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出土文物装饰纹样的多元文化审视

　　法门寺出土文物装饰纹样的多元文化审视

　　王乐庆

　　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文物不但数量大、等级高、品类多,而且器型宏大、造型丰富,多数成组配套,丰富的装饰纹样是其突出特点。唐代工匠用鎏金、錾刻、模冲、彩绘等工艺手法,在这些华贵厚重的器物上做出丰富多样、繁缛、精美的装饰纹样,显示出意蕴深厚的佛教艺术特征、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完美融合。这些造型和装饰纹样,集唐代造型和装饰纹样之大成,是唐代多元化的文化和艺术风格的完美再现。它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着唐人博大的精神情怀和审美情趣,是研究唐文化、佛教文化的珍贵实物依据。

　　[关键词]法门寺文物;装饰纹样;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1.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10-0230-05

　　王乐庆(1972—),女,西安博物院业务研究室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文化、茶文化。(陕西西安710068)

　　法门寺是周原孔道旁的一座千年古刹,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以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其东距西安110公里,西去宝鸡90公里;南临渭河,隔水与秦岭主峰太白山遥相对峙;北依美山,土地平旷,风光绮丽,是《诗经?大雅?绵》中“周原眕眕,馑荼如饴”的地方。1981年8月24日,寺内明代修造的十三级“真身宝塔”在经过了372年的风雨剥蚀后,半边坍塌。1987年在重修砖塔、清理塔基时,发现了塔下唐代所建地宫,从而使珍藏了1 113年的唐皇室瑰宝得以面世,特别是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的重现,轰动了海内外,在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科技、美术及中外交流等各方面的研究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批文物上的装饰纹样丰富多彩,既蕴含有深厚的佛教艺术特征,又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

　　一、意蕴深厚的佛教艺术

　　法门寺文物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塑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佛国世界以及丰富深厚的佛教造型艺术。

　　佛教将其博大的哲学体系和积极的思辨情绪,以艺术化的手法,表现于各种造型之中,使其既具法相之美、和善之美,又不失深奥义理的传达。佛教所塑造的庄严,是一种具有神秘性的美。这种美,在于它的顿悟,在于它对宇宙空灵的认识。它所说的顿悟,不是能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的一种思想,它是一种主观性的对行为及意识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和日常生活分不开的,它更多地表现于日常生活之中。在表达对宇宙空间的认识时,人们大抵是将神佛世界置于宇宙空灵的境界之中,然后赋予其人格和佛性,更多地赋予其神异的力量,表达一种凡人难以达到和超越的境界,引导世俗之人在对其仰之弥高的崇拜时以入世的方式达到出世的目的。也就是将在凡尘世界难以解决的问题,用极具思辨的哲学体系和奥秘的神?世界,使人以顿悟或觉悟的方式予以解决。

　　在法门寺地宫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佛教在这里塑造出了一个极其庞大的佛国世界。它将佛教的深刻教义,表达于地宫的造型与装饰之上。如以地宫一道四门四室表证四方四佛;以铜熏炉的三足寓意佛法的“三俱足”、“三宝”(佛、法、僧)、“三藏”(经、律、论);以四阏伽瓶象征“四谛”(苦、集、灭、道)、“四海水”,并以四天王守护之,寓意佛国世界之大;以银熏炉及炉台上的五足,秘色瓷碗的五瓣寓意“五蕴”(佛教认为人是由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组合而成的)、“五大”(地、水、火、风、空)、“五戒”;以舍利宝函的八重象征“八正道”,合地宫为九重则寓意佛法的“五部九重”,表示佛法在时间上无穷无尽,在空间上无边无际;以描金檀香木山象征三千大千世界;以迎真身双轮十二环锡杖的十二环象征佛教最高权威,寓意“十二因缘”。所有的精奥含义都在器物的造型之中得到极致的发挥。

　　佛教艺术是充满想象力的象征艺术,佛教艺术家们总要千方百计让他们的设计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赋予物体以思想内涵。这在地宫的出土物上也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如象征法力无边的四股、智慧珠、圆觉僧人、鱼子纹底,能够制魔降妖的金刚杵等繁复的装饰纹样都被錾刻于这些器物之上。

