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基督教之没落：会昌法难之牵连

　　唐代基督教之没落：会昌法难之牵连

　　从会昌法难看唐代基督教之没落

　　有唐一代，对外来宗教来者不拒，于宗教首领皆给以份位，甚至以宗教人士参政。据上述碑文记载，景僧“伊斯”就曾以肃宗敕命参与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军事活动。为恢复遭受损失的景教，肃宗还下令在五郡重建景寺，其事在天宝十四年（755年）。

　　然而，短短九十年后，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唐代景教就走到了尽头。武宗崇奉道教，即位之初，就命道士赵归真在宫内修“九天道场”，自己亲受法箓，又服食金丹，希图“换骨”。会昌五年，下制书禁佛。史载“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兰若招提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中的“唐武宗灭佛”，又称“会昌法难”。

　　经此一劫，佛教受到沉重打击，而连带受累的景教更是一蹶不振。因此，主要针对佛教的“会昌法难”同时也可以视作中国基督教最早的教案。

　　会昌难起，原因颇多，如李唐崇道、武宗好丹、僧人势大（禁佛中收归国有的农田面积有一个法国大）、隐匿人口（僧尼及其所有的奴婢不入国家户籍，不缴税）、僧徒不法、归真讪谤等，历代学人多有著述。我们所感兴趣的是，武宗灭佛事在会昌五年，第二年武宗就去世了，其下一代皇帝宣宗在即位之初就下诏恢复佛教。因此，佛教虽受重创，却未灭亡，可为什么同时受难的景教却从此无法恢复元气？为什么一个受到帝国二百多年尊崇的宗教竟然无法从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打击中逃脱出来？是什么使得打击的力度如此之大？又是哪些自身因素使得景教如此不堪一击？

　　人们在接触会昌法难这段历史时总不免奇怪。当时的帝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虽经宪宗元和中兴，削平僭伪，重新统一了国家。但宪宗因服丹性情暴燥，随意诛杀身边宫人，天下初平便在睡梦中被内常侍陈弘志缢杀。穆宗继位，好嬉戏。长庆二年（822年），幽州、成德二镇复叛，天下又回到割据局面。而武宗的上一任文宗，在“甘露之变”后受制于宦官，郁郁而终。武宗本人，也是宦官所立。在这种情况下，天子政令难行，是常有之事，为什么在灭佛上却能如此雷厉风行？

　　其实，这其中是有原因的。武宗初即位，就任用李德裕为相。外和回鹘，内结枢密，极大地遏制了宦官的势力，宦官中势力最大，曾经在“甘露之变”中囚禁文宗的仇士良也在近于皇帝和宰相的压力辞职。武宗的权力在内部得到了加强。在外部，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唐朝廷和地方藩镇达到了一种势力均衡，地方诸强藩不再有从前德宗时期问鼎天下的愿望，朝廷也不轻易触动藩镇的既得利益，籍此维护稳定。所以，当昭义镇反叛时，李德裕拟诏书允许成德、魏博二镇子孙世袭，命他们进攻昭义，同为地方藩镇的二镇就服从中央，与朝廷的军队一起消灭了昭义镇，使这一大镇重新回归中央直辖。经此一役，武宗的威望在外部也得到了加强。

　　因此，从武宗一朝的时势分析，只要不影响节度使位的承袭和地方财赋，对于中央的诏命，地方藩镇是服从的，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也就在叛与不叛之间。

　　灭佛令就是这样一道对于藩镇来说无关痛痒的诏命。况且，对藩镇而言，服从这道诏命除了表示尊崇天子以使子孙世袭更显合法外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师出有名地占有寺产。会昌灭佛，所收耕地面积有一个法国那么大，这些土地都是中央和藩镇分肥了。而对中央而言，打击佛教除了得到寺产还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打击藩镇的人才队伍。中唐以后，士人不入朝，则入幕，许多士人或应试不中、或受上官压抑，往往入藩镇的幕府，而各藩镇为增强自身实力，也多方招揽人才，时有“藩镇得人”的说法。僧侣中有不少人才也为藩镇延揽，有些藩镇节度使退位后甚至削发为僧，如幽州节度使刘总就是如此，当时穆宗还赐法名“大觉”。藩镇与佛门关系之深不下于朝廷，昭义镇消灭后，残兵就多有入寺为僧的。因此灭佛之举，个人以为也不无削弱藩镇人才储备的意图。

