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于《沧浪诗话》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于《沧浪诗话》的影响

　　钟厚涛

　　摘要：严羽尽管自诩是“以禅喻诗，莫此亲切”，但其实在很多层面上他更主要地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他曾师承过当时的名儒包扬，而且受包扬影响较大；第二，他的很多诗学观点与朱熹以及二程都有着惊人的吻合之处；第三，他曾大量引用过儒家的经典文献来作为自己的论述证明。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严羽的《沧浪诗话》就是与“儒家诗论相抗衡”的。

　　关键词：《沧浪诗话》；儒家思想；禅宗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自谓“借禅以为喻”，在具体行文中，严羽也经常使用一些禅宗术语来论述问题。如把“大历以还之诗”看做是小乘禅，把“晚唐之诗”看做是声闻辟支果等。由于此种原因，很多学者就认为严羽的思想是来自禅宗，认为他对儒家思想是持排斥态度。例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中就说：《沧浪诗话》“建立了一个同以教化功能为诗的本质的儒家诗论相抗衡的理论体系。在以《诗大序》为标志的儒家诗论体系确立之后，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诗论体系”{1}。无独有偶，宇文所安也认为：“《沧浪诗话》是一种反儒家的诗学。”{2}问题是，《沧浪诗话》真是“反儒家的诗学”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事实上，《沧浪诗话》不但没有与儒家诗论相抗衡，相反还受到了儒家思想较深的影响。

　　一、师承名儒——严羽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渊源追溯

　　严羽之所以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首先与他的家乡儒学兴盛有关。根据《福建通志》的记载：“严羽字仪卿……邵武人”③，这说明严羽出生于邵武，而邵武的儒学又非常兴盛。对此，《宋本方舆胜览》中曾有过这样的记录：“邵武人喜以儒术相高，是为儒雅之俗；里人获荐，登第则厚赆庆贺，是为乐善之俗……弦诵之声相闻。”{4}受邵武这种特有的地域文化的熏染，出生于邵武的严羽所阅读和研习的当然也主要是儒家经典。

　　不但如此，严羽还曾追随理学大师朱熹的弟子包扬学习过。邵武徐覆刻樵川二家集本《沧浪诗话》中，曾对严羽的生平有过这样的记载：“严羽，字仪卿，一字丹邱。……尝问学于克堂包公。”{5}也就说是，严羽一开始曾以包克堂即包扬为师，学习过儒学。而包扬有一子，名曰包恢。《宋元学案》卷七十七载：“包恢，字宏父，父扬、世父约、叔父逊皆从朱、陆二子学。先生弱冠，即闻心性之旨……元刘壎《隐居通议》称先生学为时师表，为文下笔汪洋，根据义理，由其学力深厚，不可涯涘。故推重于后进如此。著有《周礼六官辨》、《敝帚稿略》等书。”{1}从这一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包恢对于当时作为儒学之变异体的陆九渊心学和朱熹理学都有较深的造诣。而严羽又曾问学于包扬，自然也就成了包恢的同门。这种同门的关系使得严羽与包恢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如包恢在《敝帚稿略》卷二中曾说：

　　所谓造化之未发者，则冲漠有际，宴会无迹，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执著，曾不可得……所谓造化之已发者，真景见前，生意呈露，浑然天成，无补天之缝，物各附物，无刻株之痕迹。{2}

　　而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也有类似的论点：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③

　　二者相较参照，可以发现，包恢与严羽不仅论旨类似，而且用语也颇为相同。此外，包恢在《石屏诗集后序》中，曾对戴复古的诗歌创作成就，作过这样的总结：“石屏自谓少孤失学，胸中无千百字书。予谓其非无书也，殆不滞于书，与不多用故事耳，有靖节之意焉。”{4}包恢的这一论调，与严羽的“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5}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都并不反对读书，但却又能不拘泥于读书。包恢诗论与严羽诗说的相似处，恰好可以说明严羽诗学背后，其实隐匿着较深的儒学思想背景。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说：“当时跟《沧浪诗话》的主张最符合的是包恢的《敝帚稿略》里几篇文章，而据《樵川二家诗》卷首黄公绍的序文，严羽是包恢的父亲包扬的学生。当然，徒弟的学问和意见未必全出于师父的传授，不过假如师兄弟俩的议论相同，这里面就有点关系。”{6}钱钟书说的虽然比较谨慎，但还是承认，包恢与严羽之间有着因循承继之关联。后来叶维廉也说：“我们得承认，严羽的论点一如包恢，带有心学的色彩。二人皆假设心象于心中即完成了完全的表现。包恢所谓‘有似造化之未发者’的风格，类似于严羽所谓诗的朴真期……二人皆认为不能依赖才学、文字、议论、典故；诗人之旨归在于捕捉心象原貌并给予直接的呈现，而没有文字的、逻辑的、论述的、报导的诸障。”{7}