　　天王,是佛教的守护神。四天王是欲界的六天之一,他们分别守护着释迦佛世界的四个洲。佛教认为这四个洲的划分以须弥山为中心,四周有四大海。海的四面各有一洲,东方的叫东胜神洲,其统领家提多罗,又称持国天王;南方的叫南瞻部洲,其统领叫毗琉璃,又称增长天王;北方的叫阎浮提北洲,其统领称为多闻天王;西方的叫西牛贺洲,其统领叫毗沙门,又称广目天王。四天王各率领二十八部夜叉大将,镇守着佛国一方。这些天王,不但表现着佛国净土的庄严与神圣,同时也是佛教宇宙观深刻寓意在造型装饰艺术中的具体描述。在其造型上,天王不再只有狞厉、威严、铠甲重重的伟岸之姿,更多的有了飘洒、俊逸的洒脱之态。这是经过中国儒、道思想浸染之后的佛风仙骨。虽然它似乎尽力表现其俊逸姿态下的威严与凶猛,但还是少了印度佛教中的佛家之气,更多的是中国武士的侠义之风、阳刚之气、世俗之气。

　　法门寺地宫,以绘画、雕塑等艺术手法结合儒家礼制结坛,供养佛指舍利,聚集为金、胎两部曼荼罗,以辐射遍照,成为唐密的大千世界。这是佛教由小乘、大乘发展到密乘最高阶段,聚集所有佛和菩萨,包含显密全部教相(理论)、事相(实践)的无上法界。它展示了法门寺内道场佛舍利供养曼荼罗世界和唐密文化的真实内涵,填补了晚唐密宗史的空白,是研究唐代密教艺术最丰富、最完整的实物资料。[1](P170)

　　在这里,密教塑造了一个时间上无尽长、空间上无穷大的大千世界。它所表现的是密教对于宇宙空灵横向的无边无际和人的智能纵向的无穷无尽认识的艺术。以此为基础,在宇宙六大(地、水、火、风、空、识)空间里,由诸佛、菩萨、天王、天神、明王等组成代表物质世界的胎藏界和代表精神世界的金刚界两部曼荼罗。这两部曼荼罗,又以其在教相和事相上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组成了一个无上的法门——金胎合曼曼荼罗。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它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个世界,法门寺出土文物及其装饰纹样将这两个世界的行为和智能,用丰富多彩、变化万千的图像艺术和组织结构全面系统地阐发出来,达到了佛教思辨哲学和造型艺术的完美结合。

　　法门寺佛指舍利的迎奉,伴随着有唐一代自始至终。而地宫供奉物,则是晚唐时期宗教艺术与工艺技术的产物。在这里,佛教在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结合,其艺术形式更表现出清高而又和谐、雅致而又和善的情绪,它不再强调佛教善于思辨的哲学体系,而更重于对人情、人性的强调及对世俗生活的描绘。佛教中的“舍身饲虎”、“割肉贸鸽”等故事所表现出来的忍受痛苦、自我牺牲、悲苦含屈、冷酷残忍、不合常情的观念和意绪消失,人与自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世生活战胜了极乐世界的信仰,其艺术形象远远超出了宗教的意义。

　　二、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法门寺文物也体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器物的器形、纹饰、用途等方面。

　　在花纹图案的表现手法方面,有鎏金、线刻、浮雕、彩绘等多种工艺;在纹样上,成熟的团花纹、独特的外形装饰以及中国神仙、历史人物纹饰,龙、凤、龟、鸿雁、鸳鸯、鲤鱼等动物纹饰,海棠、折枝团花等植物纹饰,都是中国古代艺术中常见的题材,也是唐代常见的金银器纹饰。法门寺地宫文物大量运用了这些装饰手法,如银龟盒、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等,都采用了这些常用纹饰及造型。

　　从造型上来看,法门寺出土的杯、碗、盆等器具,已经完全改变了早期仿中、西亚银器的风格,由外壁分为多重多瓣装饰、器身较高、或作棱形造型等西方器形特点,转变为器身低阔、口大腹浅、不采用多重多瓣装饰及棱形造型,如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侈口、圆唇、斜腹下收、矮圈足外撇,与西方器皿造型明显不同。带盖圈足银羹碗,碗身外作多重莲瓣纹,下部为荷叶状圈足,上盖制成镂空云纹,蕾状钮,是一件具有鲜明中国艺术特色的金银器。

　　可与金银器相媲美的,是地宫出土的武则天、唐懿宗、唐僖宗以及惠安皇太后等供奉佛祖的各类织绣、服饰、杂物,达700余件。其品类包括:绫、罗、纱、绢、锦、绣,印花、贴金、描金、捻金、织金、蹙金等[2](P270),织物图案则有写实图案和几何变形图案,包括:折枝花、莲花、团花、凤凰、蝴蝶等;流云纹、如意纹、二方连续纹等;菱形、方形、水田格等;散点式排列、交叉排列、中心对称排列等。

