘整理者对石窟年代的判断来看，隋唐瘗窟占据了绝大多数。本文将对部分瘗窟的年代进一步辨析，并由此展开相关讨论。

　　一　莫高窟北区隋唐瘗窟的年代分析与形制分期

　　莫高窟北区瘗窟的始凿年代，目前还不能确定，从有关石窟遗迹的情况来看，北朝晚期应已出现。B221窟是一座单室窟，平面近方形，覆斗顶，西半部设有砾石棺床。在北区崖面的同一层位上，它北侧紧邻隋代的单室窟B222窟，南侧紧连北周时期的单室窟461窟，其覆斗顶的特征也与461窟相同，而与B222窟的人字披顶接斜顶差异较大，故判断B221窟应为北周时期开凿。

　　进入隋唐时期，莫高窟北区瘗窟的数量逐渐增加，至盛唐时期到达鼎盛，其形制演变可分为四期(表一)。

　　第一期：隋代至唐初(581～619)，包括B222、B227、B228等窟。

　　B222窟出土的草垫子经碳14测定时代为隋末。我们注意到该窟发现的人骨包含有至少两个个体，主要摆放在西半部的砾石台和东部的草垫子上。东部靠近入口，草垫子及其上尸骨的置人应较砾石台尸骨晚，而石窟的开凿应是为了砾石台尸骨的葬入。所以开窟年代要较草垫子早些，大致为隋代。

　　B228窟出土有明确纪年的遗物，即《河西大凉国安乐三年郭方随葬衣物疏》。文书记录死者郭方“迁神过世”的时间为安乐三年二月十七日。《隋书》卷4《炀帝杨广纪下》载：“(大业十三年)秋七月壬子，荧惑守积尸。丙辰，武威人李轨举兵反，攻陷河西诸郡，自称凉王，建元安乐。”大业十三年为617年，则安乐三年为619年，已进入唐初武德年间(618～626)。该窟发现两具男性人骨个体，若郭方为初葬者，则开窟年代在隋末唐初；若郭方为后葬者，则开窟年代要有所提前。故此窟开凿的年代范围当为隋代至唐初。B227窟与之相邻，形制也相同，开凿年代应为同期。

　　本期瘗窟形制的特点是：继承了北朝晚期瘗窟的特点，流行近方形单室窟，顶部不见覆斗顶形式，全为人字披顶接斜顶，窟后部(西半部)设有砾石棺床。

　　第二期：初唐(高祖至高宗，620～683)，包括B27、B41、B42、B109、B223等窟。

　　B42窟为前、后双室窟，前室已经塌毁，从报告发表的剖面图上可看到前室顶部的残迹，为前室的存在提供了依据。后室西半部砾石棺床上发现人骨数具，经碳14测定树轮校正后为664年前后，开窟年代当在初唐。B41窟紧邻B42窟，形制也与后者后室相同，开凿年代应相距不远。B223窟南壁紧邻隋代的B222窟，但其人字披顶不同于后者的人字披顶接斜顶，而与B41窟相同，故推断B223窟的开凿晚于B222窟，已进入初唐时期。B27窟、B109窟形制与B41窟大致相同，亦归属本期。

　　本期瘗窟形制的特点是：近方形单室窟继续流行，顶部仅为人字披顶，而不接斜顶，窟后部(西半部)仍设置砾石棺床；稍晚出现了前、后双室的新形制，其他特点不变。

　　第三期：盛唐(武后至玄宗，684～756)，包括B43、B47、B48、B79、B86、B87、B88、B89、B90等窟。

　　B47窟的出土遗物中，排除后混入的西夏文和回鹘文文书，有确切纪年者以景龙二年(708)为最早，以开元后期(732～741)为晚。从窟顶较低矮和遗物绝大多数属于随葬品来看，该窟当专为瘗葬而开凿，开窟年代应依最晚的纪年文书来判断。经考证，一件《沙州校勘丁租并脚及营窖钱粮牒》文书的时代为开元二十四年(736)至二十六年(738)，则开窟年代应较之晚些，约可为开元末期至天宝初期。B48窟出土纸鞋里虽揭出《武周万岁通天口年勋告》等文书，但从其位置处于B47和B49窟之间的狭窄范围内来看，是为了不打破这二窟，B48窟才从前室修凿了长长的甬道以通达后室，因此该窟开凿年代要晚于B47窟。其形制与B47窟相近，时代不会相距太远，应在天宝年间。B79窟、B88窟形制与B48窟相同或相近，亦归入本期。

