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与佛教之缘
李煜与佛教之缘
远尘
李煜 (937-978)是我国南唐最后一个皇帝,著名词人。他在继承国位之后,并不思治国,却喜好女色及诗词。他虽然在治国上没什么业绩,但在诗词创作上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后世文人称为“词帝”。特别是在他亡国之后所创作的诗词,因其感情细腻,凄婉动人,成为后世历代相传的佳作,常被人在作文中引用。如其《虞美人》、 《相见欢》、 《乌夜啼》、 《浪淘沙》、《蝶恋花》等词作,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李煜不仅在诗词创作上卓有成就,而且自幼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终身奉持佛教,是历史上有名帝王佛教徒。本文下面就对李煜的佛教因缘作简略介绍。
一、李煜生平简况
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又号莲峰居士。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建隆二年(961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李煜知道有去无回,以生病为由,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李煜在政治上虽庸驽无能,但其艺术才华却非凡。李煜工书法,善绘画,精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李煜的词现存约32首,内容主要可分作两类:第一类为降宋之前所写的,主要为反映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题材较窄,风格绮丽柔靡,还不脱“花间词”习气;第二类为降宋后,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软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 (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李煜因亡国的深痛,对往事的追忆,富以自身感情而作,此时期的作品成就远远超过前期。其中的杰作包括《虞美人》、 《浪淘沙》、 《乌夜啼》、 《相见欢》,皆成于此时。李煜后期的词作大都哀婉凄绝,主要抒写了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 “往事”的无限留恋之情。李煜在中国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影响亦大。他继承了晚唐以来花间派词人的传统,但又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意境,由是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李煜文、词及书、画创作均丰。其词主要收集在《南唐二主词》中。
二、李煜的佛教之缘
(一)李煜的信佛原因
李煜作为南唐最后一代皇帝,他像隋唐五代很多帝王一样,烧香礼佛,支持僧人振兴佛法,对佛教有着虔诚的信仰。仅从李煜的字号来看,就与佛教有缘。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有钟山隐士、钟峰隐者、钟峰白莲居士等号。这些名号既见于史书的记载之中,也留存于后主的丹青题壁之上。名号虽然只是一个符号,但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意味却是不容忽视的。从以上名号中,我们不难窥见李后主的厌世心理及其中所蕴含的出世思想。他的重光的名字,与佛教有着深厚渊源。佛教中常以“光明无量,照十方国”、 “白毫光”等表示光明之语言来赞叹佛之相好光明。李煜的重光,表明了其向佛之意。李煜还以“隐士”、 “隐者”为号,透露出他对现实的厌倦,渴望隐居修行的情绪。说明他向往避世隐居的修行生活。至于“居士”的名号,在佛教中指在家的佛教信徒,而李煜的“白莲居士”、 “莲峰居士”之号,可以看出李煜是以佛教徒自称的。另外,李煜名号中的白莲等词语,与佛教中所说的莲花有相通之处,表明其向往莲花的高洁。
