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魏晋北南朝书法与写经刻经的历史渊源

　　简论魏晋北南朝书法与写经刻经的历史渊源

　　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发展轨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其富于悲剧色彩的时期。长期的战争和动乱，造成了以长江为界的南北对峙的局势，从而造成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大解体和大动荡，人民经受了动乱造成之巨大灾难，他们精神生活是压抑和苦闷的。当时的人们，为了寻求一种精神解脱，社会上应运而生掀起了一股崇尚“老”“庄”之风气。当时，出现过狂飙突进式的激昂悲壮的“建安七子”，出现过隐居竹林行迹放浪的“竹林七贤”，出现过记叙精义的“世说新语”，所有这些，都是动乱与战争影响之下的产物。当时的社会上层人士以及士子们，沉湎于清谈，服药，饮酒，放诞，纵欲及寻求进精神刺激等，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做法寻求精神的解脱，从而忘记灾难之现实。此时，西域传入的佛教乘虚而入，其迅速地扩展的原因，也是由于其迎合了并且满足了当时填补人们精神空虚的需要。佛教以其“轮回报应”之说，用其“诱喻”，“胁迫”等手段，给予了处在悲苦无告的人们带来了希望的新曙光，给予了苦难之中的人们以极大的精神感召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南朝梁武帝之时，佛教被定为“国教”。北朝，自石勒父子信奉佛图澄开始，中间有魏太武帝的短暂的灭佛行动，至魏文帝建造云冈石窟之时，佛教在北朝亦成为“国教”。正是因为在佛教大行其道的流行风气之下，写经刻经之风在南北朝时代迅速漫延，以致于使写经刻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辉煌时代。尽管这个时期大部分处于战乱不已，分裂割据的状态，但书法艺术却没有因此停滞不前，楷、行、草、隶各体同步发展，风格多样而臻于精美。晋代出现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书圣”王羲之与“小圣”王献之。笔墨当随时代。因此，晋代的精神气候也决定其书法艺术的特征，风神疏逸与姿致萧朗，达到了一种蕴秀简静、自然洒脱的审美境界，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时代风尚。

　　南北朝时代的书法就其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来讲，北碑显得颇为重要，而北碑又以魏碑为代表。魏碑的书法风格独特，它在汉隶的基础上演变，笔法厚重刚健，结构宽博严谨，气度高逸宕放，具有鲜明的美学标志。魏碑作为一种书体的形式，决不是少数人书风所致，而是北魏时代的社会产物。魏碑书法兴盛的历史原因大致有三，这即是北魏前书法的演变，北魏各民族的融合及审美心理的相互渗透，北魏佛教造像及碑记镌刻的蔚然成风。

　　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最初出现在碑刻上的楷书字体是《吴衡阳太守葛府君碑》和其后《九真太守谷朗碑》，此二碑所刻书体基本上去掉了隶书的波磔，笔画趋向横平竖直，但还是楷书初级阶段。东晋至南朝的齐梁之际，正是隶书转化为正书，正书又逐步趋于成熟并应用普及。至北魏的《华岳庙碑》、《高灵庙碑》，也继承了这一笔路，由此形成了魏碑书体的雏形。其后龙门造像题记群碑的出现，使方笔一路的书体有了形质上的变化，形成了魏碑特有的笔画与结构的形式美规范，从而标志着魏碑书体正式登上了书法艺术的历史舞台。其书体风格也变得丰富多采，蔚为大观。

　　北魏统一后，进行了民族的大迁移。孝文帝所进行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后，更是有意识地推动了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大融合，民族间审美意识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民族的大融合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大转变，艺术趣味和审美理论出现了开放式的结构，少数民族（主要是游牧民族）那种豪放不羁、质朴清新的气息糅合进了汉族文化艺术中，而少数民族那种旷达强悍的审美心理也在传统运笔结构的基础上，掺用了粗犷刚劲的笔画线条、跌宕多变的结构，展现了雄强泼辣、雄浑朴拙的时代书风，生动地反映了北魏时代民族的心理情绪、社会氛围等方面出现的新因素和景象，带有鲜明的时代审美标志。在中国书法史上,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

