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外来词中的佛源词汇研究

　　汉语外来词中的佛源词汇研究

　　任利霞

　　摘 要:在语言接触过程中,一种语言很自然地会向其他语言借用一些它本身所没有的、但又不得不使用的词汇。这些借用来的词汇在新的环境中必须接受新文化的改造,以期能够满足交际的需要。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源词汇的不断使用、汉化,是汉语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次对外来词的吸收。这些蕴含着丰富佛教教义的词语在进入汉语后,经过不断地适应、改造,对此后汉语外来词结构上的汉化有着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汉语外来词 佛源词 汉化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交际过程中,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单独地完成这一任务。“交际的需要使得说某一种语言的人与说临近语言的人或文化上占优势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1]语言间的接触必然会在所使用的语言内部留下痕迹。就词汇而言,不论是本族词的输出还是外来词的引进,都是一种超越时代、超越民族的文化传播活动。在汉语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汉语也曾多次与其他语言接触,并在汉语内部或多或少地留下了这些语言的痕迹。这些留下来的东西,有的经过长期的使用,逐渐进入汉语体系,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也有的在交际使用中未能经受住推敲,被汉语自身所产生的结构取代。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接触与更新,汉语词汇才得以极大地丰富。

　　一

　　在汉语词汇史上,主要有三次对外来词的大规模的吸收,分别是:秦汉时期,丝绸之路影响下对匈奴、西域等少数民族语言词汇的吸收;魏晋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东传对梵语这一语言系统中佛教词汇的吸收;明清时期,随着东西方交往的加深,对西方各语言系统词汇的吸收。其中中古时期对梵语系统佛教词汇的吸收,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都远远超过另外两次。这也是鸦片战争前,对汉语影响最大的一次语言接触。除了以上三次对外来词大规模的吸收之外,20世纪后期汉语对外来词的吸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自秦统一全国就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一时期,汉语词汇受到了匈奴、西域等少数民族的影响。但这一时期的影响主要局限于文化层次的物质层次方面。文化层次一般可分为三层:物质层次、制度层次、思想与价值层次。其中,物质层次为最低层。语言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社会文化高低的影响,一般而言,往往是社会发展程度相对高的地区影响社会发展程度低的地区。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远远高于西域等少数民族地区,因此当时西域等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就只局限于一些物质生活方面的产品。很多现在司空见惯的物品在当时却是产自西域的珍奇物产,如石榴、葡萄、狮子、猩猩、琥珀等。“石榴”“葡萄”“狮子”等词语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伴随着这些物品的传入而产生的。这些词语在现在人的眼中已基本没有外来色彩了,但从本质上讲它们依然是汉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外来词汇。

　　明清之际,我国统治者打开门户,积极接纳西方先进文化。这一时期汉语词汇的丰富与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传教有着直接的关系。与前期汉语所吸收的外来词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词语中带有明显的科学色彩。我们现在熟知的很多常用天文学名词就是在那时传入中国的,如地球、经度、纬度、双鱼座、宝瓶座等;地理学方面,如“五大洲、赤道、南极、北极”等;数学方面,如“几何、正弦、余弦”等。此外,当时的学术界还活跃着很多音译的科学术语,如“薄利第加(政治)、慕细加(音乐)、马得马第加(数学)”等,这些词语在当时也有其相对应的意译词,分别为治世、乐艺、算学。

　　以上两次对外来词的吸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汉民族的语言文化、增强了汉语的表达能力。进入20世纪后期,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汉语对外来词的吸收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一时期汉语吸收外来词的速度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快,而且,此次外来词涉及的范围也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广。造成这种快与广的直接原因是新时期世界范围内信息交流的便利与速度之快。这一时期汉语外来词的独特之处表现在音译词与字母词的增多。音译法是外来词吸收过程中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便于外来词更快速地传播。如可口可乐就是Coca-Cola的直接音译。又或者还有一些词语,直接用字母词来代替。如我们熟悉的“X-ray、WTO”。语言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以达到交际目的的。当代汉语中外来词的输入呈现出的这些独特之处,在汉语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能否被最终保留下来,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与这几次外来词的吸收均有所不同的是魏晋隋唐时期随着佛教东传而吸收的梵语语言系统的佛教词汇。此次汉语对外来词的吸收,不仅从根本上对汉语的词汇结构有所影响,更重要的是其影响已从物质文化领域深入到了精神文化领域。从物质文化层次到思想价值层次的飞跃,是佛教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层次结合的体现。

