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佛经翻译与西学翻译之差别

　　浅谈佛经翻译与西学翻译之差别

　　赵洋

　　摘要：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活动，而西学翻译则引进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知识，从而促进了社会进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然而这两次在中国翻译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翻译时期，在翻译者地位、当时中外文化地位、翻译的用途、翻译方法、翻译的前提和背景以及翻译的内容等角度都有各自的特点。

　　关键词：佛经翻译；西学翻译；差别

　　在我国的翻译史上的外来文化翻译高潮中，佛经翻译和近代的西学翻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两者在以下方面有很多不同。

　　一、翻译者地位的不同

　　从事佛经翻译的不仅有中国人，而且有从月氏、印度来的外国僧人。在三国时期，韦昭注：“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也。”而梁启超在《〈适可斋记言行〉序》中提及：“所见所闻，其象鞮之流，往往学此为衣食计，无通识，无远志。”此中舌人、象胥、象鞮皆指历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国家交往时，负责传译的人员。现代对译者的说法又有如“译者是职业媒婆”，“译者是摆渡者”之说，这些说法或多或少含有对译者这个身份的轻视与贬低。即使梁任公这样身兼著名译者身份的人，也说译者“无通识，无远志”。[1]以为译者没有高深的文化，没有远大的志向。由此可见传统译学对译者的成见之深。在佛经翻译时期，译者先是学者、高僧，然后才是翻译家。翻译在那时还只是正统文化的附属，更遑论译者地位。

　　随着佛教在中国不同时期的重视度，到唐朝时佛教发展到了顶峰时期，而此时对外交流空前繁荣，需要大量翻译人才来翻译佛经，对译者的重视度已胜过前朝。《宋高僧传》记载了唐代的译场制度和多达十一种的翻译职司：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和监护大使。《新唐书·百官志》说：“通事舍人十六人，以六品上，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2]唐朝为译者设立了专门的官职，是译者地位提高的一种象征。

　　而在西学翻译时期，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和当时中国人民急需学习西方先进思想造成中国社会对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大量需求，结果大量译作被翻译，一大批译者涌现出来。虽说这些人有如科学家、思想家等名头，但是翻译家这个头衔却也说明了和以往的隐姓埋名相比，译者的社会地位有了大幅的提高。

　　二、 中外文化地位的不同

　　最初从事佛经翻译的是来自月氏、印度等地的外国僧人，对佛经抱有虔诚的态度，采取直译的方法，而在进行佛学翻译之时，译文则出现了与儒家、道家思想相结合的局面，这同样也反映出翻译活动与当时的中国文化和时代要求有着紧密的联系。再后来鸠摩罗什采用意译的方法，形成了以中土文化为根基借鉴外来文化的一种势力。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发展有许多相通和相关的地方，从而才能真正逐渐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到唐朝，佛经翻译到达高潮，中土文化的地位上升。如马祖毅先生所说的一样，当时的外来文化依附和迎合了中国本土文化。而在这一时期，整体上来说中国本土文化还是占主流。

　　近代中国的文化处于一个转型期，西学翻译时期西方在科学技术和文学等方面不断进步，近代科学文化的晨曦，驱走了中世纪科学文化蒙昧的漫漫长夜。而中国自明代以后，科学文化开始明显落后。这一客观现实为西学文化进入中国并加强其影响力度提供了有利条件。急需新文学批判封建文化，这时大量西学翻译思想为中国的进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显地冲击了当时的中国文化。[3]该时期翻译文本对原著修改特别是删减现象很多，但它亦属于文化交流中的正常现象。这些西学翻译所带来的西方文化，通过译者结合读者和当时时代和思想要求进行的加工，变成了一种含有中国文化的西方文学。西学翻译填补了当时中国的缺门和奠定了某些学科在中国建立的基础，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三、翻译的用途不同

　　佛经翻译除了有广大的贫苦人民想求助于宗教获得精神安慰的目的之外，还具有统治阶级将其作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来加以利用的功利目的，但这一目的却被深深地隐藏在文化交流背后。佛经的翻译群体都有僧人译者，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而时间进入近代以后，翻译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文化交流，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同样也左右着翻译。近代翻译从科技翻译、社科翻译和文学翻译，都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真理的奋斗历程。[4]

　　四、翻译的方法不同

　　佛经翻译所涉及的方法。道安的“五失本”和“三不易”，罗什采用意译法，提倡“依实出华”；而玄奘采用直译法，“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在翻译过程中坚持全译，重视译文充分传达佛意。这些虽然是在翻译方法上的些许贡献，但总的来说只是纯粹的表面的翻译方法。

　　在西学翻译时期，马建忠提出“善译”说，指出译文应“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严复的“信、达、雅”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他还提出了“达旨”或“译述”的翻译方法并主张重视“译才”。林纾主张“存旨”，要求翻译达到“神会、步境、怡神”境界。这些翻译方法都是从宏观整体的角度阐述，从深层次来说明翻译需要达到的境界的。

　　特别是在西学翻译时期，节译、转译、增删现象比较普遍。在晚清时期的翻译主要是译述和达旨，删减增益的现象较多，比如在林纾的翻译当中明显使用了改译方法。而这些都是在佛经翻译时期所没有的。

　　五、翻译的前提与背景不同

　　至于佛教文化通过翻译这种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吸收融合了外来文化，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中国王朝本身的国势强盛和文化的先进与繁荣，二是外来文化不仅不足以构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威胁，而且往往被吸收和改造利用。[5]

　　而到了近代，这两个前提都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因国势落后而日趋封闭保守，又因封闭保守而愈益落后。

　　六、翻译的内容不同

　　佛经翻译时期主要是针对外来佛经进行翻译的。而在西学翻译时期翻译对象的范围相对要广泛很多，涉及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包括西方科技工艺。有关天文、历算和其他方面的自然科学；包括历史、法律、政治、教育、哲学等方面的社科翻译和文学翻译等多个方面。

　　注释：

　　[1] 参见焦效军《长江破浪会有时——近三十年中国译者地位变迁历程及其原因》，《新西部》2009年第10期。

　　[2] 参见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版。

　　[3] 参见罗大正《传教士东来与西学传播》，《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

　　[4][5] 参见李伟《中国近代翻译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页、第5页。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外语学院）

　　出自: 《青年作家·中外文艺 》 201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