　　B86、B87窟实为同一窟的两个后室，共有一个前室。B86窟出土的开元通宝除一枚直径为2．9厘米外，余均为2．4～2．5厘米，重量也在3．4～4．75克之间，属于徐殿魁所分唐开元通宝的B型I式，此式钱出现于开元末季或天宝之初。又B86窟所出木雕彩绘女俑与西安开元二十八年(740)杨思勖墓出土陶女俑非常相似，且此窟是专门为瘗埋死者开凿的，故开窟时代大概在开元末至天宝年间。B87窟与B86窟既为一体，形状结构也基本相似，必是按统筹规划进行开凿，年代当相同或相近。B89、B90共前室，也为一整体，形制特征与B86、B87窟相同，出土同类遗物也相似，时代当属盛唐。

　　一前室、双后室的石窟最初可能出现在武后时期，其用途是作为僧房窟。如B49窟，南北后室均有灶，有烟道经甬道通前室，性质显然为僧房窟。其出土的唐代户籍文书上有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字样出现，陈国灿先生订此件为大足元年(701)籍，考虑到僧房窟中出现户籍文书应当具有时效性，推测其开凿年代在盛唐前期。B43窟也是两个后室共一个前室，南后室稍小，原为禅窟、后为瘗窟，北后室稍大，是典型的僧房窟。此窟当为一前室、双后室这种类型的石窟由全作为僧房向全作为瘗窟转化的过渡类型，开凿年代大概在盛唐前后期之际，约当8世纪初期。

　　本期瘗窟形制的特点是：流行前、后双室窟和一前室、双后室窟。前者继承前期而来，前室近方形，顶部由较早的人字披顶向较晚的平顶转化；后室也近方形，顶部为人字披顶，西半部设有砾石棺床。后者的窟型是从僧房窟引入，前室近方形，平顶；南、北后室皆近方形，人字披顶，西半部设有砑石棺床。

　　第四期：中唐(肃宗至武宗，757～846)，包括B14、B16、B104、B146等窟。

　　B146窟内发现一男性死者尸骨，经碳14测定并树轮校正，知其年代为776年。该窟后室类似棺形，当为瘗葬而专门开凿，则其开窟年代在中唐前期。B14窟原本为人字披顶的单室窟，开凿时代当在初唐；后来改造为瘗窟，扩凿出专为瘗葬的后室，顶部近平，前室顶部也改为平顶，这与B146窟的做法相同。但从后室仍保留砾石棺床的设置来看，又有初、盛唐时期特点的遗留，故推测其改造为瘗窟的时代在盛唐末至中唐 初。B16窟与B14窟后室形制相似，均为平顶，并设曲尺形砾石棺床，又两窟处于崖面同一层，相距不远，时代也应相近。

　　B104窟损毁过于严重，已无法完整了解其形制，从残存情况略知地面无砾石棺床。窟内出土1枚开元通宝，直径2．3厘米，重2．05克，背面无文字或符号，属于徐殿魁所分唐开元通宝的B型Ⅲ式，此式钱在中唐时期纪年墓中频频出土，应是中唐时期民间摹仿官钱而私铸的小钱。故B104窟开凿大致在中唐。

　　本期瘗窟形制的特点是：呈现出简化的趋势，一前室、双后室窟消失，尚保持着前、后双室窟的做法。前室仍为近方形，平顶；后室平面形状趋向多样化，有近方形的，也有纵长方形的，不再采用人字披顶，而为平顶，后半部趋向不再设置砾石棺床。

　　二　敦煌瘗窟与龙门瘗窟的比较

　　从文献上看，隋唐时期的瘗窟已广泛分布于南、北各地，以长安、洛阳地区最为集中，此外还散见于陕西、河南的其他地区以及江苏、江西、山西等地。考古工作也证实了洛阳地区存在着大批瘗葬遗迹，龙门石窟先后发现瘗窟41座，和敦煌莫高窟北区是目前所知最大的两处瘗窟分布地。

