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德译过程与佛典汉译的译场制度

　　《易经》德译过程与佛典汉译的译场制度

　　李雪涛

　　从实际影响来看,卫礼贤(或为尉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一生最大的成就无疑是他的《易经》德文译本(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 Diederichs 1924),这部花费了他近十年心血的译本奠定了他在德语学术界的声誉。他对《易经》的翻译和阐释,直到今天依然在广泛传播,并且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从这个译本移译至英文的《易经》(后来同时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使他赢得了国际的名声。

　　近来在翻阅德文新版的卫礼贤回忆录《中国精神》(Die Seele Chinas. Wiesbaden: marixverlag, 2009)一书,其中有一部分描述了当时卫礼贤翻译《易经》的过程,是很难得的珍贵资料。

　　辛亥革命之后,晚清的王宫显贵们纷纷逃往外国租界避难,这其中也包括德国租借的青岛。卫礼贤在书中,对当时他与旧文人在青岛的交往,做了详细的记载,除了一般的文人之外(第十一章“青岛的遗老”),同样也记录了他与恭亲王的往来(第十二章“亲王”)。对有关中国经典,特别是《易经》的翻译情况,卫礼贤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卫礼贤提到在曾任山东巡抚的周馥(一八三七——一八二一)的举荐下,他拜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的劳乃宣(一八四三——一九二一)为师,在劳乃宣的指导下,精研、翻译《易经》的过程。早在一九○四至一九○八年周馥在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劳氏即为其幕僚,周馥极为推崇劳氏的学问。卫礼贤在回忆录中谈到他在此之前的一个奇异的梦:

　　一位眼神友善的白胡子老人来看我,他自称为“崂山”,愿意带我到古老的山中探秘。我向他鞠躬并表示感谢。他消失了,我也醒了。(上揭回忆录德文版183页,下引此书仅注明页数)

　　劳乃宣曾考证“劳”姓的祖先即在崂山(古称“劳山”),“劳山为吾家得姓之地”,他因此自号为“劳山居士”。周馥在给卫礼贤举荐劳乃宣时,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总在世界面前蒙羞是因为人们没有遇到真正的国学大师:

　　你们欧洲人总是只在中国文化的外围使劲,你们之中没有谁理解其真正的意义和确实的深度。其中的原因在于,你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中国学者们的帮助。你们所认做老师的是已经被解了职的乡村私塾先生,他们仅仅了解表面的东西。因此在你们欧洲有关中国的论述大都是愚不可及的东西,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果我给您找到一位真正能根植于中国精神的老师,他会引导您进入中国精神的深处,不知您意下如何?这样您就能翻译一些东西,其余的自己来写,中国也就不会不断地在世界面前蒙羞了。(183—184页)

　　卫礼贤的这一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周馥认为只有跟随根植于中国精神的国学大师,外国人才能真正领会中国文化的深层意义。其二是周馥希望卫礼贤不仅仅翻译,同时也通过自己对中国精神的理解,让中国文化不再蒙羞于世界。我认为,这两点正是后来卫礼贤在《易经》翻译中取得重要成就的原因。

　　卫礼贤高兴地接受了这位“其先祖来自崂山地区的劳姓”的老师,感觉他和在梦中造访过自己的白发老人很像(184页)。一九一三年秋,劳乃宣应周馥之邀来到了青岛,主持卫礼贤组织的“尊孔文社”。劳乃宣在《劳山草》称:“癸丑(一九一二)冬,应德儒尉礼贤尊孔文社之招,移家青岛,在劳山麓。通志氏族略云:劳氏其先,居东海劳山。是劳山者,吾家最古之祖居也,此行为归故乡矣。”(见桐乡卢氏校刻《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一》)而卫礼贤对中国经典的理解和翻译这时才真正得以展开。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劳乃宣建议卫礼贤翻译《易经》。劳氏认为,《易经》尽管不容易,但也绝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不可理解:

　　事实是,在最近这一活的传统已经几近消亡。不过他(指劳乃宣——引者注)还有一位依然能接续上古老传统的老师,劳氏家族与孔子的后代是近亲。他拥有一束采自孔墓的神圣的蓍草径,并通晓如何借助于这些来占卜未来的艺术,而这在中国也几乎不为人知了。因此选择了《易经》这本书来予以讲授。(184页)

　　一八六三年劳乃宣在曲阜娶孔悦庭之女为妻,成了孔府的女婿。实际上,卫礼贤有关《易经》的知识大都来自劳乃宣的系统讲解。从卫礼贤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劳氏并不仅仅是一位研究《易经》义理方面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易经》的践行者。

　　卫礼贤和劳乃宣在一起是如何研读和翻译《易经》的呢?在《中国灵魂》中,卫礼贤对此也做了记录:

　　他用汉语解释经文,我做笔记。之后我将经文为自己译成德语。在此基础之上,我不看原书再将我译成德文的经文回译成汉语,由他来进行比较,我是否在所有细节方面都注意到了。之后再对德文本的文体进行润色,并讨论细节文体。最后,我再对译文进行三到四次的修改,并加上最重要的注疏。就这样,这个译本不断完善。(184页)

　　卫礼贤所描述的整个翻译方式与佛典汉译的译经方式颇有相似之处,特别是暗合了译场组织中的不同分工,只不过佛典汉译是从西域、印度的文字翻译成中文,而卫礼贤则是从中文翻译成德文而已。