　　相对于秦汉有了划时代的进步与变化。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由篆、隶、章等古体逐渐向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转化。书法作品也逐渐由纯粹的实用性衍变出具有纯艺术特质的艺术品。

　　在魏晋南北朝之中的四百多年里，中国社会正处于极度动荡时期，

　　变乱不断的时期，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具有特有的性质。建安正始文学, 南北朝乐府民歌, 曹丕的《典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魏晋士大夫“谈玄”似乎无时不在影响着中国的文人。书法方面，

　　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家扎根于江南文化之中，开一派帖学之风气。而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石，邹县四山摩崖刻石，云峰摩崖刻石巍然立于名山之中。

　　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奠定了中国独一无二之书法艺术的基础。

　　2.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摩崖刻经的概况及其学术艺术价值

　　所谓佛教书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佛教书法是，早期的带有明显而强烈的宗教色彩，并与佛教经典或教义有直接联系的墨迹或刻石。另一种佛教书法则是，禅宗对文艺影响日益扩大后所产生的书法。这一类书法作品，从内容上看，其并不一定与佛教有直接的联系，但其体现了佛教尤其是禅宗对书法艺术的渗透力与影响力。就此意义而言，佛教文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其能够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其中，对于中国书法的影响是很大的。笔者以为，北朝佛教摩崖刻经对于书法艺术之发展和佛教文化之普及的作用，堪称：“登峰造极”。

　　北朝佛教摩崖刻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根据史料记载，北朝佛教摩崖刻经,时间发生在北齐和北周这二个时期,地点分布在泰山和峄山周围,学术界将其称之为：“泰峄山区佛教摩崖刻经”。

　　“泰驿山区佛教摩崖刻经”分布在泰驿山区的几十座山上，其书写的内容有佛经、佛名、偈语、佛号,经名等等。“泰驿山区佛教摩崖刻经”内容之丰富、题材之广泛、书体之多变，堪称“天下无双”。

　　摩崖刻经，是佛教徒们把它刻在石头上的一种经典，与此同时，摩崖刻经也是一种经典的长存于世的书法作品。

　　中国的摩崖刻经大体上可以分作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早期的摩崖刻经时期。第二个阶段：就是从隋唐之后,这是第二个摩崖刻经时期。本文主要讨论第一个阶段：早期的摩崖刻经时期的几个相关问题。佛教徒们为什么要摩崖刻经呢?笔者认为：其一，是要宣传佛教的内容,推广佛学的教义与思想。其一，就是为了保存佛学经典。众说周知，中国佛教史上有三次重大的灭佛事件:第一次是在北魏时期,第二次是在北周时期,第三次是在唐代,这三次灭佛行动在史书上被称为“三武灭佛”。这三次大的灭佛行动对佛教有着沉重的打击,众多寺院被烧毁,许多经卷被烧毁。佛教徒们为了保护佛教经典,于是他们纷纷将佛教经典刻在石头和摩崖上,其目的就是使佛经得以保存,使佛学经典不失传，让佛教精神,佛教文化得以发扬。“泰驿山区佛教摩崖刻经”，对于我们研究石刻历史、研究佛教教义、研究佛教艺术方面,有极其重要学术艺术价值。与此同时，“泰驿山区佛教摩崖刻经”也是经典的能够传世的书法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研究与借鉴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以推动中国书法艺术不断地向前发展。

　　1986年王学东先生在《中国书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碑、帖、经三态论》,他把传统的碑和帖之外又开出了一个书法流派,叫做经派。笔者以为，王先生的“三态论”是书法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一项十分有见地的创见。碑与帖之所以成为书法流派，这是因为二者都是有实物载体的文字。写经体也是有载体的文字，这个载体，就是摩崖石刻的佛教经典。中国在书法史有了写经体内容,将会为古老的书法艺术增添一个新的亮点。

　　佛教的石头刻经起源于印度,因为佛教起源于印度。在印度，阿育王时期没有印刷术,也没有书写文字的材料,虽然有了文字,但没有文字书写的地方,所以他们就选择了石头,在石头上刻写佛教经典,这就佛教刻经最早在世界上的第一次的出现。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最早出现的刻经应该是从写经开始。想要篆刻必须先书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出现的刻经应该是从写经开始的。