　　这些丝织品选用淡绿、草绿、墨绿、深赭、赭黄、深绿、深褐、浅褐、金黄、褪红等颜色或衬底、或染边,这种在高贵的织物上以各种艳丽的色彩做渲染、以金银作为装饰的工艺,反映出唐人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凤是反映华夏民族思想观念、审美情趣的图式,这种图式在中国思想、美学、宗教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考古发现仰韶文化的遗址之中就有龙的图腾。而凤凰这一图腾,传说在周文王时代就有凤鸣于岐山的传说。但是,这一图腾的发展完备以至被应用到装饰上则是战国时期的事情了。《格物总论》说:“凤,神鸟也。雄曰凤,雌曰凰,五色备举,出东方君子之国,见则天下安宁,飞则禽鸟随之。”唐代将龙凤视为祥瑞之属,“龙凤呈祥”一直是后代中国人追求祥瑞、祈求幸福康乐生活的主要图腾,以后的华夏民族也被称为“龙的传人”。这样,龙、凤纹不但被广泛地用于装饰,而且龙纹更逐渐演变成为皇权的象征。

　　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吸收了中国传统的龙凤等图案,使其成为自身造型及装饰艺术的一部分。法门寺地宫的造型纹饰之中,很多都带有这样的特点。如双凤纹五足朵带银炉台台面上,两只展翅飞翔的凤凰,不但展示着“双凤呈祥”的传统意韵,也是佛教的入世精神与博大情怀的完美呈现。

　　行龙与天王在同一器物上的完美组合,表现于盛放第一枚佛指舍利的第七重宝函之上。其顶面錾刻双龙戏珠纹,四个立面是东、西、南、北四大天王造像。舍利宝函的八重与飞龙图案组成了“天龙八部拥大雄”的完美体系。龙是中国皇权的象征,天王则是佛国圣土的忠实守护者;龙腾于云、沉于海,天王守护佛国净土的宇宙法界。这完美的结合所表现出的动感的画面,细腻繁复的气韵,无一不证明传统的龙凤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完美结合。

　　莲花这一装饰纹样,在佛教里被认为是忍辱、精进的象征。而其于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人格及精神的体现,周敦颐《爱莲说》比喻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为“花之君子”。佛教将莲花、荷叶、莲瓣大量运用于其装饰艺术之中,如造像中的莲台、莲座,器物、建筑上的莲瓣装饰等,这在法门寺地宫中多有反映。再有,地宫第一道石门门槛上的莲瓣装饰,金银器的卷荷叶圈足、莲瓣纹的造型,捧真身菩萨的莲座,菩萨手中捧持的荷叶匾,菩萨所跪的莲台、莲柱上的四大天王,覆莲座底面的双龙绕杵图案,以及荷叶匾上錾文的寓意等,不但是密宗造像的完整结构,也是儒家天下太平的实用主义追求和道家长生不老寓意的总体反映。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极重要的艺术门类,而佛教则将中国书法艺术融入佛经抄写、造像题记和碑刻铭文,既保存了书法又宣传了佛法。

　　唐代法门寺的书法艺术主要体现于碑刻和地宫的錾文,它们不但记录了法门寺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法门寺佛教书法艺术以及僧人学养研究的有力证据。这些碑刻书法艺术承汉魏书道而又有自己的创造,以楷体为主,以刚健雄强为美。如《惠恭碑》,为武则天永昌元年(689)法门寺僧惠恭树,碑文记载惠恭燃指供佛事,字体方整,笔力险峻劲利,有魏碑之劲健,又有唐楷之谨严内秀,或许因为这位无名书法家常受佛门熏陶,字里呈现一派平正中和之气;《中宗皇帝下发入塔铭》,书家不详,书于唐中宗景龙二年(709),为法门寺主妙威树,记载中宗及皇后、公主下发入塔供佛事。铭文章法缜密而气势流动,其字外柔内刚,用笔追求疏瘦劲炼,有初唐欧、褚诸家之书风;《物帐碑》为大兴善寺僧觉支书,《志文碑》为沙门令真书,皆出自僧人之手,虽勒刻粗糙但其整体端庄稳健,平和自然,僧家气象寓于汉字方阵之中。

　　茶是一种世界性的饮料和作物,最初全世界只有中国会种茶与制茶。至唐代,日本、韩国从中国引进茶叶的种植后,才使茶越出一国范围,成为东亚几国共有的物种,从而使茶具有了世界性。日本学僧最澄不光带去中国的茶籽,也带去了饮茶的方法和礼仪,这样才产生了日本茶道。朝鲜等地,也是受了中国的影响而产生自己的茶文化。