从其名号所暗含的意旨足以证明,李煜是一位与佛有缘的人。李煜对佛教的信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李煜信佛的家庭背景。五代十国时期,佛教在南方一直处于比较兴盛时期。历代有诸多国王都信奉佛教,支持佛教的发展。李煜就是出生在一个信奉佛教的帝王之家。李煜的祖父李异、父亲李璟皆崇奉佛教。家族的信佛,对李煜的佛教信仰产生了深远而强烈的影响。据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33《南唐列传》记载: “僧休复,北海王氏子也,幼出家,十九纳戒,烈祖创清凉道场,延居之。”可见李异于建国后,在建造佛寺、招延僧侣、写经译经、推广佛教诸方面都付出了较大的精力和物力。中主李璟也继承了其父的佛教信仰。据《十国春秋》卷33《南唐列传》记载: “僧文益,余杭鲁氏子也。……元宗重其人,延住报恩院,赐号净慧禅师。保大末,政乱国危,上下不以为意,文益因观牡丹,献偈以讽曰: ‘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何须待零落,然后知始空!’元宗颇悟其意。交泰元年得疾,元宗亲加礼问。”
从上述史书的记载可知,李煜的祖父和父亲在位期间,对佛教都采取支持的态度。对僧人也尊崇有加,还以帝王的号召力建寺供僧、翻译经典,促进了当时佛教的发展。李煜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信奉佛教的帝王之家,佛教思想自然会对他的人生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深刻影响。所以,在他继位为王后,对佛教的信奉和支持是水到渠成的事。
其次,李煜的信佛与国家衰微有关。李煜在登上帝位之后,并没有将自己的精力放在兴复国政上面,而是与歌舞妓共享宫廷的奢侈生活。再加上李煜的性格懦弱,多愁善感,本来不适合治理国家,而历史偏偏又选择了他做皇帝,为以后的亡国埋下了伏笔。由于李煜统治的荒淫糜烂,国力日渐衰败,受到逐渐强大起来的宋太祖的威胁,国家随时面:临亡国的危险。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李煜并没有厉兵秣马,准备迎战,而是选择了从佛教中寻求解脱之道,以使南唐起死回生。这是李煜信奉佛教的又一个原因。
再次,李煜的信佛还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李煜作为中主的第六个儿子。按照封建社会的常理,本来轮不到他做皇帝,但是偏偏是他的几位兄长又相继因病早卒,李煜理所当然地做了皇帝。做皇帝需要具有帝王的雄才大略,作为喜欢吟诗作词的文人,却喜欢过声色宴饮,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这种渴望自由生活与需要自我约束的帝王之位之间的矛盾,李煜应当正确面对。但李煜在做了帝王之后不是励精图治,兴国安民,而是整天沉湎于酒色和歌舞之中。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使李煜感到生活的乏味,于是转而向佛门寻求解脱之道,成为他做帝王后所选择的一种信仰。
另一方面,在宋太祖灭掉南唐之后,李煜由一国之君变成了阶下囚。人生境况的落差,使他常常思念故国,向往往昔纸醉金迷的生活。可是政治总是无情的,帝王生活一去不复返。在无望中,他发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的感叹,作为一个亡国奴,承受的诸多痛苦在现实中又无法得到排遣,此时他需要从精神层面来寻求自我解脱。佛教在当时正好盛行,对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为李煜寻求精神解脱带来了契机。他也因此与佛教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二)李煜奉佛之行
李煜的信佛既有家庭影响的原因,也有人生经历的原因。他曾说:我平生喜耽佛学,其于世味澹如也(《钓矶立谈》)。”不过,李煜的信佛是比较理性的,他不像梁武帝那样置国位于不顾而出家,而是不脱离世俗的生活兼修佛道。李煜的奉佛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建寺度僧
