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宗教与民族思想探析

　　胡适的宗教与民族思想探析

　　何小刚

　　◆ 中图分类号:B01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作为中国20世纪中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胡适的思想已经与中华民族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其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观念与民族思想,在我国文化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宗教方面他是个典型的无神论者,并借助该思想对东西方宗教进行了严厉批判,同时,其又将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与中国当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具有社会化意义的“宗教观”;在民族思想方面胡适摒弃了传统落后的民族意识,主张言论自由、民主独立、思想解放等。他的这些思想在现代对于研究宗教与民族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胡适 宗教思想 民族思想

　　胡适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研究学者之一,时至今日,他的思想理论仍受到我国学术研究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胡适的思想理论与学术研究,尤其是宗教思想与民族思想,对研究和思考当代宗教文化与民族问题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胡适的宗教思想

　　(一)胡适的无神论思想

　　宗教方面,胡适是个典型的无神论者。早在其17岁时就在《无鬼丛话》中明确指出自己的无神论思想,同时,胡适无神论思想理论的形成,与其家族传统思想理念中的神佛信仰和理学观念也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在家族中母亲便是深信神佛的人之一,并且,还将其许在观音座下当弟子。另一方面,传统家族中长存的理学观念,各种伦理纲常使他不得不屈服于神佛学说之下。随着其知识的增长及理性思维的加强,他开始对神佛观念萌生了排斥之心。恰好当时,范缜的“神灭论”盛行,从此,便将其带入了无神论的世界里。正是范缜、司马光的神灭论坚定了胡适的无神论思想,使其最终以“神灭论”破“灵魂说”,对宗教思想做出了批判。

　　(二)胡适对传统儒教的认识

　　胡适曾经直言:儒教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因为,儒教从来就不是一个有神论的宗教,儒教也从来不会有传教士跑出去对非教徒讲福音的状况。胡适虽然一直认为儒教非宗教,但儒教对其影响很大,具体到宗教思想这一层面,主要有两种情况:

　　1.以传统的儒教作为新宗教的参照。胡适曾在篇名为《儒教的使命》的文章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新宗教思想。他认为,作为适应现代生活的现代宗教,新宗教必须拥有自己的三个方面的使命。第一个使命,要善于做自我批评,胡适曾严厉地批判过基督教历史上的宗教迫害问题。同时,其又极力推崇孔子、孟子这类儒家历史上的大学者,认为他们向来都勇于承认自己有可能犯的错误,也从来不赞成好为人师,所以,他想要现代宗教也要有这种用于认识自己的精神。第二个使命,要不断地对自身进行改革,不但要摒弃那些在现在已经站不住脚的陈旧说教理念,还要取消一些陈腐的宗教形式,改组宗教相关的一些制度条例和框架形式,在这方面,胡适也极力推崇中国的儒教思想。第三个使命,要极力扩大现在宗教的范围和意义,宗教实质上是教育的推广,他们的作用都是要教人善良、聪明和讲究道德。胡适借助传统儒教“仁者爱人”等相关的思想理论,去扩充现代宗教, 这种他所谓的现代宗教,范畴广泛,具有鼓励人们道德向上的作用,而且,还不存在什么具体意识,是传统宗教平民化、社会化的表现,是一种非宗教的宗教。

　　2.儒家的“三不朽”论对新宗教观的影响。胡适根据儒教思想的立德、立功和立言三大不朽理论提出了自己现代宗教的社会不朽论。随着儒家学说官方意识形态的确立,其所宣扬的立德、立功和立言的理论也成为后来士人衡量自己的价值标准。胡适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借鉴儒家三不朽思想和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不朽理论。

　　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和整个社会有着互为影响的关系,同社会的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过去历史中的“小我”,现在真实存在的“小我”,以及将来的“小我”,一代接一代,连绵不绝,这便产生了“大我”。“小我”虽然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但是任何一个“小我”所有作为,都会永恒地铭刻在“大我”之中。随着社会的不朽, “小我”因此也会达到不朽。胡适的社会不朽理论也在道德引导上产生了正面作用。胡适社会不朽论的提出,是对儒家三不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胡适的宗教观切实地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同时,也相应地吸收了其他宗教中的有益成分。

　　(三)对基督教的认识

　　基督教作为宗教文化的一种,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西方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一来,就使得胡适在对基督教的态度上有所保留。但是,基督教还是一种宗教,是宗教就必然存有宗教原有的弊端,就必须对其进行批判,同时,鉴于它同西方文化的关系,其批判还是相对比较宽容的。于是,他巧妙地借用了西方的生物进化思想和杜威的实证主义,进一步从根本上揭露了宗教神学的本质,认为其并不存在什么精神意义上的神,这样就把基督教中的上帝驱逐出了人们的意识领域。