　　从写经刻经的发展轨迹来说，先从塔上刻经，再到碑上刻经，然后，再发展到摩崖刻经，这是摩崖刻经发展的大致脉络。据史书记载，碑起源于西汉末期,而碑的真正发展起来是东汉怀陵期间。据统计数据，山东现存的汉碑占全国汉碑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几。有人说：“济宁汉碑半天下”,此言果然不虚也。北朝末年，在公元６５０年至6８０年之间的三十年里，北齐境内的沙门、僧官、王公显贵、地方官吏和豪族，协力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刻经工程。他们捐舍资财，踏勘山林，调集工匠，开凿石窟，写经于石，然后刊刻，造出了一处又一处的佛教刻经的景观。

　　后来，刻经行动扩展到北齐的济州、兖州一带，即今天的山东泰安、济宁地区。这一带山体的石质，是花岗岩，不像邺都近邑的石灰岩那样便于开采，所以，佛经是刻在天然的巨石立面上，或者是山体裸露的石坪上。花岗岩石质粗硬，石面又无法打磨光洁，只有把字写得展大一些才便于刊刻和观瞻，因此，山东境内的刻经，大多是７０厘米左右见方的大字。因为字写得比较大，自然形成的巨石立面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只能够刻佛经的部分章节。

　　根据史料记载，　北朝末年的刻经遗迹，按其地域的分布，主要有以下15处摩崖刻经遗迹：

　　（一）河北地区 :有四个刻经之处。

　　（二）河南地区 ：有一个刻经之处。

　　（三）山西地区 ：有一个刻经之处。

　　（四）山东地区 :有九个刻经之处

　　这１５处刻经，基本都是摩崖刻经。所刻内容，以佛经为主体内容，还有佛号、经主题名、书写者题名、年款等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15处摩崖刻经遗迹，其实在其每一处都是有若干组摩崖刻经组合而成的，堪称：蔚为大观。

　　上述所有的刻经书迹，书体有楷有隶。楷书者，笔画丰腴，个别笔画如竖钩带有隶书笔意，结体宽和，笔体与北朝后期常见的写经体相同。有人估计，这些刻经书迹，都是是擅长书法的写经生或僧侣书写的。冈山刻经的楷书，字形展大如斗，笔画形态怪异，结字粗陋,错字、别字混杂其中。有人估计，这些可能是是乡闾书手勉强作大字而发生变态的书法状态。但是，被书法家们所称赞所认可的刻经书法，是山东境内的泰山经石峪刻经、祖徕山刻经、水牛山刻经、峄山刻经、尖山刻经、铁山刻经、葛山刻经、二洪顶刻经。这些佛教摩崖刻经，都是用大字隶书书刻的，都是能够传世的经典之作。

　　摩崖刻石。与佛教直接相关的摩崖，较早且名气最大的当推南北朝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石刻。泰山南麓龙泉山谷之中，在六千多平方米花岗岩溪床上，静静地仰天而卧的一千多个如斗大字，给予我们的巨大的心灵震撼，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泰山经石峪刻石。已经历了千余年风雨的侵蚀，但是，我们仍可清晰地看到，它用笔的提按顿挫和深藏的篆隶意趣。北朝佛教摩崖刻经的每一个字，都像是顶天立地的金刚，其蕴含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令每一位读者心潮激荡。笔者认为，泰山经石峪摩崖金刚经，就是将中国佛学思想与中国书法艺术，进行完美地结合的一个经典作品。

　　隶书在北朝是古体，实用的书写很少作隶体。北魏时期，人们写碑文，写墓志，写造像记，废隶书而不用。到了北齐时期，隶书骤然多了起来，而且出现了长篇巨制的隶书刻经。这是很奇特的书法现象。

　　刻经的隶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如汉魏之际那种徒具蚕头燕尾的僵化程式的隶书，笔画怯弱轻佻，结体平正，但缺少沉厚峻整的气质。这样的隶书，主要见于宝山、鼓山刻经。