作为统治者,李煜不仅诚心信仰佛教,亲作佛事,还从经济、政治上大力支持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大事度僧、建寺,礼敬高僧,分封法号。为表示对佛教的支持,李煜在京城金陵内外敕建了许多寺庙,又于寺内广造佛像,出金募民为僧。对于李煜的奉佛行为,在各种史书和有关的佛教典籍中均有记载,例如:陆游《南唐书》卷三所载: “后主天资纯孝……然酷好浮屠,崇塔庙,度僧尼不可胜数。罢朝辄造佛屋,易服膜拜,以故颇废政事。”卷十八有载:“(后主)宫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道为僧。都城至万僧……”
唐开宝二年,后主李煜普度诸郡僧(《十国春秋》卷十七《后主本纪》),曾在宫中造佛寺十余座,出金钱募民及道士为僧,都城至万僧。宋人王侄的《燕翼诒谋录》中对南唐的广度僧尼有明确记载: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后主还对愿为僧者进行奖赏(马令《南唐书》卷二十六浮屠传)。除大事度僧外,还广修佛寺。开宝三年春,命境内崇修佛寺。后主曾在宫中修建永慕宫、又于苑中建静德僧寺,钟山建精舍,御笔题为“报慈道场”。
李煜对高僧极为礼敬,特别是法眼宗众僧。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所载:后主做郑王时向文益禅师问法。即位后,向其弟子泰钦文遂问法。文益禅师圆寂后,后主亲自为他立碑颂德(《宋高僧传》卷十三)。文益的诸多弟子都曾受到后主供养并御赐法号,如报恩匡逸、报慈文遂、报慈行言、静德智筠等。
李煜还经常延请高僧讲经说法,提高信徒的佛学水平。当时,高僧玄寂被后主召入宫中讲说《华严经·梵行品》(马令《南唐书》卷二十六)。即使在金陵被围,南唐国运命悬一线之时,后主仍在净居室闻听僧人德明、云真、义伦、崇节讲解《楞严经》、 《圆觉经》等经典。
2.亲身诵经礼佛
李煜不仅建寺供僧,而且他本人还在朝政之余,身披袈裟,跪拜佛像,至诚诵经,参加各种佛事活动,带动全民信仰佛教。据马令《南唐书》卷二十六浮屠传载:后主与周后“顶僧伽帽,披袈裟,课诵佛经,跪拜顿颡,至为瘤赘”。在《江南国史》中也记载有,李煜“酷信浮图之法,垂死不悟,常于禁中聚僧尼,署寺宇于中,常所聚徒数百人,朝退与后顶僧伽帽,衣袈裟,转颂佛书,手不暂释,拜跪顿首百官士庶则而交之,由是建康城中寺院僧徒迨至万余,亲给癛米,帑藏缗帛以供之”。
李煜还经常书写经卷流通,籍此弘扬佛法。他曾手书金字《心经》一卷,赐宫人乔氏(宋王銍《默记》卷中)。此外,还写有《看经发愿文》,发起誓愿(《墨庄漫录》)。
从以上史书中所载李煜奉佛的史料可知,李煜的奉佛并不是停留在表面上支持佛教的发展,而且他本人还身体力行,身穿法服,诵经念佛,礼拜佛像,完全是一位虔诚佛教徒的形象。
3.向禅师求法问禅
李煜作郑王时就心仪禅宗,并在文益处受心法。心法,乃缘起诸法之根本,即心作用之本体,无质碍而有缘虑之用,此心法领有他心所法,故名心王。造善造恶,五趣轮转,乃至成佛,皆由此心。心法是修行的基础,更是智慧开发的基础。领悟心法,则是学佛的基础,彻悟心法,则洞达人生,不再执著于物质世界(色法)。依赖其特殊地位,后主李煜还与清凉文益禅师法嗣清凉泰钦法禅师、钟山章义院道钦禅师、报恩院法安慧济禅师、匡逸禅师、净德院志筠达观禅师等建立起密切关系,给予优厚的待遇。
法眼文益禅师入灭后,李煜还向法眼的弟子泰钦禅师问法:暨净慧入灭,复尝问于师曰: “先师有什么不了底公案?”师对曰: “见分析次。”又问日: “承闻长老于先师有异闻底事。”师作起身势。国主曰: “且坐。”师谓众曰: “先师法席五百众,今只有十数人在诸方为导者。尔道莫有错指人路底么?若错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堑。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镬汤,镬汤自消灭。且作么生商量?言语即熟,及问著,便生疏去,何也?只为隔阔多时。上座!但会,我什么处去不得。有去不得者,为眼等诸根、色等诸法。诸法且置,上座开眼见什么?所以道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珍重!”(《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金陵清凉泰钦禅师法灯)