　　二

　　佛教文化的传入为汉语带来了上万条新词汇,美国汉学家芮沃寿在《中国历史中的佛教》一书中说:“最显著而无所不在地体现出佛教影响的就是现代的中国语言。从山野村夫的谚语到文人骚客的雅言,那些源自佛教的词语,人们信手拈来。”[2]随着佛教传入的外来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只见于佛经典籍中,并未进入汉语常用语成为全民语言的佛经专用语。如阿含、荼毗、尼拘律树、泥梨等词。阿含,小乘经的总名,译为法归,是万法归趣于此而无漏的意思。又译作无比法,即无可相比之法。共分为四部,即增一阿含、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荼毗,又名阇毗,耶维,耶旬。译为焚烧,犹言火葬,僧死而焚其尸也。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四曰:“耶维,或言阇鼻,或言阇维,或言阇鼻多,义是焚烧也。”泥梨,又曰泥犁,泥梨耶,译作地狱。

　　第二类是在某段历史时期内所特有的词语,这类词多用来表示特定历史时代所设定的专门的佛教等级管理制度。如北朝时期各种僧职的名称沙门统、沙门那,晋代的都维那、维那等。这类词在当时不时地出现于皇帝的诏书之中,如北魏永平元年诏曰:“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沙门统昭玄,以内律制之。”在佛教盛行期,为了方便管理,历代朝廷都设立了一套套完整的僧官制度。在政治制度与佛教文化的共同作用下,这些特殊的历史词汇在某一短暂时期内曾被使用。但在历史前进的大潮中,这类词汇逐渐被历史淘汰。

　　第三类是经过汉语改造后,今天依然活跃于人们口语中的词汇。这类词语又可以分为两大类。

　　其中一部分在今天仍然是佛教用语,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舍利子、袈裟、布施等词语。这部分词语虽然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但其指向依旧是很明显的佛教事物。

　　另一部分则完全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有的已经完全找不到佛教文化的影子,如导师、平等、悲观等词。以下关于这些词语的解释来自于《俗语佛源》一书,笔者略加整理而得。

　　“导师”一词最早见于佛经,其本义是引路的人。佛为让众生迷途知返,指示通向“彼岸”的正道,故称“大导师”。如《佛报恩经?对治品》所说:“夫大导师者,导以正路,示涅槃经,使得无为,常得安乐。”今通常指在学校中负责指导学生学习和教育的老师,也指思想、学术等方面的指导者。“平等”源于梵语upeksa,意译为“舍”,意为“舍去一切差别相”。佛教认为,一切事物在性体(即本质、共相、空性、心真如性等)上没有任何差别。在时间上,称为“三世平等”;在空间上,称为“大小平等”。我们现在通常使用“平等”这个词则有两种意义:一是平均,相等,相同;一是平常,一般。“悲观”为佛教五观(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慈观)之一。悲,恻怆之意。即以悲悯之心观察众生,救人苦难。《法华经?普门品》云:“悲观与慈观,常愿常瞻仰。”注曰:“以大悲观人观众生苦,拔其苦难,名曰悲观。”今指消极失望之意,与乐观相对。也有的词语甚至进入到汉语的基本词汇中,逐渐具有了构词能力。如“僧”就构成了很多与出家人有关的词语,僧袍、僧官、僧寺等。再如“塔”,原是佛教特有的建筑物,是放置佛骨舍利和佛经典籍的处所,含尊敬与怀念之义,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物,成为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也已无关尊敬与怀念。

　　以上三类词汇都是随着佛教的东传而进入汉语的新词汇,第一类词基本是在佛教传入之初的佛经翻译过程中形成,大部分采用音译的方法,而且这类词的使用范围很窄。第二类词则仅仅属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对后来的词语并不能造成很大的影响。第三类词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不断完善,成为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主要选取这一部分词汇进行细致探讨。

　　三

　　一种语言在最初进入另一种语言时采用的往往都是音译法,然后再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再逐步去适应该种语言独特的表现方式。佛教文化作为一种纯粹的外来文化,其中的全部术语均无法在汉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表达方式。而且佛经的主要书写语言——梵语又是一种与汉语文字截然不同的拼音文字,因此佛教词汇在进入之初只能通过最简单的音译方式来传播。但音译的方式又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

　　第一个由音译方式引起的问题是词义的表达问题,通过音译的大量词汇并不能够很好很准确地表达出词语原来想要表达的意思,不利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这样,很多早期的音译词后来都逐步采用了意译的方式重新进行整理。例如文章前边提到的第一类在佛典中依然使用的词语,阿含、荼毗、尼拘律树、泥梨等。这些词语虽然在佛典中依然使用,但在日常口语中人们已经找到了与这些词语相对应的更便于理解的新词语,如用“火葬”代替了“荼毗”,用“地狱”代替了“泥梨”。