　　而山东境内刻经的隶书，并不强调隶书的翻挑波拂等形式特征，书写者以隶书的字法作骨架，用饱满圆浑、含蓄凝炼的笔画写出。山东境内刻经的隶书的笔画形态是以圆浑为特征的。但是，它的字形却是方整的。这样的方圆组合，用现在的术语说，是“形式特征”。在北齐，寻常人都能写楷书，篆书几近绝学，那么，刻经隶书中杂有楷式，恐怕是书写者不自觉地将平常作楷字的笔体流露出来。而隶书中的篆法，则是他为了显示古意或书法本领有意写成的样态。尽管隶书中有楷式篆法的参用，却没有丝毫的唐突、生硬，并且揉和得圆融合度，显示出书写者书艺水平的高超。山东境内刻经书法的另一特点是字形展大。刻经中肥笔的出现，与字形很大也有关系。笔画简少的字往往有肥笔，比如“一”、“大”等字，刻在石坪石坡上，如果不加粗，看上去容易与石坡上的石纹混淆不清，所以要加粗。有的专家推测，当时的笔工不可能制出那么大的笔，很可能书丹时经过一香描摹，然后由技艺较高的工匠先刻边廓，再由其他技术水平不高的工匠铲去笔画的中间部分。这种摩崖刻经技术，被人们称之为：“双勾”。

　　3. 大书法家“安道壹”之初探

　　安道壹是北朝佛教摩崖石刻的关键人物。笔者认为，安道壹是山东“八山”北朝摩崖石刻的主笔者和组织者，他是一位功力厚重的书法大家。对于安道壹，笔者根据掌握的史料，在此进行一点初步的探索，与同道进行交流。

　　众所周知，在此之前，已经有“四山”与“八山”之说。八山是指山东的北朝摩崖刻经已见之于八座山岭。这就

　　是: 泰山、水牛山、徂徕山、尖山、铁山、葛山、冈山、峄山。

　　这八座山峰除泰山、水牛山和徂徕山外都在邹城市即原邹县境内。其中位置相对特别集中、不出三十华里范围的尖、铁、葛、冈四座山峰又有“四山”之称。

　　关于安道壹，笔者查阅的资料之书上有一段记载，笔者现在将其摘录于下：“。。。。。。道壹生平不可考，其所書碑大致在聖人泰嶧之域。東平洪頂山大空王佛題名記、安公之碑，文殊般若經、摩訶般若經，鄒城鐵山大集經碑，尖山大品般若經，葛山維摩詰經，河北南響堂寺般若經，徂徠山文殊般若經，嶧山五華峰文殊般若經，及尤擅名者泰山經石峪金剛經，今人謂其皆出於安道壹之筆。（據今人許洪國氏安道壹其書其人一文。）瞻此鴻迹，則吾國張鍾二王後，又有鄭道昭、安道壹，堪稱巨匠。道壹尤有疏鑿手，誠如魏源經石峪歌所云，以岱爲筆天爲繒，氣象弘達警遒，通於神明，令人思倉頡不盡。其書以隸爲主，參以篆真，收篆隸之神圓，放北朝之形方，直踵足於石門之頌，而陵邁魏晋之風，摩天踞地，視塵境華相如幻露，而獨任性具，故爲時人所推，遍刻書迹於羣峯中。愚所極推之水牛山文殊經碑，亦其支系，神脉甚近，而略少其荒怪之氣。近世有奇士徐生翁，硬澀之極，亦嘗傚其體，書心經於會稽香爐峰之崖，初覽之駭其樸野，而多其氣概，後乃知其安法師之遠裔而已。”

　　二洪顶刻经中有摩崖刻的“安公之碑”，并不是记叙安道壹的生平，而是解释“安道壹”一名的含义，其文曰：“大沙门僧安，不安所安，安所不安。安大道一，不一所一，一所不能一。不安所安，不安于安，安所不安，能安于安。不一所一，不一其一，一所不一，能一其一。词曰：安故能一，一故能安，安一一安，岩上雕刊”。