文益禅师弟子泰钦教导李煜的方法是“对病施药、相身裁缝,随其器量,扫除情解”(《人天眼目》卷四)的随根悟人、随机接物的机巧方便。李煜初问,泰钦正面回答,但并未说破;二次询问,禅师作起身势,随即李煜会心,请禅师落座。然后禅师说法,告诫学人错指人路,如堕水火坑中;不可执着于古德的言语,即使背得滚瓜烂熟,当禅师询问时,仍是生疏万分,因为学人只一味学禅语,并未参透禅语背后的禅机。 “隔阔多时”并非指时间的间隔,而是禅意的难悟。众人之所以有所执着,是因为未能破除眼等根尘,色等诸法。所以真正的解悟是摒弃六尘,万法且置。开眼所见,万法俱空。因为真如法性中,本无一物,所以不见一法,即名如来,即于事理无碍之境,达观自在。经过禅师的一番教导,李煜终于彻悟,所谓“古德言句”、公案,不过是禅师教导学人的方便,佛性本自具有,何来异闻之事?而参禅之人更应摒弃六尘烦恼,顿悟万法本空的佛理。
4.以诗词阐释禅理
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对于人生无常、诸法本空的佛理,李煜体验得尤为深刻。其前期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空”之佛理,如964年为悼念早夭的次子仲宣的《悼诗》说: “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965年,哀昭惠周后的《挽辞》说: “佳丽今何在?飘零事已空。”大约作于同时的两首诗中,说: “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途侵。”(《病中书事》)“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病中感怀》)后期词作,无常之痛、空之深切尤为突出。976年,李煜被俘入汴梁。从一国之君到阶下囚,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对人生、世事均有切肤之痛的体验。他独居一室,时时拷打自己的灵魂,对人生展开一番彻底的探究。如《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以自然的无常来对比和象征人生的无常,在互比对衬中加重了对无常的双重体验,难怪后主要在无奈与绝望中发出哀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而.《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从时间和空间上着笔揭示人生之短暂无常,最后大悲大痛、大彻大悟化成对人生彻底的追悟。
对于无常,后主是无奈的。无奈中品味孤独,思前尘,忆往事。孤独中,更加深其悲世情怀。在他眼中,往事如烟,人生如梦。因此,他的后期词作中多次出现“梦”字。如: “世事漫随流水, 算来一梦浮生。 ” (《乌夜啼》)“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多少十艮,昨夜梦魂中。”(《望江南》)“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在梦中,曾多少次与佳人相逢,曾多少次流连凤阁龙楼;梦醒时分,却依旧是“帘外雨潺潺”, “三更滴到明”。人生本无常,大梦本虚幻。梦中愈是辉煌,醒后愈是阔帐。梦里越美好,现实越冷峻。梦中、梦后的巨大反差加深了他的悲观情绪。以梦来体验无常,加剧了他人生虚幻的感叹。
李煜的词作中也经常涉及到空,如“往事己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 “想得玉楼瑶殿月,空照秦淮”(《浪淘沙》)等。梦即空,空即梦。色即空,空即色。在前尘往事的空追忆中幻化出一系列色相:珠围翠绕的嫔娥、缠绵相思的情爱……作者因空生色,因色悟空,传情入色,见色生情,循环不己,陷入难以自拔的深渊。他不止一次地吟咏人生无常,他不仅以词人的直觉体悟到无常,更以一个亡国之君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痛,品尝了无常带给他的苦酒。无常即为空。山盟海誓的爱情,惊天动地的帝王伟业,确实如空花阳焰!历史已无情地道出答案:历代帝王,或明君,或昏王,终是一杯黄土掩风流;各个王朝,无不由兴到衰,走向灭亡之渊。他时时吟咏无常,念念不忘空。
综上所述,李煜作为南唐最后一代皇帝,他受到家庭的影响,从小信奉佛教。在登上王位之后,他还以帝王的影响力建寺度僧,诵经礼佛,亲近高僧,在国民中推行佛教信仰。与此同时,李煜还以诗词作为弘法的工具,在诗词中表达自己对佛法的体悟,借以扩大佛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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