　　另一个由音译方式引起的问题是词语的多音节化,通过音译而来的佛教词语大多都是多音节的,而且词语的形式与意义之间往往没有直接的联系。这一点对于习惯于“依形辨义”的汉语使用者来说几乎是无法忍受的。这种无法忍受促使人们对佛教词语进行改造,使它能够最终适应汉语的表义特性,也适应了人们的使用习惯。

　　正如前面提到的,佛源词汇最初进入汉语的时候采用的是音译法。这种方法虽然最直接简单,但由于梵语词语大都为多音节,因此通过音译法翻译的佛教词语也同样大多都是多音节的。如“梵”在梵文中为Brahma,译作“婆罗贺摩”。“木叉”在梵文中为Pratimoksa,译作“波罗提目叉”。这显然不符合汉民族的使用习惯。为了更好地理解佛经教义,也为了适应汉民族的使用习惯,这些词语在使用过程中被逐步简化,“梵”和“木叉”就是简化后的说法。

　　由于音译法存在着一些无法弥补的缺陷,因此在后来的佛经翻译中,多采用意译法。如“地狱”,梵文中“地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Niraya,译作“泥梨”,意思是没有喜乐;另一种是Naraka,译作“那洛迦”,意思是不得自在。后来,采用意译的方式,译为“地狱”。但即便是通过意译而来的一些词语也还是存在着多音节的问题,如我们很熟悉的“妄想”一词。“妄想”在梵语中为Vikalpa,指胡思乱想的人或不切实际、非分的想法。最初有“妄想分别”“虚妄分别”“妄想颠倒”等多种译法,均为意译所得。后来简化归纳为“妄想”,其他形式逐渐被淘汰。

　　虽然词语在意译的过程中也并不能做到十全十美,但相对于音译法,意译法能更好地适应佛经的翻译与传播。因此,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佛经翻译采用的主要是意译法,或者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如梵语Kalpa音译为“劫波”,省为“劫”,意译为“大时”,即不能用年数来计算的宏观时间概念。由于“劫”指漫长的时间,而人们经历痛苦时往往会感觉时间漫长,因此“劫”又引申为灾难。后来产生了“浩劫”“劫难”等词。在俗语中,“浩劫”有漫长的时间和深重的灾难两重意义。再如“尼姑”一词在梵语中为Bhikchuni,音译为“比丘尼”,即出家后受具足戒之女性佛教徒。Bhikchuni中的“-ni”表示女性,“尼”即为“比丘尼”的省略,表示其佛教徒的身份。“姑”则是汉语中表女性的成分。后来人们便用“尼姑”来代替最初的“比丘尼”。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适应之后,最能适应汉语使用者使用习惯的翻译方式会被最终确定下来,而其他表达方式则或者被淘汰,或者进入某种专门领域。在词语形式最终被确定后,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其用法也会随之扩大。相当一部分佛教词语不再是佛教专门词汇,而被增加了相应的世俗意义,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常用词汇。“世界”一词在佛教中原义就是指时间和空间,“世”表示时间概念,“界”表示空间概念。《楞严经》卷四中写道:“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知当今: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而“真理”一词在佛教中原指“真如无为”“缘起性空”。《妙法念处经》卷三中有:“愚迷虚妄,烦恼缠缚,障覆真理,令智不起。”后来,这一佛教名词逐渐发展成为哲学名词。

　　此外,佛源词语最初进入汉语时,在传播者、传播过程、译者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有时也会出现一词多译的情况。不同的翻译方式,势必会影响佛经的正常传播。因此,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众多译法中的某一种会被普遍接受并固定下来,其他形式则被淘汰。如“南无”,梵文为Namas,意思是“敬礼、归敬、归命等”,早期还被译作“南膜”“那模”“纳莫”。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六中记载:“南无,亦作南膜,或言那模,皆为归礼译之。”后来逐渐定型为“南无”。

　　同自然的发展一样,语言的发展也遵循一定的规律,即在不断的接触融汇中一次又一次地完成自我更新。一个民族对外来语言的接纳与改造,体现了这个民族在对待外来文化上的心态与价值取向。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给汉语带来了许多新的气象。佛源词语在经过与汉文化长期的融合并使用后,最终进入汉语体系,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佛源词汇的注入,不论是质,还是量,都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也促使汉语词汇加快了双音节化的步伐。

　　注 释:

　　[1][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2][美]Revolt.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参考文献:

　　[1]袁素荣.论汉语对外来词的接纳与融汇[D].江西师范大学,2006.

　　[2]周一农.词汇的文化蕴涵[M].上海:三联书店,2005.

　　[3]刘静.文化语言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俗语佛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5]张诒三.试论佛源外来词汉化的步骤[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

　　(6).

　　(任利霞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710062)

　　出自: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 》 2010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