　　关于龙门石窟唐代瘗窟的形制分期，张乃翥先生已撰文论述。现结合后续发现的新材料对该分期作进一步的丰富和调整，以资比较。

　　龙门初唐时期的瘗窟，有前后双室窟和近方形单室窟两种形制。前者，较早的例子如珍珠泉北崖一号瘗窟，前、后两个窟室皆为近方形(或矩形)；前室北、东、西三壁下有“U”形平台，原应置六至八躯石刻或泥塑造像；后室设有“U”形石棺床。较晚的例子如龙门455号窟，前室前部崩塌，南壁有一个圆拱空龛，北壁存二个圆拱空龛；后室平面呈纵长方形，前低后高，前窄后宽，南壁前部靠上有一个圆拱空龛；后室窟门上方刊刻题铭，有“大唐仪凤□年六月□日□□子□文轨□□□敬造阿弥陀□一龛”等字样。题铭中所称“阿弥陀”佛像当是在尸体入葬后室并封堵窟门后，在前室后壁、即题铭下放置。后者，例如敬善寺区龙朔元年(661)娄氏瘗窟，窟室平面略近方圆形，西壁(后壁)下有优填王像插座，壁上有该像头光、背光浮雕图案，南壁东端有立菩萨像一躯，北壁开圆拱形龛，当是娄氏遗身坐式葬法所在。本期瘗窟的显著特点是窟内造有多种佛教神像，死者与神像共存，并对后者形成一种依附关系；前后双室窟内，前室布置佛教造像供礼拜，死者则拊葬在后室；单室窟内，神像供置在正壁(后壁)，而死者置于侧壁。

　　龙门盛唐时期的瘗窟，前后双室窟消失，近方形单室窟流行，新出现纵长方形单室窟。近方形单室窟，盛唐初期的例子如珍珠泉北崖二号瘗窟，北、东壁下凿有同高的平台，室内平面如娄氏瘗窟一样不对称，采用后壁坐式葬法。奉先寺东崖开元二十三年(735)尼惠灯瘗窟，平面近方形，三壁设坛，西壁(后壁)开一棱台形龛，当为惠灯遗身坐式葬法所在；窟口外左右各雕力士一躯。珍珠泉北崖三号、四号瘗窟，窟口外左右也各雕力士一躯，采用后壁横卧式葬法。净土堂北崖张氏瘗窟，窟口外左右各雕一持剑门吏及石狮，窟内后壁下雕一石棺床。纵长方形单室窟的例子如石牛溪北崖开元二十六年(738)尼灵觉瘗窟，窟内空无雕饰；又如龙门507号窟，窟口外上方为一圆拱龛，造一佛二菩萨，两侧各雕一方形力士像龛。本期瘗窟的特点是凸现了瘗窟是为死者服务的功能，一方面礼佛窟和瘗窟彻底分开，导致了前后双室窟的消亡，但原来后室设置为纵长方形的做法得到保留，成为一种新的形制；另一方面，死者的摆放位置由侧壁转到正壁，由坐式转为卧式，都反映了死者在窟内地位的提升，而佛教神像变为从属，只在窟口外出现，尺寸变小，种类单一化，多为级别较低的力士像。有的瘗窟窟口外左右各雕一持剑门吏，而不是力士，可能反映了僧俗之别。