　　据《佛祖统纪》载天息灾(十世纪后半叶至北宋的北天竺密宗僧人)所主持的太平兴国寺译经院的译经仪式,分为九部,分别是:译主、证义、证文、书字梵学僧、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

　　《佛祖统纪》中有关“译主”的解释为“正坐面外,宣传梵文”。从目的语(德语)来看,劳乃宣好像是外来的“译主”,他的主要工作是用出发语(汉语)来解释经文、阐发经中的微言大义。据柯劭(一八四八——一九三三)所撰的《劳公墓志铭》记载:“德意志人卫礼贤建尊孔社于青岛,请公讲《易》,卫君北面受学。”(上揭桐乡卢氏校刻《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一、二》)早期来华的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很多都不懂汉语,是通过“度语”一职将佛经翻译成汉语的,而“赍叶书之三藏,明练显密二教”(赞宁语)的译注,主要作用是阐述经中的蕴奥,发挥其中的精微。道安在《婆沙序》中就说:“会建元十九年(三八○),罽宾沙门僧伽跋澄,讽诵此经四十二处,是尸陀尼所撰者也。来至长安,赵郎饥虚车往求令出焉。其国沙门昙无难提笔受为梵文,弗图罗刹译传,敏智笔受为此秦言。”这里的“饥虚”并不是因腹中空虚而感到饥饿,而是说赵郎殷切地期待《婆沙》的译出,跟现代汉语中的“如饥似渴”相当。因为僧伽跋澄本人并不懂中文,所以要增设昙无难笔受梵文之职。在这里,对翻译来讲至为重要的是相当于“舌人”之职的“度语”,在僧伽跋澄的译场中,弗图罗刹充当度语一职,实际上,真正的翻译是他。而弗图罗刹又是洋和尚,估计书写汉字有困难,因此由中国僧人敏智将弗图罗刹口译成汉语的经文写下来。而这个翻译和记录的过程,在《易经》的德译过程中,完全由卫礼贤一个人来完成的,亦即除了将劳乃宣对《易经》的阐释翻译过来之外,还要用德文写下来。

　　卫礼贤实际上担当了在佛典汉译中相当于“度语”、“书字”、“证梵本”、“润文”以及“校勘”工作的诸多职位,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步骤是相当于“证梵本”(在天息灾的一场中被称作“参译”)的“回译”过程。赞宁解释“证梵本”的含义为:“求其量果,密能证知,能诠不差,所显无谬矣。”要能达到这一点,就要将翻译成中文的经文再回翻成梵文,跟原文进行比较,以检查所译的经文是否跟梵文原文一致。我一直怀疑这一翻译方法的可行性,我认为从梵文或其他的西方语言翻译成中文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汉语传统的话语系统消解了大部分的外来思想,因此“证梵本”也仅仅是当时的理想而已。不过卫礼贤《易经》德译的过程,却证明了回译的可行性,即他将易经翻译成德文的《易经》和《经传》再口译成汉语,让劳乃宣来检查,他的译本是否“能诠不差,所显无谬”。卫礼贤在《易经》德译本第一版的序言中也提到了这一翻译方式:“在对经文经过详细的讨论之后才译出了译文。之后再从中文回译成德文,只有当文本的意义完全被表达出来之后,这一译文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Aus dem Chinesischen übertragen und herausgegeben von Richard Wilhelm. Diederichs. 2004. S. 5)而德译《易经》的成功,无疑也间接证明了这一回译方式的有效性。

　　在翻译工作没有完成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一九一四年八月劳乃宣和其他学者一道退避到了济南和曲阜。直到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劳氏才得以重又回到青岛,与卫礼贤继续合作共同译完了《易经》。方志称德译本的《易经》“是卫教授最得意的译品,实在也是出众之作,因为他关于《易经》常常质疑于劳乃宣”(《进步与研究》第一卷第四期〔一九四○年一月〕,26页)。一九二四年,这部凝聚着卫礼贤与其师劳乃宣十年心血的《易经》德译本在德国出版,而三年前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劳乃宣早已在青岛与世长辞了。由于劳乃宣可以算做中国传统中传承了《易经》理论和实践的最后学者,因此,他与卫礼贤“合译”的《易经》对于今天中国来讲也是弥为珍贵的。一九二三年夏天,在北京德国公使馆任科学参赞的卫礼贤,在《易经》德文版第一版的前言中对让他进入《孟子》、《大学》、《中庸》,特别是《易经》世界的老师劳乃宣,表达了发自肺腑的感激之词。一九二六年《中国灵魂》的第一版中,还收录了劳氏的头像(可惜这次再版时没有收录)。卫礼贤后来在回忆他同劳乃宣的交往时写道:“他以幽默诙谐著称,其实他是一位真正出色的严谨的人,但他却采取了不拘小节的表现行为方式。他属于神秘的圣者这类人。”(鹏程译:《在胶澳租借地的晚清官员印象记》,收入刘善章等主编:《中德关系史译文集》,青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309页)劳氏和卫礼贤的这段交往,也被写入了劳乃宣的传记之中:“时士大夫多流寓青岛,德人尉礼贤立尊孔文社,延乃宣主社事,著《共和正解》。”(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七二,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版12825页)可见他们之间的交往对劳氏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出自: 《读书 》 201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