　　胡适虽然一方面排斥基督教思想,但是,其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也会相应的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所以,其又有观点表明:与基督教紧密联系的西方文明能够真正地体现人类的精神需求,是理想主义的,基督教也能给人类带来“理性之光”。于是,在他看来,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要倡导个人主义,要把个人解放出来,然后再来带动整个社会的解放。胡适虽然提倡个人主义,但他最终还是以实现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为己任。个人的“小我”必须为实现社会自由的“大我”而贡献力量。

　　由此可见,胡适眼中的宗教,并不是超自然的无上主宰者。他是以构建社会化宗教之名,来实现改变中国近代社会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的。他期望这种所谓的社会化宗教能给人们带来希望,能实现整个中国新社会的不朽。这种思想主张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其要摆脱利己主义实现中华崛起的精神主张也是值得赞赏的。

　　(四)对胡适宗教思想的整体分析

　　从总体上看,胡适对于各种宗教的态度,与他所处历史环境及其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密不可分。

　　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如何处理中国新旧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们面临的一大难题。于是胡适响应《新青年》全面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主张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理念,特别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猛烈地抨击了带有迷信色彩的旧宗教,并相应地构建了科学的新文明。另一方面,受杜威的实证主义影响,讲究证据,认为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强调心理上的神秘性,不同于有真凭实据的科学,于是,对这种不合时宜的东西必须进行批判。

　　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理论上说都是社会主义改良者,都主张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改造。于是,随着科学实践的增长以及理性思维的加强,胡适对宗教的态度日趋缓和。其还在晚年提出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

　　胡适一生,对待宗教态度经历了几次转折性的变化:从年少时对神佛的严厉批判;到构建社会化宗教;再到晚年对宗教的宽容。所有观点中永恒不变的是他的无神论思想。他借用宗教之名,但又区别于一般的宗教,而是要在宗教思想中包含着理性的思维,这是他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胡适的民族思想

　　(一)传统文化观念根深蒂固

　　中国几千年来固有的传统文化,给胡适提供了吸取营养的丰富土壤,13岁前,胡适在家乡上了9年的私塾, 背的、吟的、写的都是国学, 12岁时又开始进行历代国故的整理。从而,使得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感情根深蒂固。在进行6年“新学”学习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读的还是国文。虽然去美国7年,但是其辩论主攻的方向还是中国的古代哲学。更为重要的是,胡适对国故的整理从未停歇过。在胡适看来,最重要的是,在国故的整理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能产生进一步的新认识,对现代中国文明进行重新塑造,以建立一个“共同繁荣、稳定、文明的现代化统一国家”。

　　对于传统文化而言,虽然胡适基于“文化惰性”理论,对其曾做过相当严厉的批判,主张“全盘西化”,向西方学习,但是,正是这种极力抨击传统文化的行为,才促使人们从落后的社会现实中清醒过来,才能在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中,使中华民族重新振作起来。

　　(二)追求独立意识

　　胡适辞美归国后,发起“文学改良”运动,主张首先从文字上实现实用主义的特点,而后又开始问津政治,挑起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而后,接着办报纸,“五鬼闹中华”的思想进化模式从此得到宣扬。同时,他还极力斥责阶级斗争的有关学说,并创刊《新月》为争取民主秩序而奋斗。

　　胡适特别强调言论和信仰的自由。在《新月》遭禁后,胡适又撰稿《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其中强调:“近两百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一个国家里没有记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进入晚年的胡适,仍坚持认为:信仰自由就是良心的自由,而言论自由则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在今天看来,胡适所追求的“独立意识”同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气氛和文化观念相背离,但是这种追求独立意志的精神又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所极力倡导追求的。

　　(三)强调本位主义

　　胡适虽然主张“全盘西化”,但他的根本动机仅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认为只有矫枉过正,迈向极端,才会使得本位文化的惰性与极端相互平衡,才会产生新的本位文化,从而达到“仅得其中”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将对传统文化的严厉批判看作是当时社会文明再造的起点,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先进文化转换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手段,表明了他深切的爱国情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胡适提出许多观点, 不是单纯地为了迎合或反对某一党派,而是抱着对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负责的态度,力求救民于水火,其中所包含的爱国主义情感无可置疑。更确切地说,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其最终目的是希望中华民族能像西方先进国家那样走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成为“现代”的国家。

　　综上所述,在宗教问题上,胡适采用的是理性主义的思考和实证主义的方法,他对宗教研究的态度是真实而客观的,其中包含了不少的现代气息;而当他谈到民族问题时,态度明显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其从中华民族的角度去审视当时社会的现实,这中间透露出传统的人文主义关怀。而究其根本,一切都源于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同时,胡适关于宗教及民族问题方面的一些思想理论及方法态度,值得当代研究学者借鉴:在宗教问题的研究上,离开理性的思考是行不通的,而研究民族问题时,纯粹用理性思考也是不可能的,需要将传统与现代糅合在一起,并且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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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 《商业时代 》 2010年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