　　二、遥远的回响——严羽对程朱思想的承继

　　上文我们论述过，严羽曾受学于包扬，包扬又曾受学于朱熹，而朱熹又与二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严羽的这种师承关系来看，他自然会受到当时作为儒家思想代表人物朱熹和二程的影响。

　　先来考察一下严羽对于朱熹思想的承继。《沧浪诗话》中的许多观点与朱熹的思想都是非常吻合的，例如严羽要求学诗者必须“熟读”楚辞等等，而且对于“盛唐名家”的诗作还要做到“酝酿胸中”。这种读诗的方式与朱熹所提倡的读书方式颇为相似。另外，严羽要求学诗者要“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8}这句话显然是来自朱熹的“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然。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苏、黄以次诸家诗”一段。{9}也正是由于严羽与朱熹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影响关系，潘德舆才说：“沧浪论诗，以禅为喻，颇非古义，所以来冯氏之攻。然谓‘李、杜二集，须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则吻合朱子之论，不可攻也。”{10}美国学者瓦萨淖（Paula M. Varsano）也提出严羽将李杜并置的观点是来自朱熹。{11}

　　除了朱熹之外，严羽还曾受到宋代理学家二程的很大影响。对此，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曾说：“严羽言论的大概意义，与程颐的观点是如此接近，以至于我们怀疑严羽的观点是否是从程颐观点中来的。”{1}在具体论述中，林理彰还将严羽“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追溯到作为程颐兄弟程颢的“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之处”{2}。乍一看去，似乎严羽的言论和程颢的说法，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但根据林理彰的分析是说杜甫之诗容易学习，因为有法可依；而李白的诗则不易模仿，因为没有固定的规则可以遵循。而程颢对于孟子和颜子的区分也同样如此。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严羽的言论也是受到过程颢等理学家影响的。所以林理彰才说：“严羽承认自己是以禅喻诗，但他也应该承认他也是以理学喻诗。”③而且，林理彰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特别提出：“不可否认的是，严羽高棅传统——这一传统直接构成明清时期复古诗学的基础，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中国诗学话语的整体面貌——与当时理学自我修养的主流思想，在整体上有着密切的联系。”{4}

　　严羽受二程思想的影响，在其他多处文字中也有体现。例如，在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中，开篇一段文字即是：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5}

　　如果我们能够再阅读到程颐的这样一段文字：

　　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学者病不得其门耳。得其门，无远之不到也。求入其门，不由于经乎？……觊足下由经以求道，勉之又勉，异日见卓尔有立于前。{6}

　　两段文字互相对比参照，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理论观点，还是在言说方式上，二者都有极大的相似性。

　　除了程颐之外，严羽和程颢之间也有一定的相似性。严羽曾说：“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7}这种透彻之悟，当然只有在李白、杜甫那里才能实现。尽管所有的学诗者都需要设定一个目标，但他们都必须向已经获得“悟”的先贤去学习，譬如杜甫；而不能模仿那些无须依靠悟就能创作出完美诗作的诗人学习，譬如汉魏诗人。这种区分与程颢的论述颇为相似。程颢曾说：“尧舜是生而知之,汤武是学而能之……要之皆是圣人。”{8}在尧舜之后，只有文王和孔子天生就是圣人。其他诸人，如颜回、孟子等都是通过修养才成圣的。程颢这段文字的逻辑思维与严羽的论述颇为相似，即二人都承认有些是天性如此，如儒家的文王天生就是圣人，而诗歌中的汉魏之诗本来就是非常完美的，而另外一些则是需要依靠一定的人为努力才能达到完美，如孟子是通过自身修养才达到圣人的，而杜甫的诗也是经过长时间的锻炼才达到这种境界的。由此可见，严羽与程颢在思维方式上也有很大的一致之处。