　　我们从关于安道壹，从铁山、尖山题记中，知道他是“东岭僧”、“大沙门”，可见他在佛门有较高的地位，大概是西域地区的胡人，这从“安”姓中可以探得消息。而“道壹”是他的法号，安道壹写的大字隶书，凭借摩崖刻经流传下来了，是北朝隶书书艺的空前绝后之作。安道壹在山东的许多摩崖刻石巨制，在清朝时被书法界人士发现，立即在国内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对安道壹书法备加推崇的书法家是康有为，康有为说：“四山摩崖”（指尖山、铁山、葛山、冈山刻经）通隶楷，备方圆，高浑简穆，为擘案之极轨也。”【广艺舟双楫•余论第十九】。康有为对于安道壹刻写的“四山摩崖”评价，是十分正确的评价，这是对于其艺术价值的充分肯定。

　　笔者根据史料分析之后认为：安道壹最早出家地方在今天的山东平阴的范洪寺。因为，至今发现的安道壹最早的刻经都出现在这个寺院的周围。山东的天池山、东山、大寨山、云翠山等等,安道壹刻写的摩崖经书都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所,安道壹与洪范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后来，安道壹离开了东平湖周边地区，继续往南面发展。安道壹曾经到过水牛山、邹城的峄山、滕州的陶山和龙山,他曾经去了兖州和邹县的周边地区进行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传布佛教,宣传佛法。另一方面，也是安道壹孜孜以求的事业：那就是要写经刻经。安道壹自幼酷爱书法艺术，其书法功底相当雄厚,在当时，他已经具备了一流书法大家的势力。安道壹擅长写榜书，善写如斗大字，这在当时堪称凤毛麟角而独步天下。安道壹在泰山周围和峄山周围,刻写很多的摩崖石刻，为中国书法史写下浓重的一笔。笔者认为：安道壹早期写的是隶书,蚕头雁尾的隶书特点写得非常突出。安道壹书法发展到晚期,,他在书写泰山经石峪时期,他的书风产生了变革。泰山经石峪这个时期之变革，说到底就是一种根本性的书风大变革。泰山经石峪“泰山经石峪”，全称“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又名“泰山佛说金刚经”，著名摩崖刻石，刻于五岳独尊的泰山南麓斗母宫东北一公里处的花岗岩溪床之上。刻石南北长五十六米，东西宽三十六米，约计两千多平方米，是汉字刊刻面积最大的作品。经文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原经文分上下两卷，三十二篇，5198字。“泰山经石峪”镌刻了第一篇至第十六篇，计3017字。因年月久远，加之溪水冲刷，沙石磨损，现仅存一千余字，四十行，其中还有未完工的半成品“双勾”大字。

　　从书风上分析,

　　安道壹书写泰山经石峪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既有隶的体制又有楷的笔法。笔者以为，安道壹书写泰山经石峪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可以命名为“安道壹书体”。这是一种独特的前无古人的刻经书体。“安道壹书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的隶书书风，它为中国书法的创新与突破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安道壹晚期所有书写的摩崖刻石大都采用这种书体。安道壹在山东刻写了20座山的摩崖刻石,他一共消耗了20年的时间。其时间跨度，他写经刻经前后共经历了20年的时间。笔者以为，安道壹刻经写经共20年，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安道壹在洪范寺出家之后,然后在东平湖周边刻经,这是第一阶段。安道壹在这一时期刻写的经文，是语录式的。这些摩崖刻石大部分都是一段一段的,像“刻文殊般若经”,

　　共96个字的经文。安道壹反复地刻写,在一个山上用这样的笔法刀法刻写,那末，在下一个山上也用同样的笔法刀法写刻,他刻的是语录式的,就是般若经最精华的那一部分。

　　第二阶段，自安道壹刻写泰山经石峪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开始，直至其生命的终结。山东平阴三山北朝摩崖是安道壹的优秀代表作之一。安道壹用如椽之笔在二洪山半山腰的石壁上，写下了一千五百多字的佛经片段。字小者如桃，其字气势恢弘。字大者如“大空王佛”四字，高十一米，宽四点二米，其中佛字高五米，堪称北齐之前的汉字之最。安道壹的这种独特的的隶中有楷、楷中有隶的书体之中中，充分地显示出安道壹恣意纵横、任意挥洒了的独特书风。

　　笔者认为：山东的写经刻经都与安道壹有直接的关系,其中大部分是安道壹亲自书写。安道壹开创了佛教史和书法史上崭新的一页，他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今后应当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安道壹的写经刻经事迹及其书法风格，将这一功德无量的研究工作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