　　唐人将饮茶升华为一种文化,把生活需要同精神追求紧密结合起来,使饮茶成为一种艺术享受。法门寺地宫茶具是唐人生活和艺术和谐一致的产物。这套囊括储、碾、罗、煮、饮的唐代宫廷茶具,表露了唐人和、敬、清、寂的茶道思想,是皇室宫廷茶文化的完美体现,也是大唐帝国宫廷饮茶风尚极其奢华的见证。

　　这一整套茶具质地精良,造型精巧,纹饰流动,在艺术上具有阴柔之美。阴柔是中晚唐时期一种新的美学标志与追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具,正是这一美学思想和特色的体现。无论是贮茶饼的笼子,碾罗茶面的碾子、罗子,贮茶末的盒子,盛盐、椒的盐台,或是饮茶用的调达子、琉璃茶托、茶盏及佐食用的秘瓷盘等,均精巧玲珑,飘逸轻盈,折射出一种自身特有的阴柔之美。而在这种美的意境中,又包含着一种黄老哲学的无为思想,这种思想也正是晚唐政治背景的映照,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政治挽歌。而其装饰纹样中的引颈仙鹤、驾鹤仙人、健硕的天马、飞翔的鸿雁、吹箫的隐士、狂舞的伎乐、流动的云彩等,则表露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和对漫游仙境的期盼,中国传统的文化特色、艺术氛围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三、中外文化的完美融合

　　法门寺文物装饰纹样在总体上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完美融合。

　　李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时期,国家高度统一,疆域辽阔,南北交通发达,经济繁荣,中外文化交流昌盛,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许多有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由此而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唐文化。唐文化博大精深,充满活力,充分显示了作为太平盛世的盛唐气象。

　　佛教之于唐代,是三种文化的组合,这种组合一方面带有印度神秘主义的色彩,一方面又具有儒家的实用主义思想,同时又融入道家崇尚自然、热爱自然的情操,中印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唐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在法门寺文物上多有体现,如地宫文物所折射的密教文化中讲“阿字本不生”,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因缘而生,刹那生,刹那灭,故生即是灭、灭即是生,最终都要回归本源。这和道教的“大道自然”、“返璞归真”思想实际上是相通、交融的。在这里,自然、神秘、实用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同时,唐文化“三教调和”的博大包容性也得到具体体现。錾刻于文物上,分别代表佛、道、儒文化的飞天、伎乐、仙鹤、仙人、凤凰、鸿雁、鸳鸯等纹饰的完美结合,以及反映现实生活的弈棋、抚琴、弄蛇等图案,使佛法更贴近现实,更趋中国化。佛像在此时已多具唐人气质,变得极具世俗和人情味,反映出唐人顽强追求现实人生、努力改造佛教世界,渴望彼岸更为靠近而不是可望不可即的一种美好愿望。如五足朵带银熏炉,炉上狮子、大象 、莲花、蔓草、鸿雁、飞凤、流云等纹样的完美组合,展现出唐人博大的文化包容性和深刻思辨的艺术审美观。而五足银熏炉及炉台上的兽面形足,又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这种兽面是大象与饕餮合二为一的造型,大象是温和有力的吉祥动物,它是文殊菩萨的坐骑,也是佛法大力、佛法无边的象征。而饕餮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一种食量极大、凶猛无比的野兽。这种合二为一的造型把威猛的震慑力和力量的鼓动性融为一体,既有厚重敦实的沉稳,又有温柔博大的情怀。

　　又如盛放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无论是八重之数还是重叠相套的方式,都表明大唐帝王崇佛之虔诚无以复加,给予了佛祖释迦牟尼最高规格的礼遇。造型的方式便已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每重宝函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尺寸的递减上,还体现在材料的使用和錾刻的纹饰上。它描绘了一个佛的世界,其上的装饰纹样既有印度的,也有中国的,表现出梵式与汉式的结合及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

　　这些中国化的实用之物,对寺院生活本身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使得佛教一改其在印度本土时期的极端禁欲、苦行修行、摆脱尘世,只追求清净、空寂、法相庄严的佛国净土,转而以积极的入世态度,介入世俗和日常的事务之中。强调在日常事务中获得顿悟,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简单行为,获得佛性顿悟的体验。在这里,宗教与艺术的想象是相通的,不同的是一个是通向宗教的迷狂,一个是通向艺术的迷狂。面对如此华贵的宝函,还有那瘗藏的佛指,无论对于佛子或俗人,都会唤起一种庄严的情感,产生巨大的震撼心灵的力量。这种美的征服力量是宗教的,也是世俗的。唐人的佛教艺术亦与唐代佛教一样,日益世俗化,向“人间佛教”过渡。这是中印文化完美结合的另一个写照。