　　盛唐以后，龙门瘗窟普遍盛行近方形(或矩形)单室窟，停尸石床设置在后壁下，中、晚唐之间的形制区别不够明显，相比之下，晚唐窟空间显著增大。如中唐最大的香山寺北崖七号瘗窟，深180厘米，宽240厘米，高172厘米；晚唐最大的香山寺北崖三号瘗窟，深400厘米，宽700厘米，高430厘米。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敦煌与龙门的唐代瘗窟有着一些时代共性，同时具体细节上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从形制来源来看，两地瘗窟的形制都是从礼佛窟借鉴而来。莫高窟北区B221窟与相连的461窟关系密切，皆为单室覆斗顶窟，而后者是礼佛窟。龙门北朝石窟中也常见前后双室的礼佛窟，如572号窟(汴州洞)、1192号窟(唐字洞)、1387号窟(药方洞)等，珍珠泉北崖一号瘗窟的形制应是受其影响而来。在莫高窟，瘗窟出现之后就是以瘗葬为主要目的，从B221窟起，窟内不再出现佛坛，壁面也不再绘制壁画，突出的设置就是后壁下的石棺床。而龙门初唐瘗窟还摆脱不了礼佛窟的性质，前室的礼拜功能仍占主导地位，后室用于瘗葬，表达的是死者对神佛崇拜敬畏，试图常伴其旁、永甘依附的心理状态。在演变轨迹方面，莫高窟北区瘗窟初唐时渐显繁荣，盛唐时达到鼎盛，呈现出由单室窟——前后双室窟——一前室、双后室窟的繁化过程；盛唐前期形制来源还扩大到僧房窟，使其内涵进一步得到丰富；中唐前期以后，瘗窟很快衰落。龙门瘗窟形制演变的大趋势是由繁趋简，从前后双室窟变为单室窟，从窟内多种造像变为窟口外单一造像，直至没有造像，甚至出现了一种很简陋的纵长方形单室窟，不仅结构简单，空间尺度也局促到只为容尸的地步；中唐之后，不似敦煌那样陡落，而是呈现出仍保持相当数量、但形制设计上更加单调的衰落之相。

　　三　瘗窟的产生与世俗化历程

　　石窟瘗葬是露尸葬的一种形式。中国中古露尸葬源自于印度。印度的露尸葬包括林葬和水葬，其中林葬被印度的苦行僧提升为一种修行方法，认为弃尸在尸陀林中，可获得福报，具有功德。石窟瘗葬则是在中国的外来僧人或本土僧人对林葬直接曝尸林野的一种调和方式。

　　瘗窟大约产生于3世纪，刚开始并没有明确的瘗葬目的，而是僧人坐化于修禅石室，石室便成为其葬所。如《高僧传》卷10神异下《诃罗竭传》记载：“至晋惠帝元康元年(291)，乃西入，止娄至山石室中坐禅……至元康八年(298)，端坐从化，弟子依西国法阇维之，焚燎累日，而尸犹坐火中，永不灰烬，乃移还石室内。后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晋咸和中往其国，亲自观视，尸俨然平坐，已三十余年。”到东晋时，僧人死后，利用天然石洞或建凿石室以安置尸体已成为有意识的举动。《高僧传》卷9神异上《单道开传》记载：“至晋升平三年(359)，来之建业。俄而至南海，后入罗浮山，独处茅茨萧然物外。春秋百余岁卒于山舍，敕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之石室……晋兴宁元年(363)陈郡袁宏为南海太守，与弟颖叔及沙门支法防共登罗浮山，至石室口，见开形骸及香火瓦器犹存。”

　　瘗窟世俗化的初期，就与皇室权臣结缘。北朝晚期，在关陇和关东都出现了最高统治者开凿瘗窟的例子。西魏大统六年(540)，文帝废后乙弗氏被迫自杀，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号为寂陵；这麦积崖之龛就是麦积山第43窟，其形制为前、后双室，前室平面近方圆形，后室平面为纵长方形。东魏武定五年(547)，高欢死后，大将军高澄虚葬其于邺城西北的义平陵，而将其棺椁藏在鼓山石窟寺旁穴中。现在北响堂山北洞中心柱顶上有横穴，相传就是高欢的瘗葬之所。须弥山石窟第5窟附窟是一组五个洞窟，各窟平面为长方形，平顶，其中两窟相通，窟内出土一枚北周五铢钱，并有尸骨，当属北周时期开凿的瘗窟。