　　正因为灭佛令的内外两利和武宗个人实际权力的加强，才使得灭佛令得到最大程度的贯彻。

　　那么，作为会昌法难的连带受害者的景教为什么又显得如此脆弱呢？我认为，这个原因要从景教内部来找。

　　其一，景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宗教。景教没有作为一个独立宗教的自己的名相。景教借用了大量的佛教和道教的名相。从敦煌出土的景教最早的经文《序听迷诗诃经》中看，天主被译为“佛”或“天尊”，经文大量使用了“果报”、“恶道”和“愿”等佛家名相。在稍后的《世尊布施论》中，又将天主译作“世尊”。如果说这些经文处于景教入华初期，不得不借用外教名相诠释自家教理的话，那么，从撰于阿罗本入华146年后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中，我们依然看不到景教自己的名相。虽然碑文包含了“天主无始无终，自有永有”、“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基督救赎”等基本的基督教教义，但是，这些教义无不是借用了佛教和道教的名相来表述的。如果是一个对基督教没有了解的人看到这篇碑文，他是无法从中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的宗教，而很有可能将其当作佛教或道教的一个教派的。特别是碑文中“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的句子更让人联想到道家的老子化胡的传说，景教的这篇碑文在这里竟然暗示景教系老子化胡的方外之教。由此可见，景教在入华后的一百多年中，一直没有着力创立自己的名相，这与佛、道二教有很大不同。一个宗教之所以能区别于其它宗教，彰显自身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一套本宗教的特有的名相。正如我们一听说“般若”、“四谛”就知道是佛教，一听说“九难”、“四辅”就知道是道教一样，名相是一个宗教的衣服。虽然在早期传教过程中可以也必须借用传教地的成熟宗教的名相，可当立足稳固欲求进一步发展时就必须创立本教的名相，否则是不能被普罗大众记住的。从景教入华一百多年却未创立自己的名相这一点看，景教教士的传教愿望显然并不强烈。

　　其二，唐代景教实质上是依附于皇室的高层宗教。唐代君主对各宗教都持扶持态度，使为之用。太宗皇帝要经略西域，适逢玄奘西归，便不但不追究他的私出国门之罪，还大加褒扬，使著《大唐西域记》。武周时，北宗禅法的普寂仗着朝廷支持立其师神秀为禅宗六祖而自号七祖，时称“两京法主”，当时慧能的弟子神会上京为乃师争位，居然悲壮地说是要“不惜身命”。而后来安史之乱时神会开无遮法会为人授戒取钱资助郭子仪，乱平后，终使朝廷追封慧能为六祖，他自己也被立为七祖。可见，唐代皇室与宗教的关系是扶持与辅佐的关系。皇室以国家权威给宗教以优遇，而宗教也以自己的方式向皇室效忠。景教也是如此，阿罗本远来，太宗皇帝也让他到宫内翻译经文。武周延载元年，景教教士阿罗憾为则天大圣皇帝造“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而景僧伊斯还参与了郭子仪平乱的军事作战。然而，与佛道二教不同的是，佛道二教在走上层路线的同时也注重走下层路线，既得到皇室的支持，也得到群众的信仰。因此，会昌法难虽然沉重打击了有形的佛教，却无法消灭无形的佛教。景教则不同。从资料上我们无法得知景教是如何在社会大众中传教的，但是显然景教并不重视基层福传。这一点从它在一百多年间没有创立本教名相这一事实是也可见一斑。同时，虽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中说景教在高宗时“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可是，此碑勒石后的四十三年，即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后在“甘露之变”中为仇士良所害的舒元舆就在《重岩寺碑序》中写道“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吾释氏一小邑之数”。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其时虽然经过安史之乱的破坏，但其时距肃宗在五郡重建景寺也已有几十年了。况且，乱世之后正是宗教传布的好时机，可景教却竟然在立碑后的四十多年里没有任何发展。由是观之，唐代的景教具有对皇室的高度依附性，并且忽视了基层传教。那所谓的“寺满百城”，大抵也不过是皇家的香火道院罢了。景教其实不过是唐皇室的依附宗教。正是因为没有群众基础，所以景教才只有“有形的宗教”而没有“无形的宗教”，一旦朝廷以诏命的形式取缔教会，教会便神形俱灭。加之教众极少，其一蹶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三，唐代景教入华时间短，加之基督教教义上统一性，无法形成其它宗教千宗百派、各自流布的局面。以佛教为例，入华以后，结合中国文化，形成了诸多流派，到唐代，仅著名的大宗派就有净土、法相、天台、华严、秘教、律宗、禅宗等，各宗都龙象辈出，形成百家说法、千宗度人的生动局面。有些宗派在会昌法难中受到极大打击，如天台，但也有些宗派顶住了压力，取得了更大的发展，如禅宗。景教则不然，会昌法难时入华不过二百余年，连自己的宗教体系都没有完全建立，遑论流派？所以佛教如树，截其一枝，余枝尚活；景教如柱，截其尾部，全柱轰塌。

　　从以上三个原因分析，会昌法难后，唐代景教之所以便走向穷途末路，很大程度上在于景教自身的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重视自身宗教体系建设和福传的群众基础。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在今天的福传工作中加以反思。