　　在这一时期,佛教的义理不仅没有约束佛教艺术的创造,还以佛教中国化的态势推动着佛教艺术的发展。现代中国艺术审美的最高层次是“美学”而非“宗教”,而唐代美学思想重要的收获是“意境”说,意境的最高层次是“禅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佛教禅宗的潜移默化。法门寺地宫的佛教器物在造型和装饰上,或写实或象征,或世俗或宗教,佛教的 “禅境”在这里更多的演化为一种多元的艺术体系。

　　此外,伊斯兰文化和工艺也在这一时期全面展现于唐代的工艺和艺术之中。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0件极其精美而且保存特别完整的琉璃器,是公元7—9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产品,这些器物至今在其产地也很难见到。其中以刻花手法装饰的6件蓝色琉璃盘,刀法犀利、尖细,纹饰结构自然生动。蓝色是伊斯兰文化对天空奥妙与宇宙神奇认识的表达。玻璃盘的中心是“十字形”,交叉处为鱼网状的纹饰构图,这是生活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民对水的渴望和期盼,也是期望有一网能够缚住“沙漠精灵”、“沙漠鬼怪”——风暴,使人们过上安宁、不受自然力侵袭的生活。描金琉璃盘装饰的“摩诃拉巴”纹样,象征人魔交战、真主所在之处——它是伊斯兰最庄严的地方;用摩诃拉巴神龛作装饰,当为神圣之意。描金工艺是伊斯兰的新创工艺,为世所珍视;琉璃盘在刻纹的基础上,一些主要线条又绘描金色,使得已经很华丽的盘子更加光彩夺目。

　　这些器物的艺术风格是一种纯粹的外来文化的美学样态,它没有经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和重塑,这说明,唐代文化的发展,是在一种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但是,华夏文化的审美走向,并没有完全倾倒于这神秘、优美而又多情的波斯萨珊着色文化,它立足于黄河之滨,选择了黄色文化的审美走向。如地宫出土的由中国自制的浅黄色琉璃茶盏、茶托就是典型的例证,在这件器物上,既汲取了外来文化的营养,又增添了中国本土的审美观念,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典型产物。

　　法门寺地宫文物造型丰富多样,有佛像、宝塔、锡杖、钵盂、如意、臂钏、函、盒、瓶、盆、罗、碟、碗、坛、炉、碾、台、笼、匙、灯、案、囊等数十种。形制各异,设计实用、美观,大多精巧玲珑,夺自然之造化,与周魏两汉的拙朴浑厚大异其趣。在花纹图案的装饰方面采用阔叶纹、连缀纹、单独纹、格律纹、平视纹、双凤纹、海棠花纹、狮纹、鸿雁纹、流云纹、莲瓣纹、双蜂纹、卷草纹、鱼子纹,以及宝相花、海石榴、西番莲、菩提树、鸳鸯、双龙戏珠、伽陵频迦鸟、菩萨、天王、飞天、仙鹤、金刚、力士等。构图以“满地装”为主,多用错金银、鎏金、线刻、镶嵌珍珠、绿松石、红宝石、浮雕等多种表现手法。造型上注意对称与平衡、轻与重、疏与密的呼应关系,具匀称美;装饰上注意点面结合、疏密搭配,繁缛而不杂乱,具华贵美;内容上融宗教教义与现实生活为一体,具宗教的崇高美和人间的世俗美。它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龙凤等中国传统文化图腾与宗教装饰艺术达到一种完美的结合,显示出外来文化与艺术华化的成果。这种结合,是一种独立于整体之外的客观本体的思想的蝉变与演化,是一种外在的图饰的聚拢。它表现出文化间沟通与互动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相互交融的多元化文化现象。

　　法门寺文物装饰纹样的多元化特征显示,在中世纪,中国和外国的文化交流是丰富多彩的,同时它深刻地、广泛地影响着唐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至宫廷生活。而接受了唐文化影响的外国文化,以其新的民族风格和渗透着异域文化的特征又返回到唐文化圈中来。在这个文化圈中,唐代工匠自己制作的诸多器物又明显地烙上了国外生产工艺的历史印记。佛教文化在这一时期,也完成了自身中国化的过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切,铸就了唐文化的辉煌,也使唐文化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多元化、最为辉煌的文化。

　　[参考文献]

　　[1]吴立民.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概述[A].长安学丛书?法门寺文化卷[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王立霞】

　　出自: 《江西社会科学 》 201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