　　隋唐时期，瘗窟世俗化程度加深，和常规墓葬之间有了进一步的联系，相似之处增多。在龙门石窟，盛唐时期的瘗窟常见在窟口外两侧雕造力士或执剑门吏，力士和墓葬里的天王俑作用相同，如果说这都是受了佛教的影响，那么雕造执剑门吏就完全是摹仿墓葬壁画的纯世俗做法。中唐时期，龙门一些瘗窟内的石床增宽，可能是为了摆置更多的陪葬品，这是出于世俗心理才会产生的动机。在莫高窟北区，瘗窟的世俗化程度从一开始就相当高，其表现为：第一，二人或多人合葬现象普遍。从北周至中唐前期的22个瘗窟中，除B41、B79窟的人骨数不明外，二人或多人合葬的窟有12个，超过半数。其中B223、B86、B89窟为一男一女合葬，B221、B109窟为一男二女合葬，B222、B228、B14窟为二男合葬，B87窟为二女合葬，B42、B48窟为三男二女合葬，B16窟为三男一女合葬。如果认为男女合葬者可能是夫妻、父女、兄妹合葬，男性合葬者可能是兄弟、父子、叔侄或师徒合葬，女性合葬可能是姊妹或师徒合葬，那么排除僧尼师徒合葬的情况外，可以看到世俗人在莫高窟北区广开瘗窟，并用于家族合葬的现象。离莫高窟不远的祁家湾、佛爷庙湾，分布着大批十六国北朝以迄隋唐时期的墓葬，其中家族合葬墓相当常见。家族瘗葬窟的开凿同样应是这种墓葬习俗的体现。第二，各种世俗随葬品进入瘗窟，诸如陶器、棉织物、丝织物、金箔、波斯银币、骨骰、纸衣、圜钱形剪纸、联珠形剪纸等。最为明显的是B86、B89窟随葬木俑，B228窟随葬“棺人”木牌和衣物疏，完全是世俗墓葬中的典型做法。

　　瘗窟的世俗化程度越深，表明佛教僧侣与民间信众之间的交结越深，形成了某种共进退的关系。当丧葬观念发生变化的时候，瘗窟葬受到的挤压是同时来自僧俗两个方面的。促使瘗窟衰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火葬法的盛行。火葬的历史要比瘗窟葬久远得多，但由于它与中国儒家传统伦理中“孝”的观念相违背，所以在作为僧人葬法传人中国后的很长时期内发展比较缓慢。据研究者对《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火葬事例的统计，自西晋至唐初僧侣火葬的人数是渐次增加的，出现激增的情况是在七世纪末的中唐，到唐末宋初火葬已经相当普及，宋代平民火葬遗骨甚至成为了一种风俗。我们可以发现，火葬开始盛行的七世纪末正是瘗窟葬走向衰落的转折期。自此敦煌瘗窟急剧衰落，从吐蕃占领敦煌后至张氏归义军时期，几乎没有发现时代确凿的瘗窟。中晚唐时期的龙门石窟，瘗窟虽仍然继续存在，但地位却大不如前，表现方式变得平淡，造像题材完全消失，形制则稳定、简单而少变。此外，瘗窟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龙门晚唐瘗窟空间尺度显著增大，如香山寺北崖三号瘗窟及万佛沟北崖一号、二号瘗窟，宏阔几可等屋；万佛沟北崖一号瘗窟曾装有活门便于启封，窟口还留有木门的遗迹，左右两壁及窟口内侧刊有唐人的游览题记。这说明此时的瘗窟已类似于宗庙祠堂之类的建筑，丧葬的职能减弱，似乎更体现出供人瞻仰垂悼的功能。

　　随着瘗窟的衰落，石窟中反映火葬特点的瘗穴日益多见起来。龙门石窟发现的唐代瘗穴达94座，有塔形穴、龛形穴、拱形穴、方形穴几种形制；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石窟有唐宋时期的塔形瘗穴150余座，甘肃永靖炳灵寺有北宋至明清的塔形瘗穴25座，四川巴中石窟有不少唐至北宋的塔形瘗穴，四川合川县涞滩摩崖造像群中有十余座南宋时期的塔形瘗穴。莫高窟目前没有发现瘗穴，但有在石窟内实行塔葬的遗迹，如B142窟元代时在窟内建造双塔，塔内见有少量人骨灰和木炭屑。

　　总之，瘗窟作为在中国产生的佛教葬法，并主要存在于中古时期，有着其特殊而深刻的宗教和社会内涵，本文试作相关探讨，同时是对新出敦煌瘗窟资料作了分期上的整理。

　　(责任编辑 胡同庆)

　　注：“本文中所涉及的注解、表格、公式等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出自: 《敦煌研究 》 200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