　　三、认同与依赖——严羽对儒家经典文本的引用

　　如果仔细阅读《沧浪诗话》，就会发现，严羽的很多措辞都来自儒家经典文本。例如，欧阳帧曾指出：“入神”是来自于儒家六部经典之一的《易经》，{9}余宝琳也曾指出，严羽对于杜甫的评价“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是来自《孟子》。{10}另外，严羽所谓“诗者，吟咏情性也”{11}，这一表述显然是来自于儒家经典之经典《毛诗序》“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12}。这一点异域学者也已经认识到：“‘吟咏性情’主要是来自毛诗大序。”{1}严羽既认为诗中要表达情感，但又不能滥情，即情感的无限制抒发。所以他才要反对诗歌中的“叫噪怒张”，因为这些内容“殊乖忠厚之风”。以“忠厚之风”来反驳“近代诸公”的创作倾向，其实这里面也能看到儒家那种“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学主张的色彩。

　　当然，严羽对于《易经》、《孟子》和《毛诗序》等儒家经典文本的引用，并不只是简单地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是为了通过引用儒家经典的语录，来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合法性证明。例如，在《考证》篇中，严羽曾说：“南北朝人，惟张正见诗最多，而最无足省发，所谓虽多亦奚以为。”{2}这里以“所谓”二字，说明严羽非常明确，后面的“虽多亦奚以为”，其实是来自别人的话，而阅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是来自孔子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③。严羽在这里是有意通过引用《论语》中的观点来为自己前面的论述提供证明，这也可以说明，在严羽看来，《论语》的地位还是非常崇高、非常权威的，在自己难以将问题表达清楚的时候，通过引用《论语》中的一句，就可以将观点说明清楚，而且别人也无法反驳。

　　严羽不但经常引用儒家的经典文本，而且很多观点与儒家经典文本中的思想非常一致。例如，严羽的语言观与儒家传统的语言观就非常接近。他曾说：“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也就是说言的地位是要比人的地位更高一个层次，不容忽视。另外，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当然也不能脱离语言，所以严羽在“无可废之言”后面马上接了这么一句：“诗道如是也”，就是说诗歌的语言同样也是不可废弃的。从中可以看出严羽对于语言的态度是与儒家而非道家或禅宗相似。儒家与道家和禅宗之间的巨大差别之一就在于对语言文字的态度上。在道家那里从《庄子》开始就认为以书为代表的文字只是“古人之糟魄”{4}。而禅宗更是直接强调“不立文字”。但儒家思想却与这二者有较大差异，儒家并不反对文字，相反都非常重视文字，这从三不朽的至高追求即“立德、立功、立言”中就可以看出“言”的价值和地位。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的存在，林理彰在《正与悟——王士禛的诗歌理论及其前身》一文中才会说：“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于语言的态度是他们坚持认为经验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述的。这种对于语言文字的执着也可以让我们把这些诗人划入儒家的阵营中来，而不是哲学的道家或禅宗阵营中来。道家和禅宗都摒弃文字，认为文字是通向真理和悟的阻碍。”{5}

　　也正是由于严羽对于儒家思想的吸收和积极的引用，才会导致尽管严羽对临济宗非常推崇，而且对其代表人物宗杲也非常膜拜，但在很多观点上是与之有差异甚至是冲突的。究其原因的话，则可发现，严羽主要是受当时儒学思想的影响，才会使得他虽然借用了一些禅宗词汇，但并没有在思想层面上真正皈依禅宗。正是看到了儒学思想对于严羽的这种影响，林理彰才说：“严羽承认自己是以禅喻诗，但他也应该承认自己是在借儒学来喻诗。”{6}《约翰·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这一词条在介绍严羽的思想来源时，也说“严羽虽然是把诗歌与禅宗并列起来，但他的思想中既有佛教的影响也有宋代儒学的影响”{7}。

　　通过上文的描述，我们可以获知，严羽不但未曾真正与儒家诗论相抗衡过，而且他还受到过儒家思想的较深影响。例如，一方面他对儒家传统的经典文本如《论语》、《孟子》和《易经》等非常熟悉，而且非常推崇这些文本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他的很多思想与宋代的朱熹和二程的思想也是吻合的。而严羽之所以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既与他的家乡邵武儒学兴盛的文化氛围有关，也与他曾受学于当时的名儒包扬有关。因而，无论是从思想渊源还是他自己的论述来看，我们都不能认为严羽的《沧浪诗话》就是与儒家诗论相抗衡的。

　　【责任编辑郑慧霞】

　　出自: 《汉语言文学研究 》 201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